4月7日开播的电视剧《清平乐》，改编自畅销小说《孤城闭》，既讲述了北宋皇帝赵祯从少年登基逐渐把控朝政到殚精竭虑爱民治国的故事，也表现了在风起云涌的朝堂背后，仁宗的情感抉择和喜怒哀乐。仁宗少年登基，掌控天下生杀大权，却因心中对百姓的慈悲仁爱，这至高的地位和权利带给他的反而是压力。他仰惧天变，俯畏人言 ，治国如执秤，如履薄冰地保持着朝堂与天下的种种平衡。仁宗朝河清海晏，名臣才子辈出，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经济文化盛世，而这与仁宗一直以来遵循的“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并且广开言路也不无关系。
热播剧《清平乐》中的宋仁宗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其所著《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中对宋代的讲述：“有宋一代，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规模，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从此以后，中国两度面对外族的完全征服，还能重新站起来。可是，在面对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时，这一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不再能有接纳与消化适应的能力。”
本文摘自许倬云所著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辽（金）和西夏，与宋代中国时战时和。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国家与宋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同于过去匈奴、突厥与中国。他们并不志在侵入中国、取得土地，他们主要的要求是中国赠纳丝帛和银钱。这些丝帛，大概也成为商品，被转运到西方谋取利润。因此，宋代对北方敌国，并不常常以战、守为选项，而是以缴纳岁币来购买和平。宋、辽之间还有南海香料的转运，将南海诸岛出产的各种香料，经过辽国运往西方——辽国获得的是中转利润。日本和高丽那时没有在东西贸易的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他们和中国之间也有商品的来往。例如，宋国自己产铜不足，常常要向日本购买铜斤。高丽也常常承担日本和宋之间的中转贸易。至于宋和回鹘、吐蕃等之间的关系，河西和陇右具有重要的转运作用。宋国已经没有可以养马的地方，必须经过西方这条道路，以购买草原上的马匹。对宋而言，战马不够，和平的贸易却是双方都可获利。从这些角度来看，我的讨论角度就和单纯的汉族民族主义、正统主义的传统看法，有相当的差异。 
宋自居是中国正统，可是，眼看着四周的邻邦都比自己强大，甚至人口仅有数百万的西夏，由于兵强马壮，也不是宋能够抵御的。开国之时，宋太祖担忧大将拥兵自重，就像他自己一样可以随时取代皇位，于是杯酒释兵权，宋室解除武人篡位的危机。宋国因此重文轻武，武备不振。如前文已说，宋的周边，能够养马的地方都已经属于契丹或西夏，那个时代，没有马匹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军力。虽然自居为正统，宋终于无法不向四邻低头，每年以岁币交换和平。真要论经济价值，一年花上一些财帛换来和平，省下了养兵和作战的费用，其实也相当值得。不过，中国损失了尊严，也没有自卫的主动能力，这是宋国开国以来就必须面对的两难之局。两宋三百年，始终无法脱开这魔咒。 
若论文化的高下，辽国和西夏都相当程度地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在生活方式上虽有南、北之分——例如，北方多用乳和酪，南方只是饮茶；在其他方面，尤其日常的工艺，从考古的资料看，这两个北方的胡人国家持有的水平并不低于中国，无论是瓷器、冶金、编织、建筑等，都达到了与当时宋国同样的精密程度。西夏的钢剑锋利无比，东方称最。两个北方国家的医术和算术，由于接受唐代已经综合的东、西传统，而且颇已普及民间，其水平也不下于宋人。辽国和西夏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中国传统的典籍。从他们的著作看，水平也不低下。辽与西夏各自创造了自己的书写文字，借用汉字部首来书写拼音文字。辽文（契丹文）还有大字、小字两种文字，各有特定用途。 
南北相比，只是宋国的都市化比北方国家高出一筹。毕竟，北方两个国家还是一半以牧养为生，一半才是农耕和城居；而宋国完全是精耕农业，配合市场经济和区间贸易，构成一个绵密的商品经济的交换网络。 
《清明上河图：北宋繁华记忆》
本书以反映古代中国城市经济城市经济高度繁华时期的社会风貌的画作《清明上河图》为研究对象，深入浅出，介绍了北宋中央城市的商业、民俗、公共娱乐设施、民众生活状况诸因素，剖析了古代中国的城市布局，城市文化特点、源流，对图中的细节之处也做出了细致的讲解，间距学术性与普及性。且涉及城市史、艺术史、城市历史地理、宋史等多个学科，呈现多领域交叉的特点，能够吸引众多不同爱好的读者。
政治制度方面，辽国的政府结构是二元的——契丹人的贵族和其他归附契丹的游牧族群，占有偏北的牧地；本来属于中国的偏南地区，汉人却是居住在都市和村落里，以农业和商业谋生。因此，辽国的统治体制分为南北两部：北院管理胡人，南院管理汉人。而且，有些汉人居住的城镇被划为某些贵族的领地——例如，皇后、王子、皇亲都可能得到一些采邑，供养他们的日常生活。国家是一个战斗体，胡人是服兵役的主体，汉人不过是附属的差役——在军中，胡、汉地位完全不同。如此安排的两级制，当然引起北方地区汉人极度的不安与不满。偏近南北边界的一些汉人组织为地方性的武力，据地自保。他们有些是民间自卫组织的制度化，也有些是前朝边防部队的延续。这些地方武力，在金、元占领北方时，还有若干地方军阀以“汉军元帅”的身份存在，保持半独立的地位。 
西夏相比于辽国，国小人少，正因为如此，居于统治地位的胡人，和他们国内的汉人居民，其社会地位存在更大的差距。西夏内部族群的不平等，较之辽国情形更为严重。如此族群分歧，终于孕育了北方汉人的族群意识。 
北方的汉人发展了族群意识，宋人立国的尴尬地位，也使宋人重新思考胡汉之间的差别。大唐开阔的胸襟，本来是远悦近来、来者不拒。在天可汗加大皇帝的格局下，胡汉之间并没有严重的阶级差别。唐代接纳各种外来的思想和信仰，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和中国原有的道教、儒家并存，中国并不需要特别标榜本土的文化特色。也因此，这些外来的信仰和思想，在唐代可以相当自由地混合、重组，构成新的体系。佛教就是最好的例子，唐代佛教华化，东土佛教实际上已经不同于印度的原始佛教，也不同于南传和中亚的佛教。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祆教徒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长期混乱，各种胡人以中原为战场，夺取中国的子女、金帛。丧乱屈辱之余，汉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价值，韩愈、李翱遂在中唐以后提出对中国文化的反省。从唐初到盛唐，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推广并没有出现出色的成绩。韩愈提出的“原道”，乃是重新肯定本土的文化传承，将儒家的终极关怀之处，归结为一个“道”字，其内容则是儒家的仁、义、礼、智。站在儒家的立场，韩愈高举排除外来传统的旗帜，将佛教等外来宗教当做夷狄的文化，主张重新确认华夷之辨、内外之分。 
唐代晚期种下的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国开花结果，引发了对于儒家理论新的阐释。宋学一脉，代替了汉代以下的儒学传统。宋学的起始，在初期也是从宇宙论和知识论下手，其中采用了不少道家的成分。但在北宋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却是逐渐走向“内圣”修己的方向，不太注意“外王”济世的部分，也不太注意宇宙论和知识论。北宋理学派别众多，互相批判，形同水火；他们之间，兼容、综合的工作反而不多。经过靖康之变，国亡家破，只剩半壁江山。宋代学者痛定思痛，开始注意到人间的秩序。朱子之学，特别注意人间的伦理，将一切人事都放在伦常的规范之内。朱子在世时，朱学并没有成为显学，可是跟着时代的需要，朱学很快就成为儒家的正统。 
两宋学者组织的儒学，可以说是汉代以来规模宏大、海纳百川的文化传承，此时结晶而成的一套严整的思想体系。结晶化——正如碳结晶为钻石，坚实无比，可是从此失去弹性。儒家经过两宋的锤炼，使中国文化思想成分，有一个明显而可以遵循的模式；可是，也从此拘束中国文化，失去了吸收外来成分的能力。儒家思想的宋学化，既有其时代的需要，也有其长久的影响。是功是过，将是我们不断辩论的课题。 
与儒学发展相并行的，则是宋代儒生的社会地位。如前所述，宋开国以来，压低过去武人的社会地位，重文轻武，政府中的职位全由文人担任。开国以后不久，这些文职人员，大多科举出身。唐代的科举制度松懈，关说、援引乃是常事，其实并不认真考核举子的学问和能力。宋代的科举制度则是非常严密的规划，不仅确定了如何考核举子对经典的理解，也有许多防止作弊的措施。今天我们习惯于台湾的大学联考和大陆的高考，都会理解在这种考试制度下，记诵而不是发挥，才容易取得高分。一代又一代，经过考试的磨炼，学生们往往失去了自动自发的学习精神。宋代科举出身，在政府中有相当的保障，一登龙门，名利双收，对于儒生当然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方式，经过几代的发展，就会孕育出一个读书人的社群，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热播剧《清平乐》中的北宋名臣范仲淹
既然考试的知识范围需要根据当时官方认定的理论来确定，参加考试的举子们当然也就受这一套理论的熏染，难以有自己的意见。北宋王安石变法，对于儒家经学有一定的解释，只要“新政”存在，这一套官订的学问就约束了一代的思想。王安石“新学”的权威并没有维持很久。但是，儒学本身的权威，却从此成为中国思想不可撼动的力量。自汉代董仲舒以后，曾经有想将儒学定于一尊的愿望，但这一个愿望，直到宋代才算完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这一个结晶化造成的僵化，毋宁是灾害大于贡献。
儒生社会地位的稳固，其齐家治国的理想相当程度地促成了“家族”的形成。宋以后的家族不同于汉代的豪族，也不同于唐代的大族，那些都是由一个核心家庭领导很多附属的人口所构成的社群共同体，宋代家族基本上是血缘的组织，也许不过三五代的直接亲属，这些数十口到将近一百人的亲缘族群，构成互助共存的生活共同体。宋代开始，亲缘团体拥有族产，作为照顾亲人的具体福利，例如义学、养老，等等。读书人成为一个社会群体，又能以亲缘脉络延续其地位，遂形成士据“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在每个县级地方上，儒生家族常常号称耕读传家，若干家族即可结合成为地方上的主要稳定力量，他们也就是地方上最常见的利益集团。这种变化，确定了中古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以至于要到近代才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史研究上，所谓唐宋转换，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一重大的转变是多方面、各种条件的互动，是经过五代以后长期的演变才完成的，才形成了前近代中国的格局。回顾过去，“汉人”的确定性，在天下国家体系内并不显著。在宋代，四周同时存在几个政权体制，虽然和典型的列国体制并不完全相同，终究还是有了尔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国本部之内的人才肯定“我者”自己是所谓“汉人”。“中国”也在列国之中，被界定为一个以汉人、儒家为主的，配合佛、道来作为其本身文化的地区。若与东亚以外其他地区发展对比，欧洲的天主教会在这个时代凌驾于列国体制之上，伊斯兰文化地区虽然有不同教派，各自在其领域之内以教领政，也是有一个普世性的政治系统。中国的发展，与这两个地方的发展有其类似处，即儒家的普世价值性可以超越“中国”，可是“中国”终于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 
相对而言，欧洲在近世经过宗教革命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普世教会从此解体，只剩下梵蒂冈教会的形式。伊斯兰世界经过欧洲帝国主义的冲击，其各个教派只能管到自己的教众，在实质上也失去了普世特性。倒是中国的儒家，并没有教会，也没有明显的组织。儒生是寄托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难以改变。这是中国历史的吊诡性：稳定——甚至超高度的稳定，却难以适应外力引起的新环境。 
有宋一代，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规模，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从此以后，中国两度面对外族的完全征服，还能重新站起来。可是，在面对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时，这一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不再能有接纳与消化适应的能力。
end
图书推荐
作者从比较文化的宏观角度分析中国文化的形成、演化和转变，指出中国文化在发展之初有两个特色:一是通过天命观念去理解天人合一的奥秘；二是借亲缘观念来建立社会组织。在讨论近代文化的转变时，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种种困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保守”抗拒 进步，“传统”抗拒“现代”。
活字文化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
▼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许倬云所著《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文化
国家
中国文化
佛教
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