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水浒传》是流氓道德战胜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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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人当年传诵这些故事于市井，唯以取悦听众为要务，未必能够弄清个人英雄事迹与集体暴虐行为的分别。但这些故事迄今犹流传不衰，的确显示出中国民众对痛苦残忍的麻木不仁。但正因为书中对暴虐的歌颂主要是不自觉的，现代读者倒可以把七十回通行本看作一则充满吊诡的政治寓言（众好汉最终全部聚齐一堂，他们仅仅变成政府的有效工具，彻底失去了自身的团体属性）：官府的不公不义激发了个体的英雄主义，但好汉们一旦成群结党，却又足以斫伤这种英雄主义，而滋生出比腐败官府更邪恶的恐怖统治。从这个角度理解，七十回本《水浒传》是流氓道德战胜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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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集团所遵循的不过是一种流氓道德

我根据英雄的律条，指出梁山好汉具有的特性：充满手足之情和同道之谊，富有尚武精神，慷慨侠义，以及坚决抵制色欲与尽情享用酒肉的习性。熟悉教科书上对《水浒传》的介绍的读者也许会期待看到有关梁山好汉反抗政府的立场和革命志向的分析。然而，尽管有少数的激进人物表现出了这种倾向，反政府的态度却不是一个英雄所必需的特质。屡次打败官军之后，梁山好汉们坚持接受政府的招安，接着就为国家讨伐反政府的叛将（在后世许多模仿《水浒传》的小说里，梁山好汉始终积极为政府效力，甚至从未有过反叛政府的阶段）。

许多大名鼎鼎的梁山好汉原是军官，他们虽然不完全符合英雄的律条，但由于负有剿灭梁山叛乱的使命，他们最初的志向也跟《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一样，是想通过效忠政府来获得名誉，光耀门楣。而一些平民出身的英雄，特别是阮氏兄弟，道出了在政府压制下的人民的不满情绪，他们的言语和歌词也因此常被批评家断章取义，引以为小说主题的表达。

但一般说来，这些英雄虽然反对作恶多端的官吏和不公不义的人，却并没有那种激发革命热情的抽象的愤恨。一般人都把“逼上梁山”这个俗语解释为受到官吏残害的英雄被迫到梁山泊去寻找他们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然而，除了林冲遭受高俅长期迫害这一典型之例，几乎再无其他英雄能符合这一描述。大多数次要的头领是自愿入伙的，有的仰慕宋江的名望，有的贪图梁山泊所能提供的安全环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纵非鸡鸣狗盗之徒，也是底层社会的贫民，对于最初致使他们沦落底层的不幸或不公之事，小说有时简单带过，但从未正面强调。军官、低级官吏、上层市民等这类被逼上梁山的主体人物，几乎都是极不情愿地屈服于梁山团体的势力，他们根本不是政府迫害之下的牺牲者。

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林冲形象

因此，就反政府这一主题而言，我们必须把个体的英雄和作为一个集体的梁山英雄加以区分，这一做法极其重要。单个好汉遵守的是英雄律条，而梁山集团所遵循的不过是一种流氓道德，这对英雄律条而言实在是一种讽刺。单个传奇中的英雄，像鲁智深、林冲、武松，甚至包括宋江，都是有荣誉感的人。他们如果受到不公的迫害，就以勇气与尊严对抗不公，以此确立自身的男子气概。

但就在王进、史进、鲁智深和林冲等人的冒险事迹之后，我们读到一段重要的情节，其中特别歌颂了瞒骗与欺诈。在这个故事里，组成梁山集团核心的七条好汉凭借一个次要头领的帮助，巧妙地劫夺了一名官吏献给蔡京的生辰纲。诚然，蔡京是朝中四大奸臣之一，这些贵重物品也代表着通过非法手段剥夺而来的人民的财产，但重要的是，小说此前数回所写的英雄绝不屑于加入这样的阴谋，因为他们耻于向贪欲低头。但吴用、晁盖、阮氏兄弟，以及别的同谋者却觉得成为抢夺这批礼物的盗寇并无不是之处。进一步说，他们的行动并不需要个体的勇气和力量，这只是“智多星”吴用导演的一次审慎的集体行动，而且行动一举成功，堪称完美。

在实现复仇和追逐荣耀的过程中，个体的好汉绝不顾及自身的安危，但那七条好汉在智取生辰纲、占据梁山泊之后，最关心的就是团体的安危。在一百〇八将实现大聚义之前，这个人数与力量不断扩充的盗寇集团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重要任务—保存并增强团体的力量，尽管他们夸口说这是铲奸除恶，替天行道。

因此，作为梁山集团的历史叙述，七十回本《水浒传》的叙事重心落在了招募英雄和对外侵略这两类事件上。为了招募英雄，梁山集团不惜使用最残酷的手段。第一个受害者是军官秦明。秦明具备万夫莫开之勇，对梁山集团非常有用，因此宋江设计陷害他，终令政府公开宣判秦明为反贼，连带其举家老小皆被处斩。被俘后的秦明受到了宋江的礼遇，这个性格急躁的军官听罢道歉，也只好向残酷的现实低头，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江竟立即为秦明找了一个新夫人，以补偿他的失妻丧子之痛。

梁山人马一边收编天下英雄，一边不断大动干戈对外侵略。他们经常需要攻打城池，有时为营救被捕的兄弟，有时是为抢夺必需的粮草供给，但他们对于祝家庄和曾头市的系统性摧毁，只能说显露出了他们施虐与贪婪的一面。这两个村子也是配有军备而且尚武好战的田庄，与孔氏兄弟等梁山好汉入伙之前活动的村庄并无多大不同。村中居民具有独立精神，自发练武修备，也是为了不受政府的压迫，从这点上看，他们与梁山好汉并没有多大区别。然而，梁山集团痛恨他们的敌对独立行径，双方常常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反目成仇。因此，对这两个村庄而言，遭到梁山集团的彻底毁灭实属必然。当曾头市的庄主因为两个儿子在抵抗梁山人马时被杀而悲痛万分、下书求和时，梁山集团听信军师吴用的献计，趁机引诱对方进入圈套，结果其一门老小悉遭杀戮。

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水浒传》书影

《水浒传》中的厌女倾向

对于英雄好汉而言，另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考验是色欲的诱惑。梁山好汉大多不曾结婚；至于那些已婚的英雄，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很少被提及，除非他们的妻子造成了什么麻烦。杨雄和卢俊义因为勤于练武而使妻子独守空帷。而宋江出于慈悲之心，买了个名叫阎婆惜的女孩。即便两人始终保持着距离，鲁莽的李逵仍觉得宋江跟阎婆惜的关系是他生命中难以被原谅的污点之一，正如他去京师秘密会晤名妓李师师一样。

对于专心练武的人而言，禁欲可能首先是有益于健康的，不过，在梁山故事形成之时，禁欲已成为英雄律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既然大部分英雄都没有足够的财富供他们慷慨施舍，而且他们杀人、盗窃、放火的行为并不会招致同伴们的反对，那么，节制性欲就成为衡量他们的精神力量的唯一标准。

梁山好汉中仅有的一个经常被同伴们公开责难和嘲笑的好色之徒是“矮脚虎”王英，他后来与女将扈三娘结为夫妻（像扈三娘这样一身英气的女性凭自家本事成为“好汉”，便不再被男性当作敌视的对象了）。为了同英雄好汉有所区别，诸如田虎、王庆、方腊这类作恶的反叛领袖，以及很多次要的负面角色，都被描写成了纵欲淫邪之人。而武松、鲁智深每每看见跟年轻女人厮混的和尚道士时，就愤怒得想动杀机；李逵则一见美女就生厌恶之心。有一次，李逵跟宋江在一家酒楼吃饭，一个卖唱的小姑娘殷勤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勃然大怒的李逵“两个指头去那姑娘额头上一点”，她便跌昏了过去。

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扈三娘

《水浒传》里的女人不仅因为恶毒和不贞而受处罚。我们简直可以说，她们受罚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是无助的充满欲望的生命体。一种心理鸿沟把她们跟自律的英雄们区隔开来。正因为梁山好汉不近女色，他们对于女人有一种下意识的恶意：认为女人是他们最厉害的敌人，是对于他们违背自然的英雄式自我满足的一个嘲弄的提示。

小说中四个主要的女性—勒索者阎婆惜、弑夫者潘金莲、诽谤者潘巧云以及密告者卢俊义的妻子贾氏—都是邪恶的，而不论她们还有其他什么罪，她们都是因为不满婚姻生活或对受拘束的命运的不甘而与别人私通的女人。对她们而言，欺骗与残酷乃是获得性满足的方式。所有对她们施加惩罚的可敬的英雄，无一例外都痛恨她们对欢乐的渴望和对生活的追求。好汉们必须将她们处死，以使英雄的律条得以继续存在。以下这个关键场景可以说明，这种憎恨女人的施虐行为表现了非理性的报复。

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

潘巧云背着丈夫杨雄私通且诽谤杨雄的好友石秀，两个受伤害的英雄把她拽到荒凉绝迹的翠屏山上：

杨雄道：“兄弟，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剥了衣裳，我亲自伏侍他！”石秀便把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杨雄割两条裙带来，亲自用手把妇人绑在树上。……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得。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

一部在幻想破灭的失望之中结束的小说

大陆的一些批评家不约而同地称赞《水浒传》为伟大的革命小说。他们误把梁山好汉看作追求开明的政治经济革命，具有阶级意识的农民力量先锋队。这本小说的主要英雄中，也许只有李逵可以称得上是农民，虽然他也早已经脱离了乡村，变成下层社会的一个游民。

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李逵

不过，既然小说确实表现出一种普遍而深厚的对昏聩政府的不满和对奸臣恶官的仇恨，这种“革命情绪”只能看作阴暗报复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小说一方面有意地肯定了忠义和公正的理想，描述了梁山集团即便在暂时心怀不平的情况下，他们的忠心耿耿仍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几个著名头领和梁山集团本身沉溺于杀戮和施虐的状态，又应被看作社会动乱的一大根源。

在小说里，所谓革命力量的觉醒远逊于无意识力量的爆发。而任何一个力求生存的文明社会，都必须克制这种无意识力量的肆虐。李逵就是这种黑暗力量最主要的象征，正如他的师友宋江是儒家忠君之道的主要象征。这部小说的思想意识张力就存在于这一对不可分离之人的微妙的交互影响之中。

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中的宋江

宋江的人格历来让中国人感到迷惑不解。明朝大批评家李贽把他看作忠义的化身，但是另一位更有影响力的评论家金圣叹则认为宋江只是个伪君子而已——他因此还把小说略加改动，以使宋江的虚伪更为明显易辨。如果说宋江代表了一个浮夸言辞，拥有外在名誉的开明造反者，李逵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背叛者，对于无知与残酷均保有最完整的自由。作为一个深受儒家理想影响的狡猾领袖，宋江永远不能公开宣称做叛徒之乐：摧毁并篡夺皇位的由衷喜悦。李逵则坦承这种快乐，他把做皇帝的命运强加在他的首领宋江身上，但由于他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野蛮人，自然无意肩负政治野心带来的重担和责任。对他而言，夺得皇位的目的就是使梁山好汉的友谊永恒化，以及能够更大规模地享乐。

虽然在效忠皇室的问题上宋江和李逵的意见相左，但他们都希望能铲除朝中的四大奸臣：蔡京、童贯、杨戬和高俅。他们四个人象征了国家的腐败与积弱，因此无论是忠心报国的臣僚，还是无法无天的背叛者，在他们看来，不罢黜与处罚这四个人，就无法恢复健全的政府。但在整部小说中，这四个人尽得皇帝信任，梁山好汉想在政府中有所作为的理想注定无法实现。最后，面对这四个奸臣的权势，有名无实的徽宗和有望称帝的宋江只能感到同样的无能为力。李逵对此形势甚感愤怒，但单靠一己之力却也无济于事。

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中的高俅

甚至连做了鬼魂的宋江和李逵，也还是格外地符合各自的性情：一个不忘忠君并请求死后的名节，另一个抡起大斧要找皇帝报仇。在中国的非历史小说中，鬼魂常常是最可靠的复仇者，但是这两位英雄的灵魂受到历史史实的阻抑而未能施展他们的手段：宋江只能跟手中无权的徽宗互相安慰，李逵也最多在冥冥中抡起双斧威胁皇上一番。当然四个奸臣并未受到任何处罚，而梁山英雄们虽然得到了身后之名，小说的最后也记载了他们在奸臣手中的悲惨失败，因为他们从来不曾彻底地抵抗奸臣的邪恶。

因此，宋江、李逵和徽宗只能是民间通俗想象的产物。在各自的领域内，他们三人皆有传说流传于世，但他们无法着手应对一个具有邪恶力量的客观现实。这不仅是因为说书人受历史事实的过分限制而不能赋予梁山好汉一个胜利的命运，他们也许是真的为儒家的入世态度以及下层社会的豪侠精神终不能战胜邪恶的局面感到困惑。

在小说中，除了前几回的高俅外，四个朝臣始终是故事里没有个性的老套恶人，但是他们的恶毒与怨恨，在英雄们争取朝廷承认和建立功勋的计划愈发受挫之时，反而变成一种形而上的真实了。这部小说以一种刚健、自信的活泼基调开始，却在一种带有出世退隐意味的幻想破灭的失望之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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