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诊所停开、安全套减产……疫情中的流产与避孕
在过去一个季度的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中，各地（尤其是身在湖北）的孕产妇在产检、分娩、就医上遇到许多难题。一些看到这些问题的人们为此在线上和线下建立了志愿团队，为她们搜寻和交流医院信息、提供医学与心理援助、就医接送等。
生命降生带给人们希望，但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些需要人工流产的女性，同样被疫情和封城困住了。
问答网站上有许多她们留下的帖子，有的是询问当下医院能否做人流手术，有的诉说着周边医院的妇产科不运作、不敢告诉在自己身边的家人、封村了不能出去、出去了可能要面临隔离等等情况。这些不打算近期生育的女性，很多都担心拖太长时间后，引产手术会对身体负面影响更大；还有的，找到了医院，但没有麻醉师，只能进行有痛的手术。
某乎上的一些提问（滑动查看，点击放大）
还有人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滑动查看，点击放大）
与打算生育的女性不同的是，想要流产的女性可能不敢和身边人求助，而求助了可能也得不到相当的共情和呵护：在那些求助贴下面，就有不少劝她们不要流产或是略带责备的回复，好像意外怀孕和想要流产都是当事女性的不应当。
随着疫情蔓延至全球，很多国家都有了相似的问题与不同的应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建议各医疗体系暂停非必须和不急迫的程序，以提高医院应对紧急医疗护理需要的能力；在这之后，得克萨斯州、俄亥俄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州相继把人工流产归入“非必要”的医疗程序，促使流产诊所关门[1]。
“如果德州的人工流产服务关闭，去往可行诊所的平均车程将会单程增加1925%，即从12英里变为243英里。”（图片源自：https://twitter.com/Guttmacher）
但在这些决定出台之前，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妇产科委员会、妇科手术学会等八个协会已经发表了联合声明[2]，提出应对疫情的举措中不应该包括对人工流产的取消或是延迟。声明中说：
然而这些话显然没有被上述几个州的州长所接受，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疫情来临之前就试图减少可以实施人工流产诊所的数量。有人担忧，被关闭的诊所在疫情结束后可能再也无法重新开放了，就像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德州执行三年的反堕胎法之后，至今该州的流产诊所数量也没有恢复到13年前的水平[1]。而如果有需要的女性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实施人工流产，不安全的地下市场就有可能会兴起，她们的健康与生存状态将更加无法得到保障。
“流产是必要的健康服务，不是非急需的！”（图片源自：https://twitter.com/bluefuturenow/）
在英国，由于隔离措施和医疗调用，许多诊所都不再能提供流产手术。英国孕期咨询服务处[3]估计，在预估的疫情高峰13周内，至少有4.4万名女性会需要药物流产，而根据规定，女性必须亲自造访诊所问诊才可以获得药物，并且必须在诊所内服用第一种药物，第二种药才可以选择回家服用。
但其实，在其它一些地方，比如澳大利亚和美国部分地区，则没有这样的规定。因此，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皇家助产士学会等[4]呼吁卫生部修订政策，允许有资质的诊所和医生通过线上问诊将流产药物邮寄给女性在家服用，以减少女性为了获取问诊和药物而不得不外出（甚至出远门寻找能接收自己的诊所）的数量，从而降低她们接触他人而交叉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也在3月23日签署通过了相关的决定，但令人疑惑的是，决议发出几小时后又被撤回了，称是“错误发布”。有反对流产的人士称，决议被撤回是他们给国会议员写信争取的结果。在多个医学组织和公共卫生学家的新一轮呼吁之下，到了3月30日，英国卫生部才再次发布了允许妇女在家药物流产的决定[5]。
药物流产有时效性，视不同地区的指引和规定，怀孕超过十周甚至七周后就不被建议采取这种方式；而如果采用手术，怀孕周数越大，手术的复杂性也会相应提高。在政策的反反复复和各种限制之下，加之疫情和怀孕本身带来的压力，女性大概承受了成倍的精神负担。
而不仅是流产，关于是否只能在医院而不是生育中心或家中分娩、分娩时能否有家属陪同、婴儿出生后该不该和疑似感染的母亲分离等生育安排，不同机构和地区的指导意见或决策亦各不相同。这些措施让孕期的女性置于不确定性之中，或是让她们忽然失去了许多选择——被疫情“次要化”的选择。
医学人类学家Cassandra Yuill[6]不觉得这些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她提出，和生殖医疗有关的选择在现代被视为一种健康领域的消费行为，而不是视为一种基本人权，所以在疫情之下，才会产生关于和生育有关的种种医疗服务“是否必需”的争议。国家抗疫举措对女性正常生育和流产的冲击，也让BBC节目主持人Emma Barnett[7]说感到“女性的身体越发地受制于国家”、而不是由她们自己把握。
“世界最大的安全套制造商称，全球安全套供应可能进入不足状态。”
随着疫情的持续和全球蔓延，安全套生产的原料和人力受到影响的消息也在网上热传开来。而且，医疗资料的紧缺和紧急调配，对于女性获取口服避孕药等其它避孕措施也会造成影响。而供应减少的同时，需求可能又在上升。有医生总结了埃博拉疫情的经验，提醒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注意保障避孕和流产服务的供应[8]：
这一教训对应的埃博拉抗疫经历是，在非洲，一些学校为避免病毒传播而关闭后，没有学校可去的女孩子们更可能被迫从事性交易、结婚或是发生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而如果她们怀孕并分娩，重新开放的学校又不再接收她们了[9]。
而即便是在经济情况更好的地区和家庭，不只是在家办公的伴侣们自愿的性生活频率可能上升，强迫或无保护的性行为和家暴一样，或者作为家暴的一部分，也有可能增加。对此，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投入了更多支持各国政府保障避孕工具生产链的工作[10]，也在其发布的《COVID-19: 性别视角》文件中强调，在大流行病中，性健康、生殖健康和相关的权利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公共卫生议题[11]。
因为疫情带来的居家隔离和避孕措施不足，国内外都有网友提出，一个“疫情婴儿潮”可能会到来，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觉得病毒蔓延带来的社会和心理不安会让大家不想生小孩。疫情像一面镜子，照出许多既存的社会问题，而一个社会关于性和生育的政策，也是一面照见对女性权利态度的镜子。在鼓励生育的国家，如果疫情照见出对孕期女性的种种不友好，也许社会整体的生育意愿只会下降。
“底线是什么？”BBC电台主持人Emma Barnett[7]说，“我们需要信任女性，让她们自己去了解她们的身体、局限和权利，并让获取医疗的渠道尽可能简单。我们不是自己选择成为能怀上孩子的那个人的——但尽管现在是国家遭遇危机的情况，限制我们的选择也颇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使女的故事》的意味。没有人需要比现在更糟糕的反乌托邦了。”
文| 小敏，研究生育、性别与社会互动的女权主义者
编辑| 李合子
参考资料（请滑动）：
[1] The New York Times: Make Abortion More Available During the Pandemic — Not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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