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前必须说明的内容
在大理生活了整整七年，七年间，看着大理变化，发展，好的，不好的。一直以来，人们对大理有太多向往，这些向往，借着时空阻隔而变得异常美好，如《楚门的世界》般既真亦幻。
今年七月彻底搬离大理后，总觉得有必要把我对大理的真实感受写下来，也算是对七年的大理岁月做个总结。在正文开始前，有几点说明必须提前表达清楚：
一，本文涉及的大理，指外来移民聚集的大理社会，与大理本土社会无关。这是大多数大理移民的通病，我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大理本土社会中去。有人觉得自己为大理本土社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或与本土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但事实上，大多数大理移民无论精神思想还是生活习性，都独立于本土之外。移民之间形成的强烈认同感，与本土关系对比鲜明。而我要讲述的，就是这个独立于本土之外的大理移民社会。
二，由于“大理圈子”的不同，我的所见所闻具有局限性，不代表全部。
三，这完全是从我个人感受出发的一篇叙述，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我尊重所有人按他们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权力，也尊重所有人的信仰，喜好，习性，行为表达方式等等。大理移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万花筒社会，而这种五花八门的生存状态，也正体现了大理包容开放的一面。可是既然作为文章公开发表，为真实表述我的所思所想，难免会让部分大理移民躺枪或自行对号入座，在此先行作揖。
为什么来大理？
2009年冬天到大理旅行，阳光和煦，银杏灿灿，洱海清澈的浪花里翻滚着蓝天白云。双廊的民宅外墙上布满螺壳，狭小的石板路古朴寂寥。大理古城慵懒散漫，破旧的土窗台上几只色彩艳丽的绣包爱搭不理躺在那。小巷里院角的三角梅肆意伸张，把热烈的颜色涂抹得到处都是。明晃晃的天空下，斑驳萧瑟。偶有三两人，不紧不慢从苍山顶倾泄的光线里走来，与行色匆匆无关，与现实慌张更无关。
山清水秀，四季如春，说的就是大理。
这次到访，让我想起少时记忆中似曾相识的宁静。所以，2009年冬，我在大理置业，计划有朝一日在大理闲度余生，不失为人生幸事。由此，我大概算是最早“刺激大理房产”的那拨人，归于部分大理早期移民眼中“大理原生态生活的破坏者”之列。
2011年生活变化机缘巧合，辞职后，举家移居大理。
其实，大多数的大理移民，最初都可以归入“环境移民”的行列。在大理坊间有句流传甚广的玩笑：北京PM2.5爆一次表，大理房产就涨一次价。
2013年前的大理还有一个优势，物价低廉。这为很多早期移民提供了更有利的现实生活可能性。一个十几二十平的铺面每月三五百块钱租金，自给自足的手工艺人，小商小贩，简餐咖啡......易于谋生。鲜有竞争与周围利益的刺激，早期移民更多的只为生活，不为求财。
这种情形从2015-2016年开始变化，人们来大理不一定为了逃离都市污染或喧嚣，一部分人加入大理移民阵营是冲着大理如火中天的旅游业与房地产业，投资成为新兴热门话题。
大理经历了什么？
2013-2014年间，算是大理跃进式发展前的能量储备期。
当时许多早期移民已感受到迎面而来的商业化气息，痛惜不已，感叹大理逃不过城市化发展进程，也开始“堕落”了。
他们一方面在发展中尝到了甜头，从前不死不活的店铺营收屡创新高；另一方面大声疾呼奔走相告，希望留住曾经那份平静与萧条，最好，再稳住跃跃欲高的租金。
然而商业发展的嗅觉是最灵敏的，哪里有机可乘，哪里就有人砸钱。且不说各房地产商，旅游运营商等大型项目的投资，仅仅古城人民路，也开始大量资金涌入。
这期间有过一个极端案例：据传一位福建或温州商人，车上载着几麻袋现金，沿着人民路找每一个房东谈租房，要把他们的铺面长租下来，一旦谈成，直接几年租金一次性现金摊在桌上，立即签订租房合同。坊间盛传，不知真假，但可见当时人心惶惶。
为什么大理移民如此关注人民路的变化？
当时大理古城最重要的商业街无非三条：复兴路，洋人街，人民路。复兴路与洋人街商业开发较早，基本属于本土经济。大理当时作为小众旅行目的地，更多地出现在旅行社昆大丽线路的中间站，游客匆匆逛过复兴路洋人街后便即启程前往丽江或昆明，而人民路破败冷清的景象为绝大部分游客所忽略，枉论商业。
但这种情况正好给了大理移民谋生的机会。租金低廉是大理移民进军人民路的最主要原因。亦商亦住，一边生活一边挣钱，成了早期移民标配。经过几年孕育，人民路从上至下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外来者，渐渐把本地居民的早餐店，小饭店，理发店，电器修理铺，裁缝店等原生商业挤出了这条原本以生活为主的街道，人民路开始以文化艺术为基调崭露头角。
这条路的租金变化最直接影响到大理移民的生存状态。
2015年-2016年商业化竞争，房租呈几何形式翻倍，老移民被迫离开他们钟爱的人民路，隐遁乡舍谋求安身。很多人对这种变化捶胸顿足，呜呼哀叹，“乌托邦”溃散，他们的理想主义乡间被资本裹挟一去不返。
与此同时，大批生机勃发的新移民涌入，接替了早期移民在人民路的位置，更新换代。2014年-2015年间，曾经作为人民路文化地标的书呆子书店，海豚阿德书店与读诗吧书店，与作为重要手工艺地标的要物手造与囍手作等个性门店纷纷撤离。
也有一小部分商业头脑敏锐的老移民抓住发展机遇，不仅在洪流中幸存下来，并且在跃进式发展中占得先机，如鱼得水。
与此同时，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大理移民投身于客栈餐饮行业，无论大理古城，苍山脚下，还是环洱海边，大量民间资本投入，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从早期的青旅客栈，到后来的豪奢民宿，大理移民的行事作风发生了改变。后到者追赶着先来者，打破了原本以生活为目的的生存状态。
经历了一系列奔放式发展，民间投入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盲目，因此，在2017年初洱海环保整治一刀切政策下，许多大理移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打击。
快速发展的利益刺激，不利政策的全面打击，以及移民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导致整个大理移民社会一改早期逍遥自在的理想国状态，分裂成许许多多不同的“大理圈子”。

大理圈子
“大理圈子”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界限，属于半封闭社交圈。朋友圈曾经发表过一段有关“大理圈子”的描述，摘抄如下：
“大理是一块人妖神魔共同栖息的土地，在大理，没有人界妖界神界魔界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四界关系复杂到难以想象。打个比方，人妖神魔可以自己任意转换性别——男女或不男不女——一会儿你侬我侬，一会儿四界大战。不仅不同界之间上演排列组合的相生相克，同界内也是矛盾重重。并且，四界物种还能互通，一会儿归妖界一会儿归人界，乱像丛生。在大理长期定居，需要掌握四界之间难以把持的平衡。一般人类其实最多一不小心从抑郁转变为癫狂，四界乱象打击最大的，是那些已经修行了成百上千年的妖神魔，把握不当，就会气血经脉颠倒错乱，千年功力毁于一旦。”
上述文字明显采用了修辞手法，但很形象地描述了大理圈子的运行状态。
有些圈子看得见摸得着，比较实在，属于民间组织，如猫猫果家长圈，海盗会员圈，诗歌圈，山水间业主圈等等。这些圈子的划分类别清晰，不涉及意识形态领域，比较容易区分辨别和平共处。
但有许多圈子的划分则变幻莫测不可描述。大理移民互相之间可能根据各自的穿着打扮，信仰派别，兴趣爱好，地域习性，三观归属，情感状况，名声地位，气场感觉等等进行N次元的单项评定或综合评定，可以单方面把自己或某人有意无意归入某一圈子。当身处一个圈子时，有意无意地跟随这个特定圈子的逻辑思维说话做事，而当身处另一个圈子时，又可游刃有余地遵循另一套模式。
这番表述毫无评判对错之意，其实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份子，人人都不可避免进入这样的角色转换。为什么“大理圈子”要作为一个话题拿出来，因为大理移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留给熟人社会的不同圈子间的喘息空隙并不大，由此带来的不同圈子间的碰撞摩擦时有发生，矛盾冲突异常明显，互指“傻逼”事件频频出现。
也基于此，大理圈子之间搬弄是非的八卦心也格外热烈。
有一个大理移民自嘲式段子可说明这一点：如果你在人民路下段和某人起了几句争执，那么等你走到人民路中段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听到有人议论你刚才在下段与人吵架了，而等你走到人民路上段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听到有人议论你刚才在下段与人打架了。
大家并非不知道八卦谣言的危害，也并非不具备智力去辨别或屏蔽，在独处时大部分人都能理性看待与分析。但当移民们聚集在某个圈子时，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融入某种情境参与认同的快感明显覆盖独立思维，圈子内部交流变得异常快活而诡异。
身处大理移民社会，没有人可以逃脱这种怪诞的圈子模式。近两年，不少大理移民意识到大理圈子存在的负面问题，并试图归咎于他人，事实上，作为大理移民中的一员，没有人是无辜的，我们都“有幸”参与其中，有时甚至乐此不疲而不自知。
半空中的情怀模式
许多早期移民声称对现在的大理失望至极，理想家园遭遇现实重创，精神沦丧。在我看来，“乌托邦”作为个人思想寄托无可无不可，属于个人自由，但想以此作为基调影响经济运作，则危害重大。
当然，大理并不存在真正的乌托邦，只不过是大理移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想象。当商业发展把这些朴素的原始想象冲散后，大理突然衍生出一种固定套路的情怀模式——“卖掉XX房子去大理”，或，“辞去XX工作去大理”。
最初看到一篇民宿推文冠名“卖掉XX房子去大理”时，心中一紧。这是倒卖情怀，本质上与某国倒卖某某主义的思路是一样的。在空中推广诗情画意与在空中搭建盛世美景，都是一回事，属于对人们意识形态的灌输裹挟。诗与远方如果正式作为商品形式明码标价让人购买，并不虚假。虚假的是把诗与远方作为假想“赠与”他人。
情怀在大理的蓝天白云下“遍空开花”——这些虚无的东西没有脚踏实地，我不能称之为遍地开花。经营民宿也好，商铺也好，开垦农场也好，做杯咖啡也好，哪怕是在大理摆个地摊，都成了情怀的体现。越来越多的人抛开商业的核心原则——利益——不谈，一股脑儿开发情怀，形势愈演愈烈。
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
2014-2015年间，一对小夫妻带着契约来到大理，媒体发表了他们《辞去XX工作去大理》的文章。夫妻俩在大理生活一年，记录大理生活的鸟语花香闲云野鹤，并每天定时发布充满文艺色彩的生活点滴。一年期满，小夫妻回到都市，很快把大理的美好生活整理成册由契约方出版发行。
我想大家都看出来问题在哪了。在一味倒卖情怀的流行趋势下，大家有意遮掩了最实际的经济问题，似乎大理成了真正的“共产乌托邦”，而这一切空中楼阁式的思维模式，也急速加剧了大理移民间的信用体系坍塌。
移民们抱着美好“初心”来到大理，与“志同道合”者共建理想事业，大家对私有权属问题讳莫如深，做事权责界限模糊，导致后期频频爆发移民间利益冲突。加之熟人社会下的大理圈子的加工发酵，社会关系愈发复杂。
自由包容下的精神禁锢
近两年，不少移民纷纷感觉到了来自大理社会的隐形禁锢。对外，大理是一个包容开放百花齐鸣的社会，确实也是——音乐，艺术，文化，商业，农业，手工艺，乞讨，蹭饭等等无论何种形式的谋生方式，在大理都可见到，也都有其立锥之地。各种宗教，运动，修行，思想，作息方式，各种性别的恋爱......在大理同存共处。久居大理的移民们对一切超乎常规的现象都具有相当高的接纳度，见惯不怪。这是大理无与伦比的优势。
然而在这种广泛的自由包容氛围下，许多个体反而生活得越来越不自在。
第一个问题是人设，也可以简单粗暴地总结为“装逼”。往往，人设出于对外需要，而非对内，具体来讲，对认识的人和可能认识的人，也就是日常社交。熟人社会里，尤其在布满各种圈子的熟人社会里，对“人设需要”的绑架比正常社会更严重，人们很容易活着活着活成了想象中的自己，而真实受到无形桎梏。面对完全陌生的人群时的轻松自在，在过度紧密的熟人社会里几乎没有。缺点或过失容易在口口相传间曲解放大，对他人的认知容易狭隘偏失，因此，大家夹起尾巴一步步伪装自己并信以为真，或急于站队寻求同理心。虽然大理社会看起来自由包容，而落实到个人，则是萎缩的。在人设中被无形胁迫的思想缺少自由，而思想的不自由直接导致精神萎缩。
而“装逼”，正是大理人设问题的表现之一。
大理移民们自己对“装逼”问题调侃已久，总结如下：
  1. 大理是全国装逼浓度/人均装逼率最高的地方。
  2. 大理的装逼是不分阶层的，从高知大拿到屌丝白丁，各装各的逼。
  3. 只要在大理混久了，无论谁以为自己通透朴实以为自己不装逼，在新来大理的人眼中，都散发着阵阵装逼为儿。
一个自觉不自觉过度“装逼”的社会生态圈，多少是畸形的。
第二个问题是道德绑架。这是熟人社会的共性。此类道德绑架在广大农村与小镇极为普遍。虽然大理移民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甚至有一部分在各自领域有着较高的行业地位，但道德绑架同样横行。西方熟人社会中也存在道德绑架，但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及后期一系列思想变革后，对每个个体自由的尊重与包容显然宽泛许多。
大理熟人社会的道德绑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私生活与经济问题。
大理单身男女往往受私生活道德绑架影响更大，为了避免高频率出现在各个圈子茶余饭后的谈资中，单身男女的私生活变得谨小慎微。
为什么离开大理
2015年前后，不满于大理商业化发展，追求平静生活的一部分早期移民离开大理。
2017年政府整治洱海一刀切政策实施后，经济遭遇重创无法坚守的一部分移民离开大理另谋出路。也有一部分移民虽没有受到经济打击，但政府的这次行动让他们意识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理并非世外桃园，基于对安全感的诉求与对大理执政的失望，离开大理。
近三年间，也时不时有部分移民厌倦了大理圈子的社会生态而离开大理。
在大理七年，生活不断变化。对我而言，尽管大理日新月异发展迅猛，尽管大理移民社会存在各种问题，但都不构成我要离开的大理的直接原因。我离开大理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追求更安全自由的生活环境，包括财产。
追求更安全自由的精神享受，包括爱情。
2018年夏，离开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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