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儿：与野夫为邻的那些年

（我们在野版《教父》拍摄现场：摄于2019年5月）

2011年末，第一次见野哥，是在一个嘈杂的聚会上。

那时我刚移居大理，正忙着装修房子，租了大理大学内的一个两室一厅套房暂居。

初到大理，许多人不认识，偶有三两朋友，互相引荐同党。野哥之名倒是有所耳闻，当时野哥住在诗人老赵的院子里，老赵常常提起。

老赵的院子与我租的套房都在大理大学内，苍山半坡上，相隔不过两三百米。尽管如此，若不是朋友聚会引荐，平时也没机会偶遇，即便偶遇过，也不认得。

已记不起聚会主题是什么，在大理，三天两头各种趴，十来人至几十人不等，喝酒吹牛聊人生，嬉笑怒骂论理想，风花雪月抒情怀......偶尔也有些正经事儿。

市井八卦传闻：野哥文笔了得，为人豪爽，情史丰富，桃花遍野。当时流行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野哥站在苍山十八峰的随便哪个山头振臂一呼，各个山头都能呼出一个丈母娘。——野哥要是看到这一段，一定又说我故意毁他。

那时我还未拜读过野哥的作品，对其人其文还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阶段，加之我并不喜欢这些闹哄哄的聚会，与新认识的朋友们寒暄过后，便无话可说。

（我们在野夫生日趴：摄于2016年）

（野夫在自己生日趴上掌勺：摄于2016年）

当年在大理，大家偏爱以自来熟的方式结交，一是基于外来移居者数量不多，人们总是需要在某个群体中寻找归属感；二来大多数移居者心态相似，在城市残酷竞争下时刻戒备的神经彻底松弛下来，彼此莫名信任。因此，只要见过面吃过饭说过话，就算朋友，有机会便会再次邀约共饮一杯。野哥爱酒，有酒有友的场合，他总不缺席。喝酒与吹牛是一对孪生兄弟，公共场合，野哥从不冷场，喝了酒谈兴更浓，一来二去，话便多了些。

野哥好结交，重友情，讲义气，他爱他心中那个行侠仗义的江湖，他也确确实实用遵信守义的方式“行走江湖”。因此，许多人对野哥推崇备至，不仅仅为他傲人的文采，更是对其为人处世的认同与倾佩。然而大理的乡亲们总是嘲弄野哥，称他为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野哥对此毫不介意，总是哈哈一笑，有时没人给他挖坑，他自己挖个坑黑自己。

（我与野夫在小镇萨沃卡购买《教父》冰箱贴：摄于2019年5月）

房子装修好之后，我从大理大学撤下来，搬进新房。新房就在苍山山脚，毗邻大学。一天午后，野哥与树才等几位好友来家中小坐，闲话家常。我家客厅中空挑高，三面落地玻璃，坐北朝南，阳光通透。落地窗外刚刚休整好的花园芳草萋萋鲜花簇拥。野哥坐在客厅沙发上左右环顾，心不在焉。坐着坐着，他突然起身，说去小区里逛逛就回，树才也跟着走了出去。

约莫半个多小时，就听见院子里欢声笑语，他俩满面春风回来了。

哈哈，小鱼儿，野哥进门就嚷：我们刚刚去买了两套房！

啊？真的？我转身问树才。

树才嘿嘿地傻笑：我自己都不相信，不过我们真的一人买了一套！

（我家客厅、花园与别墅外：摄于2015年）

野哥后来告诉我，本来一直没想过买房的事儿，那天在我家沙发上坐着发呆，感觉特别巴适，突然萌生出安居的欲望。

这个小区的确漂亮！他说。

后来到过我家做客的许多朋友，都在小区买了房。有一年冬天李承鹏在我家客厅沙发上晒着太阳，忽然也动了买房的念头，当时该楼盘已售罄，他便托我们四下打听小区二手房。

我常常与该房产公司的老总开玩笑，叫他给我支付楼盘推销费，我在大理山水间小区别墅的客厅有一种让人来了不想走的魔力，为他带来了许多高质客源。

（野夫在我家沙发上见酒颜开：摄于2015年）

（野夫与大理街坊们在我家聚餐：摄于2015年）

后来野哥装修房子，我便引荐我的设计师与装修队给他，甚至连我用的陶瓷厨卫品牌也一并推荐给他。听说再后来他的朋友在大理装修别墅，野哥又将原班人马引荐给他的朋友。在大理，这是再流行不过的方式，口口相传，彼此介绍。野哥几乎从不与人计较，我并不确定房子装修是否合他心意，他从不与我抱怨装修进度或质量。他总是说：挺好的。

说来惭愧，直到野哥赠予我几本他的签名书，我才将野哥的作品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来泪流满面。野哥平时为人极其随和，自黑自嘲已成家常便饭，嬉笑间还不忘与人方便，如若谈话不深入灵魂拷问，不切入家国忧思，那与野哥闲聊是再轻松不过的。我万万没想到野哥的文字竟如此沉重，甚至悲伤。野哥触动人心的经历与其深厚的文学修养，为他积累了许多粉丝。知道我与野哥为邻，常有朋友托我求签名书。野哥有求必应，从不拂人意。

（野夫近照：摄于2019年5月）

那时我们在大理古城开了一家小书店，野哥特地发了几包他的书过来，坚决不肯收钱。不仅不收钱，还辛辛苦苦一本本签上名，叫我摆到书店里卖，常常有熟人朋友要买，他总是随手赠送。后来他的其中一本书无法再版，市场上一书难求，他跑来我这里问，恰好我保留了十多本，他便要了几本回去，说答应了朋友的，要送给人家。

自从野哥定居大理，尤其是在大理置业后，许多野粉慕名前来，有时野粉们还会寻到我在古城的书店打听野哥的消息。我们小区大咖颇多，有些粉丝辨不清野哥模样，认错偶像的事也有发生。我便遇到一位男青年在小区“读诗书院”附近徘徊，说要找书院主人。我帮他引荐了书院主人，双方客客气气寒暄了好一会儿，在书院看了半天书，最后才发现他是来找野哥的，他自己却把书院主人认作野哥而不自知。

（野夫近照：摄于2019年5月）

大理民间有“四大母狗”，野哥首当其冲。之所以称为“母狗”，意为发情期的母狗身边，总是一堆公狗围着，比喻一个人招惹结交之广泛。野哥在大理，总有五湖四海的朋友纷至沓来。不管曾经是否有过交情，野哥都会尽力接待。其中有贩夫走卒，也有不少名满天下的大咖，我家客厅与我们在大理古城的书店，也是他们喜欢逗留聊天的场所，其中也不乏怀救国济世之念，藏经天纬地之才的仁人志士。无论谁到了大理，野哥来者不拒，一视同仁酒肉伺候，岂曰无食，与子同飨。因此，有时喊野哥聚餐，他不是分身乏术无法赴约，便是身边带着陌生朋友一同前来。野哥作为大理“接待中心主任”，迎来送往，勤勤恳恳。

（贺卫方、野夫、李承鹏、吴刚在我们书店门口聊天：摄于2014年）

野哥的另一个身份，是“居委会主任”。街坊们不小心打架伤了和气，野哥负责调和；两口子闹变扭，野哥负责劝架；偶尔得了两百斤土猪肉，野哥还得负责给大家分肉，因此戏称野哥为“野关西”。我常常叫野哥再增加一些服务内容，比如为广大妇女提供心理及情感咨询，这也是居委会主任责无旁贷的工作。

我与野哥的交情，还有另一个层面——媒人！三四年前，野哥看我单身，为我牵线做媒，介绍男友。可惜，没有修成正果，有负野哥心意。我后来问过野哥，做过几次媒成功了几对？野哥憨笑着挠头：这辈子拉皮条拉了不少，但成功案例寥寥无几。看来对野哥的嘲弄还得加上一句：四流的媒人。

（野夫近照：摄于2019年5月）

2012至2015年间，聚集在大理的文化名人与脑袋里永远往外蹦跶有趣想法的人越来越多，各种自发性文艺活动集中爆发，各种主题派对也异常活跃。诗歌节，音乐会，摄影展，画展，书展，手工艺展，环保活动，文艺社团，影视欣赏等等，应有尽有。一开始，各种活动自由生长，无人干预，甚至还得到了一些半官方的支持。当然，至少在一半活动中能见到野哥的身影，野哥无论在哪个圈子，都受人尊敬。

（与野夫、诗人北岛、大提琴家李洋、音乐人周云蓬、李兵等一起参加小区音乐会：摄于2016年）

演员李亚鹏与画家叶帅等人发起的“大理下午茶”会邀请野哥，导演张扬刚拍完电影《冈仁波齐》还未完成最后剪辑的内部赏片活动会邀请野哥，民谣歌手周云蓬的小型演出会邀请野哥，诗人北岛的谈话活动会邀请野哥，野生动物摄影家奚志农的苍山保护活动会邀请野哥，连续几年的天问诗歌节会邀请野哥，画家岳敏君家的松茸趴也会邀请野哥......不胜枚举。大理的业余生活可谓丰富多彩！

（野夫在天问诗歌节上：摄于2015年）

有一年，在野哥的倡导组织下，我们小区编排了第一届小区春节联欢晚会，平时的街坊邻居们凑在一起排练话剧《茶馆》，从不迟到缺席，搞得有声有色。演职人员中，有电影导演，有画家，有作家，有诗人，有媒体精英，有大学教授，有客栈老板，有摄影家，有影视明星，还有学生。我闺女也有幸与众邻居一同参演了该话剧，野哥扮演唐铁嘴，还挺像那么回事。

演出那晚，小区内偌大的演出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小区保安最后不得不劝退还在陆续进场的观众，据说还有几百人被拦在小区外。大理电视台还专门派出当家花旦主持晚会，派人进行现场录制，并于次日在电视台播出了整台晚会。

（我女儿与野夫等人参与的小区春晚《茶馆》剧照：摄于2015年）

那几年在大理，很容易产生岁月静好思想自由的错觉。每次见到野哥，总是笑容满面。野哥总说，要再搞一场八十年代的抱抱舞会，穿着喇叭裤，黑灯瞎火跳交谊舞，缅怀逝去的青春。他说：当年那就叫耍流氓。

当然了，跟我的另一位邻居于建嵘的处境差不多，野哥身边也总有一双眼睛盯着，这双眼睛来自哪里，我不能说，你们懂的。野哥倒是满不在乎，该喝酒喝酒，该写作写作，要说的话，照说不误。

（贺卫方、李承鹏、于建嵘在我们书店对面摆地摊等城管：摄于2014年）

2016年开始，情势突然变了。大型活动一律受到了官方干预，诗歌节不让办，音乐会被叫停，某些私人聚会被谈话，连小区老总也被叫去喝茶了解情况。2016年春晚筹备到一半，也被迫放弃。

野哥当时着手在大理拍一部微电影，讲述小区内某位邻居身上真实发生的爱情故事，那天在小区里试了几个镜头，在我家吃完“开机饭”，过了没几天，由于电影编剧有野哥之名，也被叫停了。后来野哥转到幕后，电影才重新开拍。本来是本着自娱自乐之精神，反正大理人才济济，随便一吆喝拍一本微电影玩玩儿。被叫停后，反倒把业余娱乐逼向专业娱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拍成了一部大电影，除了演员不专业，其余都是专业的。剧中主角配角及群演，都是大理的街坊邻居。当然了，野哥是不能在剧中露脸了。我离开大理前，听说电影已顺利获得龙标。

（《大理爱情故事》海报及拍摄：摄于2017年）

可是情势仍在恶化，限制越来越多，野哥有时动念想组织些好玩的活动，在大理都无法进行。野哥的著作也受到封杀，很长一段时间不得再版。一位作家，不让其出书卖书，是为大恶。备受侵犯的不自由感让人浑身刺挠，野哥与街坊们再随和，有时见面聊天也忍不住抱怨。看来那年野哥组织排演《茶馆》，便是预感。

再后来，大理民间环境变得有些嘈杂，官方干预也越来越多，这样的氛围下，既不利于自身创作，也不利于文化传播，野哥选择离开大理，搬回老家。书不让卖，野哥在老家一边笔耕不缀，一边卖起了利川红茶，幸好利川出得好茶，价廉物美。可是，对大理山水之热爱，对大理亲友之挂念，总让他难以割舍。用他自己的话说，有空他就得回大理讨几顿酒喝。

（我与野夫喝酒：摄于2016年）

野哥爱酒是真，酒量却是一般。有一回在大理古城九月吧，听着野孩子演出，野哥喝了一会儿，便高了，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斜靠在角落椅背上鼾声雷动。等演出结束众人打算起身走人之时，野哥恰到好处地醒来，一睁眼便嚷：接着喝！不过野哥酒品极好，喝多了只是随便往哪一倒即睡，从不吵闹，更不会借酒撒泼，只有借酒消愁。野哥总说自己无酒不欢，也无酒不眠。看野哥朋友圈就知道，他常常夜半独酌叹悲怀。他的悲，甚至可以说是自寻烦恼。满腔家国情怀，爱之深深，痛之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