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家里的电话一响,二叔就会拿起锤子和剪刀、搬着搭灵堂的板子上山。
这时,南山就会拿起相机“跟进”,参加乡亲们的告别仪式,记录下那些细碎悲戚的告别。
正如南山告诉我的,太多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生命就像草一样长出来,再回到土里。
所以她想把他们记录下来。
南山是一名纪录片导演,她一直想要拍摄一个有关“告别”的故事,这时,“二叔”出现了。
“二叔”是南山一位朋友的二叔,南山索性也就这么叫了。
南山说,葬礼对二叔而言是一门生意,他来往于大大小小的葬礼,为逝去的人扎灵堂、唱孝歌,不愿去理会“方桌”以外的世界。
但南山不一样——去年的清明节,南山第一次从北京来到湖北最西的小城利川;去年年末,她甚至辞掉了在北京的全职工作,扎根在利川,只为了专心完成拍摄。
突然到来的疫情打破了原有的计划,滞留在利川的近4个月里,南山经历了“闯入者”被困住的恐慌,见证了小镇手足无措的“抗疫”,也用镜头记录下了一场场因为疫情而变得简单的送别。
担忧
疫情之下,故事总是相似的。
1月22日,除夕前的两天,高速路数据显示,数千辆武汉车牌的车辆驶入利川城——这座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城,向来被称作“武汉后花园”。除夕将至,那些推着行李箱回家的返乡人员、背着背篓来买年货的本地人将小城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但是,没有人佩戴口罩。
此时,“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早已在网上传开,但南山感觉到的是“漠视”——当地风俗认为:“生死这种大事,是命里早就定好的。”
比起周围人稀薄的口罩观念,让南山焦虑倍增的还有朝夕相处的二叔满不在乎的态度。
她苦口婆心地从“非典”讲起,再到现在手机上日益严峻的疫情讯息,二叔的口头禅依旧是“不怕”和“没事”。
电话一响,二叔还是会拿起工具上山。葬礼上向来人多,外地赶回来的“流动人员”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办丧事的主人家负责招待一日三餐,公共碗筷都是租用的,常常有黑斑。
“一旦镇上有了确诊病例,二叔和跟着二叔跑的我,都是绝对的高危人群。”南山暗自希望二叔不要再接办丧事的生意。
电话还是在晚上打来了。南山和二叔商定,次日到葬礼现场时,为了尽量避免传染的可能,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不要在丧主家吃饭,灵堂搭完就走。
第二天,腊月二十九,二叔的妻子早上去隔壁借了几只质量一般的口罩——不是N95、也不是外科口罩。二叔按照南山的要求把口罩戴好,又压了压鼻梁。
葬礼现场,灵堂前聚了不少人,只有南山和二叔戴了口罩。
搭灵堂的木板太重,二叔需要别人帮忙一起抬,免不了和别人说话,口罩戴得漫不经心,常常会掉到鼻孔下面,最后,二叔直接把它拽了下来。头一天说好的“不说话、不吃饭、不逗留”也自然没能实现。
忙到下午一点多,办丧事的主人家盛情挽留南山和二叔吃饭,二叔没有拒绝,又和一桌天南海北回来的人说说笑笑,吃了一个多小时。
南山非常焦虑。无论是大操大办的丧事,还是二叔依附着丧事的工作短期内看来似乎都不会因为“外面的”疫情停下来,二叔与人亲近的习惯和有效防护措施的匮乏更是雪上加霜。
她很严肃地再次跟二叔强调疫情的传染性和严重性,但收效甚微,“还是笑嘻嘻地说没事,说他不怕,说我胆小。”
那天上午,武汉开始封城。14个小时后,利川也宣布了封城。
虽然被滞留在了“最危险”的湖北,但严峻的氛围终于让笑嘻嘻的二叔也重视了起来,南山稍稍感到放心。
简单
在疫情之下,有些事情还是要想办法做完。
“封城”带来的严峻氛围让“死生有命”的小城开始重视防控,取消了很多可有可无的聚众活动。
只是,婚礼、筵席一类的“红事”可以延后再办,“白事”却没有办法一概延后,“总得要抬出去啊”。
如果没有疫情这个意外,在小城利川,“抬出去”这件事是隆重且繁琐的。
送走一个逝者,讲究的人家会用上四天,甚至八天。最普通的,也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
小镇的乡亲几乎都是土家族,盛行土葬。在入土为安之前,要扎灵堂,唱一宿的孝歌,等四面八方的亲朋回来奔丧。
灵堂一般设在逝者家中的正屋,唱孝歌的围坐在灵堂的最前面,后面是放灵位的桌子。桌子后面,就是逝者的棺材。棺材左右两侧各放一张长椅——那里通常是至亲之人守灵的地方。
“抬出去”,是抬到山上去。上山的前一晚被称为“大夜”。前半晚要进行歌舞表演,民间的歌舞团队悉数登场:变魔术、舞狮子,颇有乡村版“春节晚会”的意味。
“晚会”表演到零点,戏班子收拾舞台回去了,就轮到二叔和其他唱歌的人开始敲着锣鼓唱孝歌。
唱孝歌的临时“团队”一般由6个人组成,大多是像二叔这样已过中年的“老人”。他们会围着火盆对唱,两支木棍敲着一只小鼓,从天黑唱到天亮。天亮后,孝歌停了,灵堂撤掉,棺材抬上山,这场热闹的送别才算告一段落。
疫情卷走了这些仪式感。当二叔的电话再次响起来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渐渐变得简单:正月初二、初三的丧礼,已经取消了“大夜”零点前的歌舞表演,唱孝歌的人数也减少了;再后来,唱孝歌的环节也取消了。
没有爆竹,没有戏班,没有四处赶来的亲友,没有大摆的酒席,在二叔他们看来,这逝去的人真是走得没有福气。
于是,再不能没有一个灵堂。
疫情之中,繁复的丧礼变得简单,二叔就只剩下扎灵堂一个活计了。
告别
随着疫情防控的严峻,乡路毫无预兆地封闭了。早上搬运搭灵堂的木板时还能走的路口,到了傍晚就已经被各家的拖拉机、推土机和汽车堵住,不允许机动车辆穿过。
南山对我讲起,有一位阿姨在市里的医院重病住院,人快不行了,医生叫来家属,让“赶快去开通行证”——亲人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来不及好好地陪伴和告别,就要为顺利运回遗体奔波了。
交通不便,原本三天的告别时间也缩短为不到一天。
头天晚上搭好灵堂,第二天清早棺材就“抬出去”。有逝者的家门口,过年刚贴上的红色春联,上下两联分别是“事业……”和“财运……”,此刻被“泣泪涌流溢江海,嗟叹嚎啕哽咽喉”的白色挽联遮住,显得措手不及。
不过这一回,南山看到,门前来来去去,无论是煮饭的大妈还是帮忙的年轻人,全都戴起了口罩。只是当大锅的面条煮好后,大家还是会一拥而上,端着公用的、长着黑斑的碗筷抢着去捞面条——这一次,大概是记起了南山的叮嘱,二叔没有跟着去捞。
按照防疫要求,现场来帮忙迅速完成告别仪式的人不能超过20个。“不够热闹”,常常有帮忙的人随口抱怨。
比起仪式的简单、氛围的冷清,更让人难过的变化是,疫情期间去世的很多人不得不被火化了。在当地的习俗里,火化终究不是一个完满的句号。疫情按下了一个加速键,让习惯了缓慢而隆重告别仪式的人们,学习着接受迅疾地说再见。
很多在疫情期间失去亲人的家属,会在简单的仪式结束后发一个朋友圈或是公告,约定所有的亲朋好友,在疫情结束之后,为逝者补办一个隆重的葬礼。
3月中旬,因为地处湖北最西边,利川市的确诊病例停止在58例,是除了潜江和神农架之外,湖北省内确诊病例最少的地区。被判定为中低风险地区。
解封当天,“唱孝歌”的环节立刻回归。“大夜”前半夜的歌舞表演、乡村“春晚”因为参与人数过多还没能恢复,但完整而隆重的丧葬仪式,也将和疫情过后的社会万象一样,在渐渐变回从前的样子。
清明节前夕,南山跟随女孩美美和美美的妈妈,一起去山上给美美的外婆扫墓。去年的清明节,南山第一次来到利川、拍摄的第一个葬礼故事,就是关于美美的外婆。
一路爬山的路上,山两旁的房子里住着的都是曾经认识外婆的亲友邻居。他们远远地问美美和妈妈:“是到一周年了吗?过来祭祀吗?”有的人又说:“已经一周年了,如果‘转世为人’的话,也快到一岁了。”
这一年间,美美一家经历了告别,习惯了失去。南山拍摄了更多人的告别,而疫情成了一个未曾料想的变量。
“没有办法回避镜头里的口罩”,南山说,就像没办法回避拍摄计划外的那些仓促、遗憾的葬礼,没办法忘记疫情曾经带来的恐慌与担忧,也没办法忘记那些因为疫情,生命永远定格在冬天的陌生人。
恰逢春耕时节,路两旁的萝卜花、油菜花都开了。墓前有一片菜地,是美美的外婆生前种下的,也在春天里慢慢苏醒。
这个迟滞的冬天比想象中漫长。但拍完了扫墓、油菜花与复苏的菜地之后,“我隐约觉得,片子好像可以拍完了。”南山说。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尤丹娜
排版 | 凑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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