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不花说,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个无情的人,总是奔向更新的世界,毫不恋旧。她曾在一次公开演讲里说:「一个真正的创业者身上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他可能没什么老朋友。」这句没什么人情味儿的话引发了争议,但她认为自己的取舍是清晰的,只有老朋友,「那说明你没进步,你没往前走,你的心智就锁死在那个阶段了。
张月
编辑槐杨
「没有用了」
第一次见到脱不花的人,会对她的短发印象深刻。那是一个绝大部分女性不敢轻易尝试的长度,几乎和男性的板寸差不多,略长的头顶上也没超过5cm,两侧隐约可见青茬。从背后看,你可能会混淆她的性别。
这个发型是2017年底剪的,那时她38岁,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难事,最烦躁的时候跑到楼下剪头发。理发师修剪了一点点,她要求「再短点儿」,「再短点儿」,「最后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剪短了。」她觉得挺酷,保持到了现在。然而工作上的烦心事并没有随着烦恼丝一起离开,几个月后,脱不花遭遇职业生涯最大的危机:她发现自己对公司没有用了。
在北京郎园2号楼6层,脱不花的办公桌位于整个办公区域的最中央,桌上摆着一个蓝色公告牌:「有事说吧!」每当这个牌子竖起来,这位得到联合创始人兼CEO的座位周围就开始有人排队,员工要跟她商量一些繁琐的工作:运营、财务的细节,或者新员工的最后一次面试。然而,2018年初,她突然发现自己变得清闲,排队找她说事儿的人变少了,年轻人做得得心应手,很少再寻求她的建议和帮助。
对她来讲,这是一个有些危险的信号。两年前创办得到时,她和另外两位创始人罗振宇、快刀青衣达成过一个口头的「散伙协定」:公司的命运是第一优先,如果有两位创始人觉得另外一位创始人不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后者就必须把股份交出,自行离开。三人都有过创业经历,目睹了太多合作伙伴分手时混乱的利益纷争,如果未来出现变数,他们希望能体面分手。
这个君子协定像剑一样悬在头上,逼人向前狂奔。得到办公室一进门挂着一个数据大屏,5分钟刷新一次,一个课程上线后,用户的反响情况一目了然,这个数据库被称为「罗盘」。实时变动的数据背后映射了这家内容公司的焦虑和残酷。
在同事眼里,脱不花是个被工作填满的人。在这家弹性工作制的公司,大部分人11点上班,她则总在9点前就坐进办公室。2017年,她生第二个孩子,前一天开会开到晚上十点,第二天分娩结束不到四个小时就开始在工作群里说话,得到副总裁李倩看到她的头像在群里跳出来时,心想:「她疯了吗?」
连脱不花5岁的大女儿都知道:「妈妈要加班,妈妈要卖专栏。」女儿很喜欢邻居一位阿姨,那是位全职妈妈,美丽温柔,一头长发,喜欢穿白裙子,全天候陪伴三个孩子。她成了女儿向往的女性形象,女儿立志长大以后要当全职妈妈。
女儿常跟脱不花提建议:「你也留个长头发吧?」「你也穿个白裙子吧?」「你也在家照顾我们吧?」前两个要求她会笑着答应,到第三个要求的时候,她觉得必须和女儿谈一谈。
「你大冬天想穿裙子,里面还套个毛裤,尽管妈妈觉得不好看,但是不是也同意了?」
「是。」
「你说以后不想上班想当全职妈妈,我是不是也说很好,你肯定特开心。」
「是。」
「我都尊重你的选择,但妈妈想上班,你是不是也应该尊重妈妈的选择?」
女儿想了想,只好说:「是。」
幼儿园经常组织亲子活动,脱不花是那个经常缺席的妈妈,只能在结束之后看表演视频。一位女性同事曾困扰地问她:「要怎么平衡孩子和工作?」她说:「你要听实话吗——没有平衡,就是取舍。」
脱不花不享受闲暇,更乐于让自己处在战斗状态。日常最多的装束是软底运动鞋、大号帽衫和紧身运动裤,既可以在椅子上随意坐,也可以在飞机后舱高抬腿。再化个淡妆,深夜降落时,她确信自己是全飞机最精神的人。她的行李箱里常年放着三套不同颜色的职业套装,高跟鞋,化妆品,充电线,随身再背一个双肩包,里面永远放着一个小小的可以拆下背带的包,有一点设计感,应付突然到来的正式场合。
这种随时随地为接下来的一切可能做准备的习惯,是她从作家严歌苓那儿学到的。严歌苓说过,「形象是女性的纪律」。脱不花曾亲眼目睹严歌苓在餐厅等迟到的人时,趴在地上做平板支撑,就坐后,运动外套一脱,里面是符合晚宴标准的无袖露背紧身上衣。
她也试图把对工作的热爱传递给其他人。李倩告诉《人物》,一次脱不花出差回来,星期一上午在办公室碰面,她眉飞色舞地说了一通自己出差时遇到的人,下午开例会,各个部门的主管参加,她又说了一遍;星期二跟所有员工直播开会,她情绪饱满地说了第三遍。大部分人的重述都会有所损耗,脱不花没有。就像她热衷组织员工去吃火锅,热气腾腾,人声鼎沸。李倩觉得,那是一个和脱不花本人高度统一的场景,「她人就像火锅一样,咕嘟咕嘟一直在燃烧,一直都是热的。」
但2018年,这个一直燃烧的人熄火了。在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她状态低迷,在办公室枯坐一天,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想法。「我对公司没有用了」,她想。她想出去充充电,找到了清华大学的一个企业家课程,公司有支持高管进修的惯例,但她选的那个课程过于昂贵,60多万,她招来的CFO很坚决:「报销不了。」
她以前喜欢去电影博物馆看文艺片,那段时间睡前看起了特别血腥的电影,大都是豆瓣五分以下的烂片,不是变态杀人狂就是激烈的枪战。出版人方希跟脱不花是无话不谈的好友。方希告诉《人物》,那段时间脱不花曾跟她提及这种「无用感」,语气困扰,「她无法确认自己对这个系统的价值,她就反复折腾,她可能内心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东西。」也是那时,脱不花找了一位设计师朋友,把婚戒上的钻石抠下来,改成了一个多巴胺分子式的耳钉,这种让人快乐和兴奋的分泌物是她亟需的心理暗示。

无情的人
「有用」,是脱不花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三个多小时的交谈里,这个词她提了30次。
饭局上,她惯于活跃气氛,说话滔滔不绝,似乎冷场是自己的责任。她35岁结婚,此前相亲多次,去之前好友会在她手上写一行字,「少说话,别买单。」当然,最重要的,在公司,她必须是那个一直创造价值的人。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她做到了这一点。方希认识脱不花是在十三年前,那时候脱不花不到三十岁,已经拥有自己的管理咨询公司,年收入上千万。在方希看来,当时的脱不花非常擅于做一个翻译者,准确洞悉甲方的需求,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变成一个方案。
前同事张文娟告诉《人物》,在咨询公司时,脱不花一直是个对行业前沿变化非常敏感的人。她和一些媒体人、企业家定期组织饭局,讨论各个行业的最新态势,那个聚会总在梧桐餐厅举行,又叫「梧桐会」。2012年一次聚会时,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个身材消瘦、看上去有些拘束的年轻人,他的一款新闻聚合App刚刚上线,给在座的人讲了讲用算法驱动内容的原理。台下一半人没听懂,另一半人开始跟他争论,「这思路不靠谱啊,哪能不用人做内容呢?」年轻人不善言辞,争不过底下牙尖嘴利的媒体人,很快败下阵来。那人是张一鸣。算法,也成为今天的人们获得内容的主要驱动。
脱不花感受到时代的变化。2014年,她带着一个笔记本和一个助理,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加入罗振宇的团队,一个在后来的几年里用最大声量喊出「互联网思维」的团队。当时,这家公司共有7人,办公室面积12平米,唯一的项目是《罗辑思维》,每周播出一期。张文娟认为,脱不花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但脱不花认为,这个选择顺从了潮水的方向。从她进入职场,她就是这么做的。
1996年,17岁的脱不花刚来北京,闻到的就是时代剧变的气息。那时的中国,每分钟就会诞生一个百万富翁,商业世界充满了巨大而肆无忌惮的想象,她在北京看到的第一个超市,第二年就扩展到了老家临沂。人们后来熟知的大佬马云、丁磊、马化腾、张朝阳都在那几年开始创业。最有实力的企业则在每年11月8日聚集北京的梅地亚中心,争夺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标王,11月8日,谐音「要要发」。1997年的那一天,母亲托熟人给她弄了张票,她混进梅地亚中心,就像进了盖茨比的宴会。她看到了敬一丹和王小丫,和广告主们谦逊地握手。拍卖开始,一举牌就是1000万。最终,爱多VCD以2.1亿的价格夺得「标王」。掌门人胡志标很年轻,28岁,上台说:「2.1亿,太便宜了!」那是一种看不懂但令人沉醉的狂热,脱不花形容那种感觉,「好像世界在你面前展开了。」
那时,她选择辍学从商,此后人生的十字路口她贯彻着同样的逻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机会,但同样的机会不会一直在等着你。」
和罗振宇一起创业,是新的机会,移动互联网的机会。一度脱不花觉得自己被忽悠了。窄小的临时办公室位于一栋上世纪60年代的砖楼里,办公室里空无一物,她给了助理一张信用卡,在宜家买了几把塑料椅子,最便宜的那种,50块钱一把;桌子买了两张,拼成了一个大桌。她面试的第一个设计师只能坐在矿泉水箱子上。公司没有会客室,为了装样子,她和罗振宇约别人都约在楼底下的咖啡厅。前三个月,员工的工资、办公用品等一切花销都靠她的信用卡周转。
但她感受到了犹如1997年刚踏入职场时的兴奋。一切都是新鲜的。他们尝试运营社群经济,「盲盒」图书包一小时卖出8000套,真爱月饼卖出4万盒,柳桃一天卖出一万盒……他们引起了争议,但同时,用户数飞速增长。
那是太快甚至过于快的几年,几乎是未经思索,只要最快,最热。脱不花再没有回去原来的公司,再也没有管过原公司的事情。两年后,那家咨询公司要搬家,办公室卖掉了,同事给她打电话,让她回来收拾一下办公室,除了她带走的笔记本电脑,所有的东西都没人动过。她想了想,回了个电话,「扔了吧。」
脱不花说,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个无情的人,总是奔向更新的世界,毫不恋旧。她曾在一次公开演讲里说:「一个真正的创业者身上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他可能没什么老朋友。」这句没什么人情味儿的话引发了争议,但她认为自己的取舍是清晰的,只有老朋友,「那说明你没进步,你没往前走,你的心智就锁死在那个阶段了。」
对她来说,实现财富自由然后找个海滩躺着,是一种荒诞,她想要干到干不动为止。除了一开始那条散伙协定,三位创始人达成过另一条共识:所有人只能有这一份工作,不能有其他的兼职,也不能有来自这份工作以外的收入。这条是脱不花提出来的,「你必须100%的时间放在这家公司里面。」
因此,方希非常理解脱不花发现自己对公司无用时的惊慌,人需要有用,「其实工作是一个人和世界呼吸吐纳的端口,人需要工作,需要不停地劳作,不停地付出自己的聪明……丢掉了这个端口之后,你会产生对自己的强大怀疑。你是谁?你发出声音了吗?这个世界给你回应了吗?如果没有,你都不确认自己是否存在,这跟你有钱没钱没有半毛钱关系。」 
脱不花与罗振宇在2019跨年演讲


妖怪的床
为什么一定要「有用」?为什么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工具」?
脱不花剖析过这种自我工具化倾向的根源,「还是不自信。你有用,别人才会给你一个反馈,最后就会变成你在挣那个反馈。」
少女时期,脱不花觉得自己是班里最不好看的姑娘,头发短,皮肤黑,母亲不允许她打扮,那意味着浮躁、「心野了」。出门遇到熟人,对方会疑惑地问她的母亲:「这是你家儿子还是闺女?」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需要文艺表演,几个女孩在教室里站成一排,老师看了一圈,把她提溜到了最边上的位置。
直到现在,她都清晰得记得被拎到旁边的窘迫和难堪。很多年之后,脱不花猜测也许是因为自己个儿矮,或没有才艺,但当时,她近乎偏执地认为,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好看。这令她感到自卑。
唯一的自信来源是成绩好,会写作文,演讲比赛或作文大赛总能拿个好成绩,她说,「只有那个时候,我对老师才有用。」
整个读书时期,脱不花家中最醒目的位置摆的不是父母的婚纱照,而是一位远房表姨的单人照。这位表姨是家族里的成功榜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靠自学去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纽约一所大型律所工作。脱不花对那张照片印象深刻。表姨穿着白色Polo衫和短裤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前的草坪上,表情潇洒开朗,那是父母希望她成为的样子。
但她最终成了家族里的黑羊。1997年,出于新世界的「召唤」,她选择辍学,在央视附近的一家小广告代理公司找了份办公室小妹的工作,月薪380元,用十块钱的口红和五十块钱的包武装自己,每天给同事买盒饭,或者去央视广告部送材料。
在她的山东老家,进入体制内、捧上一只铁饭碗被认为是最好的工作,下海从商是万不得已的选择。父亲是一名警察,在体制内工作了一辈子,「你们家闺女考去哪儿了?」从此成了最令他难堪的问题。
一次父亲送她和母亲去火车站,一路上,两个小时,都在痛骂她不争气,母亲不敢搭腔。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有跳车的想法。但是,临近火车站时,她远远望到有几位母亲的同事站在那里。她狠狠抹了一把脸,下车,迎上那些人,有说有笑和他们一起进了站。
她不想被别人看到自己的脆弱,也痛恨这种脆弱。在此后的很多年,她和父亲关系极度紧张,一打电话就吵架,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支持她的母亲也被看作同谋。她切断了和所有亲戚的往来,把所有的询问都看作一种干涉,「不来往、不管、不交流,我考虑你们是没有意义的,你们都伤害我。」
那时,在徐智明开的「龙之媒广告人书店」和中华民族园西门的「广告人沙龙」,每周末晚上都有广告圈的名人来做免费讲座。脱不花混迹其中。一个深秋的周末,她听到时任北京奥美总经理的湛祥国的讲座,头一次知道了有个东西叫PPT。在讲座后的小小混乱里,脱不花得到了湛的名片,一个月后,她所在的公司接到了一家客户的邀约。她咬着牙,给湛国打了个电话。
在三里屯的一家三明治小店,湛祥国详细告诉了脱不花如何使用PPT,以及如何讲述PPT。因为这个在当时十分新鲜的技能,提案时,脱不花成了那个在台上演说的人。她语速飞快,把所有问题当成挑衅。客户后来形容她,是一梭子、一梭子地回答问题。那次提案并未成功,但它是脱不花职场生涯的真正开始。在那个万物野生的年代,18岁的高中肄业生获得了前辈的无私提携,并在此后一步步飞快跃升。
她回想那时候的自己,内心自卑,表面自大,身上带着某种攻击性和紧张感。在很多朋友眼里,她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如果自己没有用,她绝不相信别人会喜欢她。「一个漂亮姑娘不需要证明,一个高材生也不需要证明,对他们来说存在感天生就在,但我就必须得自己证明。你已经做了决定了,你得证明它是对的。」这种自我证明在此后的人生里,变成了她的本能。
很多年之后,脱不花邀请浙江大学的陈海贤在得到开设心理学课程,陈讲了一个《荷马史诗》里的故事:英雄奥德修斯回家途中曾遇到一个妖怪,这个妖怪有一张床,每个过路的人,它都会抓到这张床上躺一躺。如果过路人的身体比床短,它就把过路人拉到跟床一样长;如果比床长,它就把长的部分锯下来。陈海贤说:我一直以为这个妖怪是要杀人,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这个妖怪可能是想找对象,标准就是他的床,不符合的就弄死。
脱不花每次读到这一段就哈哈大笑,笑完了,心有戚戚。那张「床」就是社会为大多数人打造的模型,读书、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她是无意间跳出那个模型的人,因此不得不承受拉长或锯断的痛苦。
脱不花和湛祥国
碰到骨头
2020年1月下旬,我在深圳见到了脱不花。她正准备一档将在春节直播的节目,三十多人上台,用五分钟的演讲,解决日常生活里的小问题。她戴着黑色口罩,穿蓝色帽衫、紧身运动裤,还是那套战斗装束。嘉宾上台时,她兴致勃勃地把每一位的故事给我讲了一遍。看不清口罩下的表情,但很难忽略她明亮的眼神。这也没有耽误她注意到演讲嘉宾的PPT里有一张废片,以及舞台边装饰汉字右上角的小灯泡坏了。
「无用」的危机感最盛的时候,脱不花开始负责「得到大学」项目。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些普通人。
比如一位在北京香山附近开养老院的姑娘。她的养老院里,很多老人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一位老奶奶是其中之一,她不肯去晒太阳,说「主席要来看我,我怎么能出去呢?」护士就要显得很诧异的样子:「怎么没通知到我呀?你等会儿,我出去落实一下。」她跑出去,几分钟后跑回来,告诉老人,「主席」今天外事接待,来不了了。没有了牵挂,老人终于愿意出去嗮晒太阳、做做操了。这套应付方案,是这家养老院所有护士上岗培训的第一课。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听完这些故事,脱不花震惊了许久,她本行是做管理咨询,在商学院见过无数的案例,但这些方法她闻所未闻,那是只有在真实世界里摸爬滚打过才能得到的经验。「得到大学之前,我对于什么是知识这件事是有刻板印象的,是老师传授的,是在殿堂里的,但是现在我们才意识到,有大量的、特别能够触动人的东西,在人的脑子里,既没有被写成书,也没有被做成一个专业。这世界太大了,超出你想象,你的圈层被击碎了,你的认知结构也被击碎了。」
在脱不花看来,这些人身上有特别积极向上、生生不息的东西,「人只要做事就不怕,最怕躺那儿想,你对这个世界理解是单薄的,就是纸上那一层。有的人可能看起来很深邃,但是你稍微一过手就知道,他做不到,他对这个世界理解太薄了。有的人就是一刀插进去,插得很深,穿过皮肤,穿过肌肉,碰到骨头,那个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对这个事儿的理解就变了。」
她觉得自己没上过大学这一点甚至变成了一种优势,摆脱了知识的诅咒,她能问出一些好问题,用自己的经验帮这些人总结他们的方法,在得到上传达给更多的人。
得到大学现在已经做到了第6期,报名人数达到了22000人。每次课程结束之后,许多学员最好的反馈都来自于同学之间的案例分享,「一个开月子会所的可能会启发一个开养老院的,一个开养老院的可能会启发一个开淘宝店的。」脱不花觉得,那就是人点燃人的意义。有学员讲得特别好的时候,其他学员热烈鼓掌,她寻回了失落已久的成就感,「我发现我特有用,老娘对这个事业是有用的。」
2018年4月,在她最焦虑的时候,给全体员工开过一次例会,题目是《得到进入深水区,我们该怎么办》,她说,得到刚上线时,她想的就是把产品卖好,用户增多,但如今,面对的问题变了:你必须创造真实的社会价值,才能让公司继续走下去。但那个价值在哪儿,自己的价值在哪儿,她当时很困惑。
现在,得到大学也许提供了某种答案,「真正走到这一天的时候,你必须成为这个社会整个版图中的一分子,必须跟社会的其他分子紧密联系在一起,你是真实的价值的一部分,否则你连生存都生存不下去。」
这场1月的彩排,就是那些碰到骨头的「刀」的总结。一位演讲嘉宾是位网约车司机,面容朴素,戴着黑框眼镜,头发有些花白。舞台侧面摆着一架为另一位嘉宾准备的钢琴,他走过去,坐了下来。彩排现场声音糟杂,到处都是走来走去忙碌的人。
没有人注意他,他按下琴键,弹了一段舒缓的《教父》主题曲,走动的人停下脚步,望向那个发出声音的地方,现场渐渐安静,这是彩排的小小插曲。脱不花坐着静静听了一会儿,然后扭头冲我说:「看,就是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世界太他妈好了。」
脱不花在深圳节目彩排现场
不下牌桌
脱不花今年40岁,所有人都叫她「花姐」——早年,人人叫她「脱不花妹妹」。对比来郎园创业前一天和现在的照片,六年过去,她觉着自己肉眼可见地老了。同时,她又觉得自己正在快步走进一生中最好的时段,精力更充沛,能耐也更大,「比20岁的时候好,比30岁的时候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挺好的」,她笑起来,「年龄确实是个财富,它会让你对很多事的理解突然不一样了,就好像那层窗户纸被戳破了。」
这种感觉在三年前明确出现。那时,她生下第二个女儿,起名「本意」。年轻时,她留长发,穿长裙,给未来孩子起名是「小茶」和「小酒」。但「本意」,本来的意愿,她意识到,自己终于完成了一个年轻女性的使命。「剩下的时间,我就是个了,我没有一个跟男性不一样的时间表了,可以做任何男性能做的事情,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没有时间表上的特殊性。」
得到大学教研长蔡钰认为,脱不花身上去性别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她去掉了一些会让女性显得弱势的东西。」
去年过生日的时候,脱不花的蛋糕上写了一行字:「人过四十天过午」。她今年计划着可以押注陌生的新业务,「永远要打主力」。她跟其他创始人约好,「不论咱这公司好或不好,咱都不下牌桌,坚决不下牌桌。只要不停,下一把就有机会。」
为此要预防自己变蠢,保持健康和锐利,她没有助理,收快递、拿外卖、订机票、写演讲稿、做PPT都一手包办。她的手机屏保上写着今年要做的几件事:每周跑30公里,体重稳定在55kg;每天用半个小时学英语,以及学一门手艺:木匠或者是立体书。
方希认为,脱不花的生活轨迹和其他人不一样。大部分人是上完大学之后,过两年结婚,再过两年有孩子,事业会呈现某种程度的中断,但脱不花不是,她做事业的同时,另一手也在抓自己的生活。在她找对象、建立家庭的时候,她的社会身份已经相当清晰。这意味着,她不需要面对大部分女性需要面对的压力,比如,丈夫找不到她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责备。
「我觉得她是受益于这个时代对于女性的各种机会。」方希说。
「随着技术的进步,只要女性不自我设限,无论是智商发育还是个性特征,女性都可以学习任何专业、从事任何职业。」2020年得到跨年演讲后,脱不花写了一篇文章谈自己对女性的观点。她说,罗振宇的演讲稿中,她「塞进去了唯一一句私货」,是「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给女性的机会」。
演讲结束后,她收到了很多女性朋友的信息,她们向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像是一个轮回,她发现自己经历的自卑、痛苦和自我救赎,那些年轻女性们还在经历,她看得眼泪落下来,「20多年过去了,我以为她们已经自由了,但其实故事没变过。」
开始当母亲时,脱不花每天都感到恐慌:要怎样才能把完整展开生命这件事教给女儿?她逐渐想明白:只能以身作则。每年的跨年演讲,脱不花会把女儿接到工作的地方,两个女儿能在现场看到她的焦虑、紧张,以及顺利完成的喜悦和眼泪。结束后,她们会留下一张全家福。
她觉得,两个女儿也许在生活上没有那么需要她,但在她们漫长的人生里,会很需要一个有趣、聪明、步履不停歇的母亲作为她们的指引。「你唯一的价值就是在于说她不以你为耻,在她长大成人之后,觉得她妈还行,是个挺酷的人。很多年之后我死了,她还跟她娃说,你姥姥还行。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她计划给一所大学捐一笔钱,成立一个女生奖学金,具体形式还没有想好,尽管杯水车薪,但她希望给那些容易自我怀疑的女孩子们一些鼓励。「妖怪的床是假的,别相信它。」她说。
2019年跨年演讲彩排现场,脱不花的大女儿陪着她一起工作。跨年演讲举办了5年,大女儿连续参加了5年 毛岩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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