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自由的毁灭,击碎旧制度
小炒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WG悲剧可能会重演。——温家宝
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第3篇。
前两篇我们论述了两个观点:1、法国的贵族堕落得很彻底,与平民完全隔离;2、法国的经济处于最繁荣的阶段,财政也在改善,大革命不适合从经济角度解释。本篇我们讲述大革命的核心因素:政治自由。
法国大革命以激进和彻底著称。王岐山在2012年反腐时说“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一直为政治家所警惕。
为何如此激烈?直接上结论,法国大革命,不是经济问题,它是社会矛盾和政治压抑积重难返的火山爆发;不是通俗意义上的造反,而是要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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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世纪中期开始,法国就走向了专制之路,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在路易十四手上臻于完善,到路易十六时期已达巅峰。在《
英法两国的分道扬镳,专制与宪政的财政解读》系列4篇已详细讲述了法国的专制发展过程,不再赘述。为便于读者理解,
我用明朝的体制来类比波旁王朝。
专制王权的政治体制。从地方和中央两个方面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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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的总督与1740年的总督完全不同,政府已被改造。政府变得更加包罗万象,更加扩大,它占领了所有领域。”——托克维尔
政府控制着城市和农村的一切事物,事无巨细。18世纪中期总监致各省总督的通告里,会这样说:“你们必须格外注意城市会议中发生的一切,你们必须提交最精确的报告,汇报会议的各项决定。”到18世纪末,在任何边远省份建立一个慈善工场,都要由总监和御前会议亲自监督。创办乞丐收容所也要告知总监所有的乞丐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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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带来无所适从,就像是一个人走在黑暗而陌生的国度,步履蹒跚。这种心虚又导致它极度敏感,控制欲越来越强,从而陷入近乎无解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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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一位总督致信总监:“这笔财政用于有益的事业本该为城市谋利,然而结果相反,城市只能感受到政府的压迫和这些官职带来的种种特权。”针对司法判决,托克维尔写道:”只要与政府一丝一缕的关系,便可以除政府外天不怕地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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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时,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还特地请来一位公证人记录会议纪要,但通常是总督或总督代理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指定候选人,
而这位候选人总是能够当选,他们还能撤销和中止选举结果。
“如果将这些空洞的自由外表与真正自由的匮乏加以对比,我们就能看到,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有一段经典的总结: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你的处境越来越坏,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痛苦已然减轻,但感觉更加敏锐;政府的专横减少了,却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路易十六总共18年的统治生涯,都是在改革中度过的。但他所有的改革,都集中在经济和财政领域,政治方面没有丝毫松动,反而越来越压抑。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虽然所有这些经济问题都在以往出现过,但现在是商业社会的新时代,波旁王朝面临的已经不是单纯经济领域的问题了。或者说他有所察觉,但无从下手或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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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下滑的过程中,贵族内部出现了分化:宫廷贵族和乡村贵族。宫廷贵族住在巴黎的凡尔赛宫,依靠国家财政的供养,维持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乡村贵族逐渐贫困化。路易十六一上台,便开始向他们开刀,打算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缩减他们的开销,一劳永逸地解决财政赤字。
贵族们攻击新政:”出身与地位象征特权,任何以全民利益为名,企图破坏传统秩序以实现所谓人人平等的政策,迟早会令国家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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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还专门引用了当时一位官员的话:“普通法官必须服从既定法规,必须镇压违法行为,但是御前会议永远可以处于实用目的违反法规。”
政府和社会对一个群体的打压和歧视,只会产生两个效果:革命性和奴性。商业贵族是国内最富裕的群体,并且越来越富裕,他们还认为自己以其创意的投资发展了法国经济、并以他们的积蓄支持国库,是法国的大功臣。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悬殊越来越大。商业贵族的革命性则越来越强。
封建贵族和商业贵族组成的贵族阶级,虽然都反对王权专制,但他们并不关心民众的普遍自由,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对政府加强控制民众感到心安理得,但无法容忍政府的控制落在他们自己头上,为了达到自身的这个目的,他们甘愿冒险。
贵族的反叛,使得王权的统治力量锐减,平民的革命才能形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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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行将破灭的不幸王朝,法国城镇却因工商业的繁荣而富裕。固然法国城市劳工比较贫穷,但并不是法国当时的特有现象。他们比过去享受着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见到了更多的新奇事物,同时期的英国劳工比法国不见得要好,欧陆其他地区必然是不如法国的。法国劳工最愤恨的,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项制度——行业公会。
在中世纪,西欧商人以团体名义向国王请求给予垄断贸易的特权,使成员不受竞争影响,其他人不加入行会就不得在本城经商,行会向国王缴纳税收。它实际上是为保障本行业的利益而建立的封建性垄断团体,主导着城市发展。
英国早在16世纪就基本消灭了行会制度,但法国所有的商业和制造业依然受这些公会的管制。一旦发现有人越界,政府机构就会介入,实行惩罚措施。为获取许可证,劳工要给警察缴纳费用,行会还要收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他们还不能随便跳槽换行,本行会不愿意放,其他行会不一定敢收,行会内部的管理还十分严格,劳工也不能轻易换工作。劳工的职业发展和人身自由受到极大的束缚,苦不堪言。
随着法国工商业的繁荣发展,他们开始痛恨这种制度阻碍了自己的发财梦,于是建立起自己的秘密团体,类似于现在的工会,与行会进行斗争。但路易十六很反动地实行恢复和加强行会的制度,只是象征性地废除了一些行会管事职位。1789年8月的制宪会议,第一时间就取消了行会制度。
农民获得了土地和人身自由,但那些封建特权依然无所不在;收入也有所提高,但生存更加艰难了,因为缺乏政治保障的农民,依然是压榨对象,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还是被夺走了。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会遇到封建特权的阻碍。
好不容易买了块地,但每20年就要缴纳一次封地获取税,税额相当于一整年的收入,子子孙孙都要缴纳。种上了种子,但无力阻止贵族猎物额糟蹋。出远门,要勒索通行税。卖粮食也要交钱。回到家磨面,只能到贵族的磨坊忍受高价盘剥。
毫无疑问,已经废除农奴制的法国农民,其生存状况比过去好了很多,但这些旧制度残留,强力阻止着他们奔向更好的生活,他们根本无力挣脱。当日子长期没有改观时,农民心中的不满就会激发出革命性。这就是托克维尔说到的“特权范围缩小了,但激起的仇恨更大了。”
大革命爆发时,农民冲进地主的庄园,但是他们一不抢粮,二不杀人,而是烧毁地契、债务等文件。他们最在乎的是拒绝承认地主们强加的所有义务。1789年颁布的《八月法令》,第一条就是“封建义务全部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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