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病毒蔓延至今,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之类称谓,曾出现在快餐品牌汉堡王在中国台湾的宣传广告中、出现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发言中、出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推文里。而由于病毒疫情持续肆虐,在全球范围内,所有针对华人、亚裔人的歧视正在被扩张,相关种族歧视的新闻也不绝于耳。
而20世纪以来,最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种族歧视行径,莫过于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自1933年起,德国纳粹党开始独裁执政,随后,一个大规模的反犹行动逐渐发展起来。在同一年,纳粹德国政府褫夺了所有犹太裔公务员的职务,并从军队、警察和司法机关中剔除那些被认为是劣等人的犹太成员。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并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纳粹党的反犹太政策更加极端化,并随着德军的占领,逐步蔓延到欧洲的其它地区,德国在这场种族清洗活动中屠杀了将近600万犹太人。
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迫害的开始,则是在距今87年前的1933年的4月1日,纳粹组织了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活动。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所著《第三帝国的到来》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与描述,在87年后的今日,让我们共同反思种族主义的罪恶、以及如何用自由之光驱逐种族主义的藩篱。
本文摘自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所著《第三帝国的到来》
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在纳粹以暴力、恐吓和野蛮手段打击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小群体遭受到特别强烈的仇视和敌意:德国犹太人。这既不是因为他们像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那样属于纳粹党的劲敌,也不是因为需要胁迫他们像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一样,融入纳粹迅速建立一党独裁政权的进程。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有着相当不同寻常的特点。把犹太人逐出普鲁士艺术学院等重要的文化机构、大型交响乐团、艺术学校和博物馆,触目惊心地显示出,纳粹把犹太群体视为外来的非日耳曼精神的主要渊薮,把驱逐犹太人视为一场可以使德国恢复“日耳曼民族性”的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
纳粹警察殴打犹太人
“反犹主义”与“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真正作用和地位”之间,一向仅有非常牵强和间接的关系,多数犹太人过着无可指摘、循规蹈矩的生活,总体而言在政治上颇为保守。但是纳粹党刚刚上台,犹太人就开始感受到冲锋队倾泻而出的积恨。实际上,褐衫军早在1932年秋就对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犹太会堂等场所实施了一系列炸弹袭击。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的数星期里,冲锋队闯入犹太会堂,亵渎宗教用具;砸碎犹太商店的橱窗;随意羞辱犹太人,剃掉他们的胡子,或者效仿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发明的惩罚措施,强迫他们喝下大量蓖麻油。
3月5日选举之后,暴力达到了新水平。库尔菲斯滕路(Kurfürstendamm)是柏林的时尚购物街,许多纳粹党徒视之为犹太人喜欢聚集的区域。选举后第二天,褐衫军团伙沿着这条街横冲直撞,搜寻犹太人,殴打他们。在布雷斯劳,一伙冲锋队员绑架了剧院的犹太裔导演,用橡皮棍和狗鞭打得他差点儿丧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一座犹太会堂被焚烧,一位犹太商人被劫持、狂殴,后来重伤而死。成群结伙的冲锋队员在许多地方涂抹、封锁犹太人的商店。
在布雷斯劳,冲锋队员于3月11日袭击了法院大楼的犹太裔法官和律师。各法庭休庭三天,等到重新开庭时,迫于褐衫军的压力,法院院长裁定,仅允许此前在布雷斯劳执业的364名犹太裔律师中的17人进入法院大楼。冲锋队员在德国全境冲击法庭,把正在庭审的犹太裔法官和律师拖走,殴打他们,不许他们再出庭。这些行动造成的扰乱,连希特勒也觉得过于严重,他在3月10日要求停止这种“个人行为”,以免扰乱公务或者损害经济。关于这个问题,他已收到包括帝国银行在内的重要商业机构的投诉。希特勒还亲自强令莱比锡的纳粹党头目取消了以揪出犹太裔律师为目标的突袭帝国法院计划。但帝国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就是另一码事了,他未加干预。
纳粹报刊继续发表疯狂的煽动文章,要求清洗司法界的犹太裔专业人士,支持此事的请愿书潮水般涌向帝国司法部,它们来自“民族主义”律师团体。事实是,尽管对犹太商店和企业的袭击使希特勒在联合政府中的民族党伙伴感到不安,然而对犹太律师的攻击却基本上没有引起不安。在司法界,极少有人抵制这种攻击行为,或者说无人抵制,就连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人也不曾抵制。见习法官雷蒙德·普雷策尔正坐在柏林法院的资料室里,褐衫军冲进了大楼,高声驱逐所有犹太人。“有个褐衫军走到我的桌前,”他后来回忆道,“‘你是雅利安人吗?’我来不及多想,应声说:‘是。’他凑上来端详我的鼻子,然后走开了。血涌上我的面颊,我感到了耻辱和挫败,刚才太迟钝了……用那样的回答换取留下来安静查阅文件的权利,真丢脸!”
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犹太人
希特勒的干预仅仅使一系列暴力事件暂时有所减少,却根本未能全面制止。刚过两个星期,它们又开始了。1933年3月25日,来自外地的30名冲锋队员闯入西南部的下施泰滕(Niederstetten)的犹太人住宅,把里面的成年男子拉到市政厅,用几乎不加控制的残暴手段殴打他们;同日上午,在附近的小镇克雷格林根(Creglingen),类似的事件导致18位遭到殴打的犹太裔男子中的2人死亡。在威斯巴登(Wiesbaden),成群结伙的青年砸碎犹太商店的橱窗。下巴伐利亚的地方官在3月30日汇报: 
本月15日清晨,快6点的时候,一辆卡车载着几个身穿深色制服的人出现在犹太商人奥托·泽尔茨(Otto Selz)位于施特劳宾(Straubing)的住宅前。还穿着睡衣的泽尔茨被带出家门,塞进卡车绑走。大约9点半,泽尔茨在兰茨胡特区的翁格(Weng)附近的树林里被发现,已被击毙……几个村民说,看见卡车上的人当中有一些佩戴着红色卐字袖标。
希特勒的干预表明,这些事件并不是任何已成型计划的组成部分,而是表达了各级纳粹党徒内心对犹太人的仇恨、愤怒以及暴力倾向。冲锋队的暴虐,在此之前主要是针对帝国国旗团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但此时因纳粹党的胜选而得到全方位释放。既不受制于警方的干涉,也不受司法检控的真正威慑,于是纳粹党徒在袭击犹太人的行动中尽情泄愤。虽然纳粹领导层希望控制住暴力,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却是在不断推波助澜——他们不但把反犹情绪宣之于口,还让由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的《冲锋报》领衔的纳粹报刊持续刊登反犹文章。据一份显然不完全的估计,截至1933年6月底,纳粹冲锋队已杀害43名犹太人。
希特勒

这些事件在境外并非无人关注。外国报纸驻柏林的记者报道说,看见被打得失去知觉的犹太人躺在柏林的街上,鲜血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批评性报道出现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3月26日,保守派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对美国记者路易斯·P.洛赫纳
(Louis P. Lochner)说,境外的“暴行宣传”让人想起关于德军1914年所犯暴行的比利时传言,它很可能是一场用假消息攻击德国政府的协同行动的组成部分;而革命注定要伴随着“某些越轨行为”。与诺伊拉特不同,希特勒本人公开把这些报道描述为“犹太人用暴行故事进行的诽谤”。同日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与戈培尔、希姆莱和施特莱歇尔开会时,希特勒决定把基层党员的反犹干劲引导为一场协同行动。
3月28日,他下令各级党组织做好准备,在4月1日对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实施一场抵制行动。这场行动在第二天获得了内阁的批准。抵制行动远非出于一时冲动而对国外“暴行宣传”的一次迅速回应,而是纳粹党内人士,尤其是那些最敌视“犹太”大企业(例如百货商店和金融机构)的人筹划已久的。纳粹头目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认为,欧洲的犹太人与美国的犹太人之间有着一致的利益,甚至阴谋的勾结,但这种关联实际上并不存在。在用于发表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有必要让犹太人知道,“我们决心已定,绝不罢手”。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德语:Paul Joseph Goebbels,生卒:1897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德国政治家,演说家。其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抵制行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基层的纳粹党员知道,反犹政策必须由中央统一协调,而且在执行时要像希特勒多年前所写的那样,用“理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自发的集体杀戮行动和暴力行为。抵制行动为纳粹党的对犹政策铺平了道路,从此可以采取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去实现党章中的内容:犹太人不能成为德国公民,因此显然不能享有全部的公民权。
1933年4月7日,抵制行动一个星期之后,《恢复专业公务员法》把犹太人加进了作为解聘对象的共产党员以及其他在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雇员之列。“非雅利安裔”公务员在4月11日公布的实施细则中被界定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非雅利安人,尤其是犹太人”的公务员。这些人将被辞退,但在兴登堡毫不含糊的坚持下,退伍兵、其父或其子阵亡者,以及一战前在军中服役者没有被列为解聘对象。
纳粹党员、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曾在1925年提出过类似的法案,当时他还是个无籍籍名的国会议员。在他的推动下,该法律以典型的纳粹风格,把各地区和地方级的政府机构已实施了几个星期的解聘犹太裔政府雇员的措施纳入了协调一致的进程。同时由司法部拟定了适用于犹太裔律师的类似条款,并写入同日通过的另一部法律。
4月25日颁布的《解决德国院校人满为患状况法》规定,所有中小学和大学的犹太裔学生限额为5%,每年入学的犹太裔新生限额为1.5%,从而大幅度降低了有资格进入专业领域从业的犹太裔德国人的数量。豁免条件意味着许多犹太人能够继续工作——例如,全部717名犹太裔的法官和州检察官中的336人,以及全部4585名犹太裔律师中的3167人。根据1933年7月14日颁布的一部法律,魏玛共和国时期移民到德国的东欧犹太人失去了公民资格,1932年弗朗茨·冯·帕彭的政府曾考虑过采用这种措施。这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措施,意味着犹太人自1871年以来在德国享有的公民平等权的终结。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那些留任的犹太人在工作中所感受到的,是持续不断且日甚一日的怀疑和敌视气氛。上述法令引发了一波告密潮,有的出于政治动机,有的出于个人动机,许多律师、公务员和政府雇员被迫开始核实祖先的血统,有的甚至不得不接受医学检查,以此鉴别他们所谓的人种特征。各部部长和各文官部门的首长极度敌视他们所辖机构中留任的每一位犹太人。
保守派,比如普鲁士州内政部的州务秘书赫伯特·冯·俾斯麦,与他们的纳粹同事一样,热情支持反犹措施。毕竟自1890年代初开始,限制犹太人公民权的措施一直是保守党(后来的民族党)党纲中的内容。但保守派觉得反犹政策不应过于极端,希特勒适当采纳了这些人的意见,例如,他于4月7日否决了禁止犹太裔医生执业的提案,并且尽量确保清洗不致对商业和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不过,对于希特勒这个时期排犹政策的基本要义,他的民族党同事依然非常支持。
有政府带头的地方,其他机构就会跟着做。各层级在整个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工作,是把犹太人逐出刚刚在此进程中实现了纳粹化的机构,例如,德意志拳击协会(German Boxing Association)于1933年4月4日把犹太裔拳击手除名,德意志体操联合会(German Gymnastics League)于5月24日实现了“雅利安化”。市政当局开始禁止犹太人使用公共设施,比如运动场地。
在德国北方小城诺特海姆,1932年仅有120位执业的犹太人,1933年4月1日的抵制行动似乎并不尽心,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而且根本没有施用于有些企业。这里与许多地方一样,当地的犹太居民已被普遍接纳,人们觉得纳粹的反犹主义是抽象的言论,并不适用于他们所认识的具体的犹太人。此时,抵制行动突然间让社会各界认识到了现实的严峻程度。诺特海姆当地的犹太裔医生收入开始减少,因为病人逐渐离他而去;当地各种自发组成的协会,不仅包括射击俱乐部,甚至还包括老兵俱乐部,都减少了犹太裔会员,通常是由于“缺席”,因为当地的犹太人很快就不再愿意参加城里的社团生活,许多人在被逐之前已主动退出。每一位继续高调地光顾犹太商店的老社会民主党人都看到,有不少本地冲锋队员在店里赊账购物、拒绝支付账单。在德国各级政治头目、报纸和媒体持续不断的反犹宣传中,到1933年夏末,诺特海姆的犹太人实际上已被排除在社交生活之外。诺特海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也发生在德国的其他地方。
有些犹太人认为反犹浪潮不久就会过去,于是理性视之,或者尽量忽视它。然而许多人则处于震惊与绝望状态。政治暴力的普遍程度与1933年1月30日之前相同,但此时的政治暴力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而且矛头公开对准德国的犹太人口,开创了一种在很多人看来是全新的局面。结果恰如纳粹党所愿,犹太人开始离开德国、移居国外,仅1933年就有3.7万人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口从1月份的52.5万减至6月底的不到50万,而这仅仅是登记的犹太教信徒的降幅,随后数年里将有更多人步其后尘。但也有很多人决定留下来,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对老一辈人来说,在国外找工作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主要是因为多数国家依然深陷经济萧条之中,因此他们更愿意留在自己一直当作家乡的德国碰运气。还有些人心存幻想,以为等到纳粹政权稳定下来,形势就会好转——冲锋队青年的狂野之气届时自然会被驯服,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越轨行为很快就会结束。 
有一位犹太裔公民却不抱这样的幻想,他就是维克托·克伦佩勒。3月5日选举之前,他已在日记中表达过对“右翼恐怖”的不满,但与后来的情形相比,当时的恐怖还是相对有限的。他觉得自己无法同意那些为民族党辩护、支持取缔共产党的友人,令克伦佩勒沮丧的是朋友们看不清希特勒内阁“权力分配的真相”。他在3月10写道,选举之前的恐怖仅仅是“温和的序幕”。暴力和宣传让他想起了1918年革命,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卐字标志下进行的。他已经在琢磨自己什么时候会失去大学教职。一星期后他写道:“1918年的战败并不像当前的形势这样让我深感沮丧。日复一日赤裸裸的暴力、对法律的践踏、最可怕的伪善、野蛮的心态,就像发布法令一样不加掩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实在让人震惊。”3月30日,抵制行动的两天前,他绝望地写道,气氛 
就像中世纪或沙皇俄国最黑暗时期的一次集体杀戮的前夕……我们是人质……“我们”是受到威胁的犹太群体。实际上,我感到的羞耻多于害怕。为德国感到羞耻。我确实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而且我一直以为20世纪的中欧不同于14世纪的罗马尼亚。错! 
克伦佩勒认同民族党除了反犹主义以外的多数观点,他与许多保守的犹太裔德国人一样,坚持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德国人。他的忠诚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经受严峻的考验。 
克伦佩勒在1933年3月20日写道,德国将不会被希特勒政府拯救,它似乎将迅速驶向一场灾难。他接着写道:“除此之外,我相信,德国将永远无法洗刷掉与纳粹同流合污的耻辱。”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犹太裔友人和熟人的被解雇。让克伦佩勒感到内疚的是,他由于1914—1918年在前线作战而得以根据4月7日的法律留任。人们的自私、无助和懦弱令他灰心,更不堪的是他所在的大学里学生们的公开反犹活动和谩骂式反犹标语牌。他的妻子在病中,神经脆弱,令他担心的还有自己的心脏问题。克伦佩勒之所以能支撑下去,既是因为他在德累斯顿郊外的多尔兹肯(Döltzschen)买了一小块地,准备盖座新房子,以此安顿自己和妻子以及他的学术写作,也是因为他对人类不可遏止的同情心和对知识的好奇心。6月份的时候,克伦佩勒开始私下编写一部纳粹术语词典。他在1933年6月30日收录了第一个词条:保护性羁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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