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明天醒来,无论世界又将变成什么样子,柏林爱乐一定还会演出。它可能以不一样的方式出现,演奏不一样的曲目,沿袭不一样的礼节,但它一定会出现,在历史的任何一个夜晚,音乐都在。
李斐然
编辑糖槭
音乐还在
柏林的每个夜晚,音乐都在。它有时候出现在教堂的唱诗班,有时候出现在街头的艺人表演,但最好的音乐从晚上八点开始,它出现在柏林爱乐音乐厅。这是每天晚上音乐会的开场时间,也是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段。整个大厅回荡着演出的广播,工作人员急匆匆地帮快要迟到的观众找座位,连楼梯上都会有人提醒,快点,音乐就要开始了!
一切从2020年3月12日开始变得不太一样。这是柏林爱乐暂停公开演出的第一天,那天晚上的主角是英国指挥家西蒙·拉特(Simon Rattle),他是柏林爱乐前任首席指挥,与乐团有16年的合作经验。他也是最受欢迎的世界指挥大师之一,举办他的音乐会的晚上,音乐厅外面总是堵车。
 西蒙·拉特(Simon Rattle)图源摄影师Oliver Helbig/柏林爱乐乐团
但那一天,外面路上空荡荡的。上午排练的中途,乐团经理通知,今晚没有观众来了,怎么办?
「我的心情很矛盾,这是一个正确决定。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相信音乐也是人类心灵健康的一部分,为此我感觉很担忧。没有了音乐会,人们可能会失去那些平日里的快乐,失去期望。在德语里有一个词,它的意思是『提前享受的快乐』,比如,每天早上醒过来,你期待晚上会发生的好事;星期一出门时,你所期盼的星期五。它们给人期待,这也是人活着的重要能量。我们想要尽可能给人带来更多音乐,就是这种值得期待的快乐,或许你可以管它叫做希望。」德加明(Stanley Dodds)告诉《人物》,他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二小提琴手,他也是柏林爱乐基金会四位董事之一。
在柏林爱乐138年的历史上,有过不止一次这样的特别夜晚。这个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用音乐陪伴人们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它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柏林墙的修建与倒下、经济危机。不管发生什么,柏林爱乐的音乐会是不会停下来的。二战纳粹统治期间,乐团指挥是富特文格勒,老音乐厅在一场空袭中被炸毁,指挥家就带着乐团去柏林歌剧院,不久后歌剧院也被炸为废墟,他们就继续换地方演奏,有时候音乐会中途也会被空袭警报中断,观众甚至习惯了按序疏散,等到警报结束再回到大厅,听乐团把剩下的曲子演奏完。战争结束后,柏林爱乐在二战空袭的废墟中,举办了战后的第一场音乐会。
 二战中炸毁的老音乐厅 图源柏林爱乐乐团档案馆
二战结束之后,一个记者在德国街头采访,他拉着来往的人问,每天无尽的轰炸和死亡,你是如何熬过了战争,熬到明天?其中有一个人想了想,回答他,因为明天还有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
柏林爱乐必须演出,音乐必须在,这一点无需讨论。观众来不了,他们就想办法把音乐送过去。于是,在宣布取消公众聚集现场音乐会的通知发出后,他们很快发了另一条新的通知:
「......柏林爱乐大厅将关闭至4月19日。但是,西蒙·拉特爵士及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决定,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也要继续完成本场音乐会原定曲目卢奇亚诺·贝利奥《交响曲》和贝拉·巴托克《乐队协奏曲》的演奏,免费向世界直播。」
西蒙·拉特说,在继续音乐会这一点上,大家只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就达成了共识。麻烦的是细节,古典音乐会在几百年间形成了数不清的演出礼节,而柏林爱乐更是有自己的规矩——演出结束后,指挥要先跟乐团的第一小提琴首席主动握手,这代表着对全团的致谢。然后,团员之间也会互相握手致意,这通常是在台下观众持续鼓掌中完成的,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喝彩声「Bravo」,指挥带领全体团员向观众一次又一次鞠躬、再鞠躬,直到掌声停下来,一个音乐会的夜晚才算正式结束。
问题是,这个践行了数百年的音乐传统,在一场没有观众的音乐会面前,突然显得充满了矛盾——没有人在现场为音乐喝彩,指挥上台之后,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开始音乐会吗?曲终没有观众的掌声,他们还要按照惯例,依次握手、鞠躬、谢幕吗?
这个主题成了当天乐团排练会的重要议题。柏林爱乐可能拥有全世界最严谨而细腻的音乐家,他们高度自治,通过民主讨论决定乐团的所有音乐决策。乐团的首席指挥就是乐团成员自己选出来的,必须要他们的大多数赞同才能通过。西蒙·拉特卸任首席指挥之前,为了选出继任者,乐团一度开了连续长达11个小时的漫长讨论会,最终决定,改期接着讨论。
作为柏林爱乐乐团理事会成员,德加明组织了这场新礼节的讨论会。他们提出,既然没有观众为我们鼓掌,那我们就自己为自己鼓掌,在指挥上台的时候,用乐团的掌声欢迎他。这个主意在弦乐组遇到了一点麻烦,负责像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这些大家伙的乐手,两只手都拿着乐器,没法鼓掌……西蒙·拉特提议,握手也是一个太古老的动作了,他只有在德国演出才会握手,在他现在执棒的伦敦交响乐团(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乐团成员会在曲终之后相互拥抱。不过,拥抱的提议很快被这个德国乐团否决了。这些还没讨论明白,还有问题亟待解决:现场一个观众都没有,演出最后还鞠躬吗?要对着摄影机鞠躬吗?向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深深鞠躬吗?如果不鞠躬,最后一个音符结束之后,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
全世界最具民主精神的交响乐团陷入了他们惯有的漫长辩证会,终于在演出前达成了初步结论——指挥和首席轻轻碰一下拳头,用来取代握手。乐手之间离得近的人碰手肘,弦乐组因为两只手都得拿乐器,拍拍腿或者跺跺脚,意思一下就好了。至于最后……今晚就先不鞠躬了。
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晚上八点音乐会开始,在不太协调的鼓掌和跺脚声中,西蒙·拉特站上了指挥台,他们互相看了看,笑了起来。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场奇怪的音乐会。在场的许多人都见过观众很少的音乐会,但至少现场还看得到几个人吧!今晚我们决定,在这样的危机面前,既然我们的观众不能来到现场,那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去观众身边。如果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需要我们习惯这种互相远离的生活,音乐将是一个更重要的必需品。」西蒙·拉特在演出前,对着镜头这样说。「请原谅我们还没有研究出这场音乐会的礼节应该是什么,换句话说,今夜音乐停下来之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还好有你跟我们在一起,谢谢你。」
西蒙·拉特告诉《人物》,这个音乐的夜晚是他和柏林爱乐想要向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音乐还在(The music is still there)。」
 没有观众的演出现场 图源摄影师Stephan Rabold/柏林爱乐乐团
坐在音乐中间
观众席上一个人都没有,可是音乐厅却好像变得吵了。演出的最初几分钟,德加明觉得周围多出来很多刺耳的噪音,平日里听不到的细微动作突然在耳边轰鸣——乐手的燕尾服蹭到椅子的声音,曲谱翻页的声音,甚至鞋子踩在地板上的轻微摩擦,都是一阵巨响……
作为一个职业小提琴演奏家,他对声音非常敏感,在柏林爱乐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他们常常私下开玩笑说,只要还有现场演出,交响乐团是不会失业的,因为这是只有人类才能捕捉的细腻感受,机器永远无法取代他们。在舞台上,他们创造的是一种共鸣。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在一起的人们共同合作,实现旋律的交织。
「我热爱交响乐的原因就是,我们是在为彼此演奏,当旋律响起,所有人跟你同在。」西蒙·拉特说,这种共鸣来自乐手之间,是和作曲家跨越时间的重逢,也是和台下观众分享。「我们怀念音乐厅里的另一种安静,那是我们熟悉的来自观众的无声支持。观众席坐满了人,大家却凝神地静静看着我们,只有呼吸,那和空无一人的安静完全不同,我很怀念观众的呼吸。」
不过,他们很快忘记了台下这种异样的安静,全神投入在音乐里。沿着乐谱的每一行向前航行,驶向作曲家的方向。德加明很快忘记了这是一场特殊的音乐会,忘记了台下没有观众,忘记了恼人的噪音。此时此刻,只有音乐,和藏在音乐中的作曲家。
今晚的音乐主角是两个活在困境里的人,和他们对于命运的回答。他们所讲述的是音乐的一个经典命题——在残酷的命运里,在熬不下去的时候,人为什么活下来?
一个是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奥的《交响曲》,这是一部创作于1960年代的作品,那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也潜藏着变数,「当你顺着音乐走到终点,你会发现,自己回到了最初出发的地方,但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另一部作品是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创作于1943年的《乐队协奏曲》,它是一个孤独的病人对命运的解读。二战中他公开反对法西斯,「我看到了你们如何对待犹太作曲家,从今天开始,我要求也这样对待我,虽然我并不是犹太人。」为此他不得不离开家乡,移居纽约,但是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也和纽约的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在纽约,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客人,但这里不是他的家,他也没有了能够回去的地方。每天困在自己的房间里,疾病、孤独和异乡感一起袭向了他,他总是发烧,几乎无法完成作曲,沮丧地判定自己的职业生涯走到了尽头。他被生活困住了。
1943年春天,一位小提琴家朋友写信给当时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谢尔盖·库赛维茨基,请求他的帮助,巴托克需要药,但他更需要音乐,「音乐也是一种治愈。」
库赛维茨基为了这位作曲家到美国军队求情,希望能给他使用青霉素。那时候青霉素在美国只有军队有权支配,是仅次于核计划的顶级项目。一个月后,指挥家到了巴托克的病床前,给他带去了青霉素,还有一份交响乐约稿,他希望巴托克创作《乐队协奏曲》。这给了巴托克极大的希望,音乐成为了他的动力,虽然身体依然虚弱,但他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舒缓。这一年的夏天,他用了55天时间,一气呵成写完了全部五个乐章。巴托克是全世界第一个使用青霉素的平民,他因此熬过了那个垂死的1943年,有机会看完了自己代表作的首演,听到现场的喝彩,也获得了额外的时间,为妻子的生日偷偷写了一首曲子,藏在曲谱的后面。显然,这是一次有效的治疗,治愈他的有时候是青霉素,有时候是《乐队协奏曲》。
这位困在命运难题里的作曲家,把他所有的情感都写在了《乐队协奏曲》中,这成为他最为知名的代表作。它包含着令人窒息的黑暗,却又时而跳跃着幽默,在最后的章节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乐观和明亮。
「交响乐让我着迷的地方是,人生的一切都写在里面,希望、悲伤、喜悦、痛苦。一场音乐会是驶向自己的旅行,音乐给了你一艘船,它并不总是载着希望,它也允许你在其中品味悲伤、孤独和痛苦,它是人生的全部。古典音乐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你并不是孤独的,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人和你一样,在生活中面对了一样的感受。这种共鸣被作曲家写在了曲谱里,跨越时间,在演奏中传递给了今天的你。」西蒙·拉特说,其实每个人在音乐中都是在寻找自己,端详自己的人性一面。
对西蒙·拉特来说,巴托克的作品像是一场从黑暗驶向光明的旅行,但他常常觉得乐谱最后十几个小节实在是太明亮了,在经历了之前的种种黑暗、挫折、迷茫、困顿后,迎接我们的出口是什么?光明的终点之后,那是什么?
难熬的并不只是此刻的战争,还有战争结束之后。在柏林爱乐的历史上,黑市价格最高的门票属于富特文格勒,但最贵的不是二战期间的演出,而是二战之后的1947年。那一年,这位德国指挥家结束了非纳粹化审判,回到了战后的柏林,举办他回归后的第一场音乐会,2000张门票一抢而空。人们拿出了自己所有的宝贝,甚至过冬用的皮夹克,去换一张战后的富特文格勒的门票。显然,战争中的人们需要音乐,而等战争结束了,人们似乎仍然需要一个答案。
在柏林最孤独的夜晚,这个音乐答案逐渐清晰了起来。这个晚上,在场所有的音乐家似乎感同身受地理解了这份隔绝中的孤独、未知中的希望,他们在交响乐中又一次实现了灵魂的共鸣。西蒙·拉特说,在音乐最后的十几个小节,他看到巴托克在音乐中复活,就坐在了他们的面前,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事实上,青霉素并没有拯救巴托克,他在两年后的秋天去世了。最后一次住院治疗前,他恳求医生再多给他一天时间,让他把另一部钢琴协奏曲写完。可惜他的时间只够勉强写完草稿,在最后一个音符后面,他歪歪扭扭写上了“The End”,不久后,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然而,正是藏在乐谱里的这些音符,开启了属于巴托克的新音乐时代,终点之后,是另一个起点。
 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 图源柏林爱乐乐团档案馆
音乐结束之后
最后一个音符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但音乐结束之后怎么办,对柏林爱乐来说仍是第一次的未知。在西蒙·拉特的带领下,整个乐团越过了巴托克乐章最后那个明亮的出口,走向了终点的休止符,他们一起抵达了共鸣的顶峰。只不过,顶峰之后,迎接他们的依然是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和陌生的一片死寂。整个音乐厅回到了开场前的寂静,没有鞠躬,没有谢幕,没有掌声,没有Bravo。
「当我们演奏的时候,说实话我感觉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演奏当中你不会注意到观众的存在,那一刻的你在音乐中。真正的不同是在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后,与之而来的是毫无声息的死寂。演奏音乐的快乐在于与人分享,就在那一刻,我强烈意识到,我想念这种分享,我想念观众。」德加明说。
柏林爱乐的成员们还没适应这个新现实,他们花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这是一场没有现场观众的音乐会。按照排练时候讨论出来的新办法,他们拍了拍大腿,跺了跺脚,在指挥对他们说完「谢谢」之后,陆陆续续开始退场。柏林爱乐历史上第一场没有观众的音乐会,直播结束了。
 空荡荡的音乐会厅 图源摄影师Heribert Schindler/柏林爱乐乐团
回到后台,很少人直接回家。大家还是不由自主留了下来,他们决定喝一杯。「没有喝彩的音乐会,感觉缺了一个结尾,所以我们决定为这场音乐会再造一个有感情的结尾,为自己创造一个Bravo。」西蒙·拉特说。
几乎所有柏林爱乐成员都参加了这场After party。西蒙·拉特给乐手们买了酒,陪他们喝了好一会儿。就像以往的每一场音乐会一样,散场后大家聚在一块儿,七嘴八舌聊天。告别的时候,乐手们互道晚安,问彼此同样的问题:我们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音乐会后的第二天,德加明接到了新的通知。在他的意料之中,乐团排练也需要中止,毕竟交响乐团的排练是100多人聚集在一起。所有乐团成员暂停演出和排练,回家自行练习,期限未定。在柏林爱乐的官网上,这天之后的所有音乐演出都标上了「延迟」或者「取消」,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交响乐团都一样。
隔离在家的第一天,他守着电视看了一遍昨晚音乐会的重播,隔了一天,他又看了一遍。这是他过去从来不会做的事情。「我从来不看自己的演奏会,其实柏林爱乐也从没有重播过音乐会,我们只会重新演奏一次。所以现在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正在发生的改变。我像一个旁观者一样,重看这场音乐会,注视着昨天的自己。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一切已经不同了。」德加明说。「对我来说,每天晚上期待一场线上的音乐会,也是给我带来希望的一种安慰。」
音乐会结束的几天后,西蒙·拉特收到了作曲家赫尔穆特·拉亨曼(Helmut Lachenmann)的私人邮件,这位出生于1935年的德国音乐家是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他经历过二战,困在纳粹监狱中长大,而这一天的演出让他回想起了许多往事。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西蒙,
这是一个即将步入85岁的『年轻人』赫尔穆特在听过你的音乐会后留下的一些话……我刚刚听过你的贝利奥和巴托克,它们深深打动了我……谢谢你,也要谢谢这个了不起的乐团(还有我最爱的斯图加特朋友们)!
......
你不必坐下来给我写回信——总有一天我们还能再见面的。
祝好,总也忘不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的旋律还需要修改一下……)
此致,
一个年轻人,赫尔穆特」
全世界的音乐家都有了一个意外的休假,但他们似乎更忙了。西蒙的妻子马格德莱娜·考杰娜(Magdalena Kozena)是出名的歌唱家,她上周末晚上和其他音乐家一起,在线上举办一场持续五个小时的音乐马拉松,为那些困在家里的音乐爱好者演唱。前不久,德国音乐家们在阳台上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柏林爱乐免费开放了它的数字音乐厅,越来越多乐团也开放了每天晚上的线上演出。
「我们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参与这场改变,很多音乐家都希望分享一些自己所拥有的专业,帮助其他人共度难关。音乐能够将人们连接在一起,而这是我们此刻最需要的,它帮助人与人相互理解,也能给我们带来治愈。当我们最终走出来,希望我们更加理解对方,更关心彼此,更在意世界,我希望我们能从中激发出人性好的那一面。」西蒙·拉特说。
现在,西蒙·拉特爵士负责在家带孩子、遛狗、去超市采购食物,还有陪两个儿子复习功课。在家里,他没什么机会听古典音乐,青春期的儿子们最近热衷Rap,五岁的小女儿听儿歌,妻子听完自己的练习曲目,才能轮到他使用音响,听爵士乐。一天当中很晚的时候,他才能有机会听巴赫,那是唯一给他安慰的音乐。
但现在,西蒙·拉特不得不提前结束了电话,他必须下楼陪女儿玩游戏了。最近他们玩一个宠物店的游戏,女儿在地板上摆满了玩偶,假装宠物店老板,而他每天要认领一个新的宠物。
「我不知道今天会遇到谁呢,就像我不知道下一场音乐会是什么时候,又会演奏什么,一切都是未知的谜。这就是我们此刻的生活,陪孩子玩游戏,出门为家人买食物,这是现实。」西蒙·拉特说。「音乐活在我身上,是我的人格的一部分,但现在它正在休息。接下来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改变,音乐家也一样。幻想着还能回到以往的音乐生活中去,是不切实际的。人们将需要不一样的音乐,我们也需要调整自己,让自己心理上去适应一个即将改变的世界。」
音乐的世界有一条真理:任何音乐会都会有结束的那一刻。走出音乐厅,带走的可能是伤感、感动、希望、失落,或是无法平息的激动。即便是在柏林爱乐的数字音乐厅,曲终也是不可避免的告别:「音乐会结束了,谢谢你的观看。保重!你的柏林爱乐乐团。」
然而,还有另一条音乐真理:等到明天醒来,无论世界又将变成什么样子,柏林爱乐一定还会演出。它可能以不一样的方式出现,演奏不一样的曲目,沿袭不一样的礼节,但它一定会出现,在历史的任何一个夜晚,音乐都在。
图源摄影师Stephan Rabold/柏林爱乐乐团
(感谢音乐家赫尔穆特·拉亨曼Helmut Lachenmann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没看够?
长按二维码关注《人物》微信公号
更多精彩的故事在等着你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