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益唐和欧洲的科研：天才、野心和宁静致远

图源：《人物》杂志

前段时间读了《人物》的传记「张益唐天才的野心」，文章沁人心脾读后如沐春风，实在是难得一遇的好文，颇有感触，故写此文。原文亦附于文末以供赏阅。

即使最不懂数学的人，可能也会听过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s conjecture)。

尤其是在中国，或多或少因为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故事。

但仅此而已。

在听过哥德巴赫猜想的人中，相信能完整叙述出猜想内容的人大概十之一二，更不必说证明它的意义。甚至许多人不知道它是否已经被证明了。

然而在张益唐看来，「黎曼猜想在数学界是公认的，不管是哥德巴赫猜想还是孪生素数都没法跟它相比，它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问题。」

他自己和陈景润分别在证明孪生素数猜想和哥德巴赫猜想上做出里程牌式的贡献，但对于黎曼猜想，哪怕是对其特殊且弱得多的形式——朗道·西格尔零点问题的证明，张益唐却几乎花了一生和倾其所有。

直到我看到《人物》的这篇传记，当记者又问起关于朗道·西格尔零点问题的证明时，张益唐给出了天才般自信又充满野心的回答。

「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阻碍，剩下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了。」

「只剩下技术性的问题，是说它必然可以做出来吗？」

「应该是这样。」

看到这里，我激动的拍案而起，比自己做出科研成果还开心。

不光因为这将是数论领域乃至人类数学史上的丰碑，更因为我素知张老师这些年的人生坎坷，希望这样纯粹科研的人能再攀巅峰。

可是这些回答，「如他惯常的回答，平静而自信」。

就像当年证明孪生素数猜想后，张老师和友人到「附近小镇上的饭馆里吃午饭，没有喝酒，各自吃了个三明治，算作庆祝」，「语气中听不出一丝情绪的波澜，平静得就像聊起最近买的一件衣服一样」。

也许只有这样的人，集天赋、野心和淡泊名利于一身，才能在数论这样的领域做出「大东西」。

我脑海中总会有两个字：虔诚图源：《人物》杂志

对于做出「大东西」而言，天才、野心和一颗宁静的心，三者缺一不可。

之前看过一篇清华物理系教授写的文章，说留在物理学界并做出成果的人大都不是天赋最好的人。

这话没错，因为天赋最好的就那么几个人。

张益唐是一个「ambitious」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genius」，是北大数学系班里「所有人之上、比第二名高出很远的人」。

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这个野心，也有这个信心。

他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认识，知道自己只是因为选择了最难的问题才变成「一个落魄的赛百味（Subway）员工，一个50多岁籍籍无名的普通大学讲师」。

选择最困难的问题，似乎是天才的责任，除了他们，人类无法企及这样的高度。

就像如果《黑客帝国》中的救世主（The One) 尼欧（Neo）选择回到母体（Matrix）里面继续他的安稳人生，人类永远不会有和机器人谈判的资本。

张益唐当然可以做一些相对简单但是漂亮的工作，拿到一份不错的tenure教职。

但那就是「做二流、三流的工作了」，张益唐的朋友说，「他就是对大问题感兴趣，所以是很冒险的事情。也许你一事无成，等于你到头为零。」

所以一颗宁静致远的心就显得无比重要了。它和野心之间的平衡，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可以有很多野心，但对于做学术的人，野心就要在学术上。你可以在追求人生价值的同时顺便获得其他收益，但那些绝对不能是你最终的目的。

对于这点，在我看来，中国的科研还不是，美国的科研曾经是，欧洲的科研一直是。

现代系统科研起源于欧洲。

曾经的科研只是有天赋的贵族的兴趣而已。

有钱有地位，闲着没事做，就做科研了。

伟大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出生在Woolsthorpe-by-Colsterworth的一座庄园里，简单来讲就是虽然在农村（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也没有现代「城市」的概念），但是个农场主的家庭背景。中学就读于国王学院（The King's School），大学去了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相比之下我当时拿了牛津剑桥的博士offer，却因为不愿意交学费自己出生活费而忍痛拒之投奔财大气粗的美帝，想来定要被牛顿老爷子一通嘲笑了。

除此之外，近代化学的奠基人波义尔（Robert Boyle）、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波恩（Max Born）甚至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等等都家境殷实，有的自己花钱雇一堆助手做科研，有的自己花钱买仪器在家做科研（很感兴趣通讯地址怎么写），冯大老爷做做理论就每年换一辆新款的凯迪拉克。

当然最服气的两个人分别是德布罗意爵士（Louis Victor de Broglie，prince, duc de Broglie）和威廉·劳伦斯·布拉格（William Lawrence Bragg）先生。前者是第七代布罗伊公爵，祖上历代是法国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坐拥万贯家财却非要去研究物理，结果搞出来物质波顺便拿了诺奖；后者更可怕，跟着科学家老爸一起做衍射实验得出布拉格方程25岁就收获了诺奖。

所以其实钢铁侠托尼·史塔克（Tony Stark）的原型就是欧洲一代科研人员的代表。

当然，这绝对不是说每一个杰出的欧洲科学家都是非富即贵，我们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就是在瑞士专利局不务正业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并顺便解释了光电效应拿了诺奖。

好了，那我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

简单一句话：他们做科研不为了图钱。

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在中国，做教授做科研是一项工作，一个职业，是一个人的饭碗。一生的吃喝拉撒荣华富贵都要从科研里出。

不然就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如张益唐，五十多岁还是美国三流大学的讲师，冬天踏着齐腰深的雪在异国他乡漂泊。

如果不是快六十岁成功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我们说不定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吃到张老师亲手做的三明治，并在排队的时候和一个店员聊聊朗道·西格尔零点问题。

但我认为这只是过去，是现在，是暂时。

中国正在积累一批可以单纯为了科研的年轻人，以张益唐这样的人为偶像的人，一批「ambitious」的人。

讲这么多就够了。

图源：《人物》杂志

那美国的科研出了什么问题呢？

曾经的美国科研就是继承欧洲的传统，尤其是二战后接纳了一批欧洲最顶尖的科学家，他们中很多人甚至除了人身安全什么都不多求，安安心心的帮美国科学完成了腾飞，并培养了一代美国本土的杰出科学家。

至于美国基础科研的现状，以我的身份和地位很难去客观的评判。大致来讲就是缺乏「care」，老师和学生的简单雇佣关系让许多导师有充足的理由把学生当成工作的机器，有进展就一片和谐做不出科研就不理不睬。可能物理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本来就是愿意做「漂亮工作」的天才的舞台，甚至像张益唐这样久未露峥嵘的「genius」也会被逼到新罕布什尔去做讲师。

关于这些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略略提过，无需多言。

我有幸在香港，中国内地，欧洲和美国都做过科研，所以才有这样的经历和感悟。

在捷克一个国家高能粒子物理研究所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和我对接的德国导师居然三十多岁还只有一个硕士学位，可是他文章发的很好拿个博士学位不成问题。当我带着疑惑问他时，他轻描淡写的说「博士答辩要回德国准备一段时间，太麻烦了，我喜欢布拉格」。

这大概是欧洲科研人的一个缩影：你可以笑我每周周四就离开去滑雪周一才回来，你可以笑我每天工作时间短懒懒洋洋，但当你喝一杯你喜欢的咖啡时应该也不会神经紧张地一饮而尽，而是会慢慢品咂感受它的回味悠长吧。

或许只有细水长流，科研才会是一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