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纠缠了我们将近四个月，仍未消停，反转向世界，演变成全球大流行，多国告急。截至3月29日，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67万。
病毒的肆虐伴随着一场次生灾害，在治愈和防备病毒感染的同时，我们也身处一场同样危险的信息疫情。即使国内疫情形势好转，信息疫情仍然没有告一段落。
“大蒜水、维c可以预防新冠病毒”“蚊子会传播新冠病毒”一类的伪科学，早在疫情爆发之初就在网络上传播，关于病毒是某国制造的生化武器之类的阴谋论仍在流传。
阴谋论是最为复杂的谣言，因为很难被证伪。然而，病毒不懂政治，防疫得问科学。
从无伤大雅的伪科学、到假新闻的欺骗、再到阴谋论和舆论误导，事实上，疫情面前，对所有信息，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身处在一场“信息疫情”之中，而它的危害不亚于病毒本身。
疫情下的信息焦虑
疫情不等人，处于不确定风险中的公众，迫切想要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和家人，这也是一连数月，疫情始终保持热度的原因。在疫情最为焦灼的时候，忍不住想看新闻，但看得越多越焦虑和无力，是不少人的共同体会。
人们感到焦虑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的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信息的混乱。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到“至少十倍起跳”，肯定人传人，有限社区传播，有的结论被推翻，有的最终被验证为真。真假的验证和披露显现出后真相的特征。
除此之外，信息良莠不齐，假新闻、阴谋论混淆视听，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公众并不完全具备识别的意识，分清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也有难度。
在远离重灾区的福建，正月时一度传出大米紧缺的谣言，引起哄抢；一夜断货的双黄连，被提醒不具备预防新冠病毒的作用。以疫情的全球流行为转折点，语言和地域上的隔阂，导致了解情况的人更少，真假更难分辨。
相比2003年的SARS时期，公众主要通过电视、报纸获取信息，今天，社交媒体后来居上，成为很多人获取和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人们不是在谈论疫情，就是在手机上浏览疫情信息。
谣言在网上以秒速转发，一传十传百，这些黑灰色信息比病毒传播得更快更容易，但危险并不减少半分，它们既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又误导公众，激发矛盾，增加了疫情控制的的难度。
从对湖北人的排斥和歧视、坊间流传的某国制造了新冠病毒，到如今对他国防疫的嘲讽，乃至特朗普对病毒的国别化强调、亚裔遭遇辱骂殴打，污名化、种族偏见和敌视借着网络媒体放大。
风险沟通防治信息疫情
2020年1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份指导文件中提到，应对公众关切时，公共卫生系统如果传达不确定性和风险信息，会导致一系列后果，包括丧失信任和声誉、冲击经济，以及威胁生命。WHO强烈建议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RCCE）纳入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这也有助于防止信息疫情。
疫情中的风险沟通就是疫情信息的传递与分享，旨在告诉人们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我们怎么做才能降低被感染的风险。
风险沟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真实准确的信息，我们才能评估现状，有效控制疫情。它不只是对公众的信息公开，也体现在疫情在卫生系统内的发现、上报和进入决策系统。李文亮和艾芬的“吹哨”就是风险沟通的过程。
风险沟通的关键在于理解并有所行动，但难点也在这里。
公众、专家系统、决策者间，掌握的信息不一致，各自察觉到的疫情风险也不尽相同。公众更多关注一时一地，专家和决策者掌握往往着眼全局。
但问题也来了，当卫生专家和政府每天变着法呼吁大家戴口罩不串门，有人却不当回事，走街串巷聚众打麻将；有的形势严峻已经人心惶惶，专家也给出了结论和建议，官员反倒没绷紧弦，错过了最佳防控期。
这些都真实地发生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因为风险沟通方式失当，风险感知的差异还引发了连锁反应。为防疫情打死宠物狗、殴打拾荒老人、砸坏麻将桌这样的暴力沟通挑战着文明的底线，不仅给防疫添堵，也成了社会治理中需要攻克的“病毒”。如果不注重方法，风险沟通不仅是无效的，更会制造新的风险。
风险沟通需要耐心，不是非得“硬核”才有效，更不能粗暴地凌驾于法律之上。危机之下，我们让渡了部分权利，但保有的其他权利依然不容践踏。
说白了，有效的风险沟通，是协调自己人应对疫情，离不开公众、专业人士、决策者和执行者的相互理解和配合。
对不了解的保持审慎
谣言是信息疫情和风险沟通的大敌，疫情期间，国内外媒体和社交平台，都开设了辟谣专区，通过政府机关、媒体和企业机构的合作，在事实核查和科普上下功夫。
微信辟谣助手
从面儿上看辟谣是对症的，但辟谣的效果是个存疑的话题。辟谣是事后追查，总是滞后的，且辟谣的常跑不过传谣的，因为转发谣言的未必看到辟谣，且很少自己再转发辟谣，更不用说得到辟谣的只是冰山一角。
谣言和辟谣的传播路径也不一样。一个是病毒式扩散，尤其依赖熟人交际圈；一个更多是封闭式的阅读和知晓。赛道不重合导致事倍功半的局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关于谣言，有两句话，我们常听到。一句是“不信谣，不传谣”，另一句叫“谣言止于智者”。不过，它们通常是在辟谣的时候刷屏。
如果人们明知眼前这则消息是谣言，但凡有点理智的人其实都不会转发，问题就在于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谣言是谣言。谣言止于智者，言下之意，那些事实上传谣的人不明智，没法明辨是非，这就暗含着对传谣者的指责，他们可能也很无辜。
轻信是人之常情，我们浏览信息并不像对工资卡那般认真仔细，智者也未必就对谣言免疫，寄希望于所谓的智者，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景，更把堵截谣言放大成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毕竟我们只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如果把智者与受教育程度挂钩，无异于认为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该受谣言的祸害。
《谣言心理学》的作者奥尔波特认为，谣言仅在缺乏“证据的可靠标准”时盛行，这个标准使谣言区别于新闻和科学，使欺骗区别于知识。换句话说，谣言的问题不在于没有证据，关键是证据的可信度。
一种常见的表述是：我从美国医院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我听一位专家说……美国一权威机构称……这里的信源是否真的存在，他们又是否真的了解情况？是需要打个问号的。
谣言擅长伪装成新闻，能顶专家之名，能摆数据、能讲故事，一一查证是常人不愿支付的成本，更不用说有的根本无从查起。
阴谋论是最为复杂的谣言，因为很难被证伪。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精尖人士，也有人不自觉掉入阴谋论的思维陷阱。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事儿不是没可能，就算是真的，官方也不会承认，这是阴谋论支持者的基本态度。即使这类文章自称的“铁证”并不充分、逻辑上不成立，推论存在谬误。
他们不相信巧合，不愿意就事论事，还会列举阴谋论主角的过往劣迹说本性难移，当你说这都是“阴谋论”，他反倒觉得你天真不谙世事，不懂社会险恶和国际格局之复杂。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凡是不了解的、说不清楚的，我们应该保持审慎，这是一种美德。
成为疫情信息把关人
真假是区别谣言和有效信息的标准。辨别真假，原本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技能，今天，我们越来越需要成为自己的把关人，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真实准确的信息以安排明天的工作和生活。对信息的获取、理解、评估和判断能力，我们称之为“信息素养”。
无论是应对信息疫情，还是展开风险沟通，都体现出我们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面对疫情，接受了真实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有效的行动。
《真相：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提出了六项必备的信息素养，可以为我们把关疫情信息提供参考：
1. 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2. 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
3. 信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4. 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5. 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6. 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其中的信源问题，能问倒一片，常见的回答是，网上、手机、头条里面看到的。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做出这类回答的人几乎不关注是谁在提供意见，只关注意见的立场和态度，且人不在少数。
放在平时，有些信息的真假不那么重要，无所谓相信还是不相信，比如段子，就被当成一种娱乐。疫情面前，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危机，意识到及时接收正确信息的重要性。长远来看，一个人长期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喂养，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获取优质信息的能力越强，越能从中获益。
过滤谣言，对公众固然重要，但信息素养不应仅限于练就公众个人的火眼金睛，此次疫情让我们看到，防控专家和决策者成为信息把关人也是必要的。
掩盖和隐瞒当然是最主要的问题，要求专家严格把关疫情信息并不过分，毕竟他们的职责是调查，而不只是听报告。这不是决策者的需要，也是公众对专家的期待。
现在是信息最多的时代，却不是信息最好的时代，对优质信息的渴望藏着我们对真的追求，面对新型病毒的诸多不确定性，更是如此。
比起过去，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但追究真相却更难了。但西西弗斯并没有因为终点永远无法抵达，而放弃一次次将手中的那块石头推向山顶。更何况，办法总比困难多。
没有真实支撑的生活不值得过，经不起质疑的消息不值得相信，因为我们都不希望被误导、被蒙蔽和被操纵，让自己无所适从。
一场疫情风暴，显示出人的脆弱。新冠病毒摧残我们的身体，信息疫情烦扰我们的精神。一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是团结合作面对危险的敌人，还是让恐惧、怀疑和敌视将我们分裂？
最后，引用世卫组织总干事唐德塞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
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非恐惧，是理智而非谣言，是团结而非污名化。
作者 | 施晶晶
排版 | CAT
图片 | 电影《传染病》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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