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社老记有话说
作者:顾万明(新华社退休记者)
进入3月中下旬以来,国内第一波疫情已经由驼峰走向低谷,一些省市已经连续疫情(发病率、死亡率)为零,在继续不放松防疫抗疫工作的情况下,总结疫情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冲击,从控疫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中思考、谋划改革开放的新路子,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才能使中国政治、经济不至于受疫情的重创,保持与发展40多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成果。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的流行病时,开初抗疫黄金时机上抓得不够紧;后来在引起重视后,抗疫力度加强,一些措施比较有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现在国外疫情反而飙升,有的国家的疫情数字反超我国。从疫情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的抗疫工作有成功之处,也有深刻的教训。疫情暴露了国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一些管理体制上有不适应之处。一些政策束缚了社会的活力,对社会的思想、文化管理过严,没有倡导出生动活泼、有活力的局面来。一旦遇到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一些领导部门、专业机构存在应对不及时、措手不及、消极等待、推诿拖延、不负责任等问题。疫情反映出国内当前继续肇始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紧迫性。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大体制下的管理体制的改革则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再好的大体制如果管理体制不对,都不可能发挥大体制应起的作用。在疫情缓解后,当务之急是改革各个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全社会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其基调是"对下放权"。现在我们仍然要以此基调指导当前的改革工作。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路线错误,极左思想对全社会管控过严,窒息了社会的活力。现在,应该适时推出新的改革开放措施,使人们对疫情后的改革开放有新的信心。

要加快各级党、政机关管理体制改革。在大政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建立和尊重党、政各级权力与责任并重的管理体制,向各级、各层次放权,使各级党、政机关增强执政、行政的主动性、责任感。前些年来,主要搞了集中权力办大事,一切政令出中南海。虽然起到了号令一致、各级听指挥,但也使各级产生了一切等待上面指令,不得自作主张的消极态度,把各级党、政干部管死了。
在今年的疫情刚起之初,湖北省、武汉市的党、政领导先期得知了疫情的讯息,在向上面汇报了疫情后,像这样严重的流行病按照有关的规定,省市不必等待上面下指令,刻不容缓,即可向公众发出预警,开展防疫控疫工作。中科院专家则认为“如果对法律灵活运用,完全可以先预警再上报,及时告知百姓对这种病毒应该怎么防护。依照该法,哪怕是预警出现了偏差,也不会被追究责任。武汉市政府在这次疫情中,及时预警是合法的,不预警是错的。”
国家《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建立传染病预警制度”,明确提出“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武汉市领导不但没有预警,还处理了在朋友圈传播疫情的八位医生,尤其对李文亮医生进行了训诫。这些年来,各级党、政干部习惯了要有中央指示才能动作,结果贻误了控疫的黄金时机,使疫情扩大了流行面,增加了感染率与死亡率。
在2003年抗SARS后,国内投资7亿多元,从硬件、软件上建立了流行病的从中央到基层的报警系统。本来这套现代化的报警系统可以在发现流行病后,就是在乡镇这样的最底层,都可以直接报到北京。但由于各级党、政机关,各级领导干部的干预、不作为,使这套流行病报警系统失效了。这个深刻的教训说明了加快各级党、政机关,党政领导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加快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今年的疫情应对不够及时的教训,反映出我们的社会缺少活力,缺少发动和运用民间力量,配合党、政机关及时开展包括防疫抗疫在内的各项工作。这与我们对社会各部门的管理政策有关,把社会各部门管死了,没有发挥社会力量在党与政府的各项工作中的作用。防疫抗疫工作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工作,要动员每一个公民来加入,才能达到抗病毒的作用。
各个民主党派、社会团体都是我们应该信任与发挥的社会力量。社会团体管理部门应该加强与社会团体的联络,在管理措施上要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不把他们当作异己力量,在各项社会服务方面放宽准入范围。政府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为他们提供为社会服务的方便条件。各个民主党派人才济济,应该发挥他们的专业人才的作用,信任他们,依靠他们,使民主党派人才在各项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各级宣传部门对文化、新闻单位的管理体制、方式、观念都应该大力改革。这些年来,各级宣传部门对文化、新闻管理存在观念有问题,思想不解放,方式、方法不对路,管文化的不懂文化,管新闻的不懂新闻,把这些单位管死了。
这些年来,基本没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新闻作品问世,管理部门思想僵化,满足于文化、新闻单位听吆喝了,而没有看到各项精神产品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很多年以来,文化、新闻战线可以说是没有提得起来的优秀作品。影视、戏剧、小品、相声、绘画、艺术等,可以说是拿不出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理论、文艺书籍也是同类题材的多,给读者印象深刻的少。
在今年的疫情中,新闻记者没有发挥应有的社会预警人的作用。宣传部门、各级领导机关单纯把新闻媒介当作为党和政府服务的工具,而没有考虑新闻媒介还有为社会、为读者服务的一面。他们只要求新闻照抄照发文件与领导讲话,不要求新闻媒介撰写出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反映人民大众的呼声。没有给新闻媒介工作的自主权,新闻单位采访什么,写什么、什么能发、什么不能发,都由宣传部门规定好了,各媒体不敢越雷池一步。在今年的疫情中,一些领导机关要记者按他们的口径发稿,不能自己采访发与领导机关口径不同的稿子,使记者没有为疫情发出预警来,全线失守了,没有做到守土有责。
现在群众对报纸、电视非常不满意,不愿意再花钱、花时间去看。他们反映,如今报纸同50多年前一个面孔,全都是一样的版面、一样的内容。过去报纸上的新闻杂谈、小品文、漫画等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不见了。电视的新闻、艺术作品水平也大大下降。
加快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些年来,国家对经济管理的基本方针是"国进民退",而我国宪法的精神是国企与私企一律平等,国企与私企的财产权都受法律保护。对国企以优于私企的政策发展是违宪的,在各个经济领域实行"国进民退"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一个时期内,一些专家、教授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言论,明显与邓小平的改开思想相违背,也没有正确的舆论去回击这样的错误言论。学习经典革命的理论,对其中“消灭私有制”的主要观点,与当前鼓励发展私营经济是什么关系,回避矛盾不作解释,也不去理论创新予以解答。一些对私企的政策过左,使私营企业主对政策的稳定性产生怀疑。如有一个时期要在私企设党组织,还提出了国有资产对大型私企的并购、参股,不考虑私营企业主是否愿意,都使私营企业主产生"政策变了"的印象。
在这样的语境、政策环境下,私营企业主信心崩溃,万分焦虑,前途无望,海外并购、外逃资金有之,撤资、缩资、不再扩资、关门溜之大吉的私营企业大有人在。私营企业是国民经济、创造税利、就业的大头,国家、大多数人是靠私营经济吃饭的,而又在政策上不扶持私营经济,打击私营经济,这就是自己拆自己的台。后来再说“自己人”也无济于事。国有企业早就是自己人,是不用说自己人的。凡说自己人的,都不是自己人,私营企业主是很明白的。
不应该给私企戴“红帽子”,这样还是认为私企不可靠。首先在观念上不能歧视私企。私企不是民企,国企才是民企,私企就是私企,是私营企业主的私人财产,把私企称为民企,还是产权概念不清。搞混合型企业应该征求私企的意见,不能违背私营企业主的意愿,强行要求私营企业主出卖股份。应该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普惠制,宣布行业准入条件,公布负面清单。要清理历史文件,凡是对国企、私企实行不同待遇的一律取消。
现在,私营企业主感觉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忧心忡忡。要支持私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私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样才能真正使私有企业主放心,资金外流、移民的问题才能解决。在出现疫情后,大批私企接不到订单,有的招不到工人,纷纷倒闭,急需国家给予支持。
这些年来,对国企实行兼并、组合,过分求大求全,大型的国企集团越搞越大。大有大的难处。一些大型国企反而变得经营不灵活。有的大型国企的购并不是企业本身的需要,是上级的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其行为不符合市场的要求,必然导致发展前景不良。现在对国企也很少强调保护企业自主权,应该减少对国企经营自主权的不当干预。
加快开发国内消费市场、改革分配制度。疫情以来,多年的全球化经济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这一波全球化经济已经结束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已经开始把原来移往中国的产业生产线回迁,虽然这样的回迁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也将明显对我国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本来在美国关贸加税后,出口量已经大大下降,加之今年又遇到疫情对出口的影响,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经济发展企望依靠海外市场消费,如今已经是很不现实的,加快开放国内消费市场是刻不容缓的。
多年的外向型经济已经暴露了问题,这样的经济模式使一个国家的生产产品主要满足国外的需求,我国生产的各种产品一半以上去满足了国外市场的需求,而本国的国民,尤其是农村贫困户一贫如洗,极其需要的生活用品没有能力购买。在出口为主的合资、外资企业的打工仔,他们的收入很低,有的企业加班加点发很少的加班费或不发加班费,他们没有很强的消费能力。我国出口为主的经济模式是畸形的,不合理的,只能是暂时的。我国在外向型经济中赚到的外汇大多又买了美国国债,使外汇长期在国外循环,人民没有从这样的经济模式中得到实惠。
国内分配要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应该继续抓好农村的扶贫,消灭贫困户。在城市中也要开展扶贫工作,对城市贫民进行救助。对所有企业要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实行每小时最低工资管理,逐年提高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的退休职工应该继续连年加薪,而对收入较高的退休阶层应该少加或者不加了,以免社会退休职工对过大的差别有意见。对高收入阶层应该加大增收税赋,建立各级官员的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适时推出遗产税、财产税,将增收的税用于增加低收入阶层、社会公共项目支出。
加快医疗、教育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国家要增大对医疗、教育单位的投入。根据国外的做法,公办医疗、教育单位的支出要全额由国家财政包下来,不再实行财政包一部分支出,自己经营解决一部分支出的双轨制。这样使医生、教师没有后顾之忧,全部精力投入业务活动。国家要重视流行病预防体系建设,对全民开展预防流行病的教育活动,使全民增强预防意识。在各级干部中也要开展经常性的流行病知识培训,使他们懂得如何开展防疫控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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