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的封城日记剧终了。其流传之广、阅读者之众，称之为近些年绝无仅有的现象级传播案例毫不夸张。
对于作家的这一次写作，议论很多，这里概不引述，直接说一下个人的一些观感和判断。
作家的写作，有别于记者的写作。作家有时候更强调个人的感受与体悟，写的是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甚至阐释，而新闻记者更多的纪录，力求更逼真地把正在发生的事情描摹下来。这种区别，决定了作家有时候会有闻必录，而记者不行，记者必须去一一求证核实才行。
专业记者写一篇报道，为了一件事需要采访很多不同的人，相互对立的双方甚至经常同时是记者的工作对象。记者要让这些完全对立的人对同一件事情进行讲述还原，还要让第三方进行讲述和还原，经过反复的甄别，然后写出尽可能接近事实的文章。
从媒体辞职之前，我经常进行这样的写作，为了一件事反复找不同的人询问，不仅要听他们怎么说、说了什么，还要让他们尽可能提供能证实他们所言的证据。没有证据，他们说得越精彩，我越不敢轻易写。
这种写作习惯，延续到现在。即便是在微信公号上写作，涉及到具体的事情和具体的人，都不敢大意。
搞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即便是记录一段历史，也常常要借助一个虚构的故事，即便这个故事来源于现实，一般也不会直接就把现实人物的真实姓名、真实身份写进小说、剧本里，多半是要虚构一个或者多个人物，故事也要加工，可能比现实发生的事情更荒诞、更激烈、更反常。
作家的写作是抽象折射现实，而记者的写作是对现实的素描，甚至是拍照片。
作家，不这么写作，他们记录历史与记者记录历史是在两个不同的纬度，着力点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
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突发事件，正常状态下应该是记者们去记录，对于政府和官员是否做了不利于公共利益的行政决策，也该是记者们去挖掘的，但有时候具备挖掘能力的记者缺席了，作家们只好操笔上阵。
这是无奈的现实逼出来的。本来该记者们去记录的事情，作家去做了，但作家不可能像记者一样对自己接收到的每一个信息进行专业的甄别，作家笔下的现实记录难免有误差甚至谬误。但是，我相信遇到如此惨烈的灾难，稍微有点良知的人都不会去刻意伪造信息，有些误差或谬误也是真相缺席、信息垄断所致。
还有一些，纯粹是信息传播中人为篡改导致的失真。封城日记中引起很多质疑的一个细节是，作家曾提到有个医生朋友告诉他，有个殡仪馆里一地的手机。这个信息，作为一个作家是很难核实的。即便是现在，那些去殡仪馆里领骨灰的人都不被允许手机拍照，2月上旬的武汉殡仪馆是什么样子就更说不清。
另外，封城日记配的照片一般都只有作家个人的照片，极少有她记录的事件的现场照片，引起广泛质疑的旧手机市场照片，并不是作家日记发的，而是有网友在转发她的日记时自己配的照片。所以，责怪作家发假新闻站不着脚。
这几年，经常有人在不同的场合讨论一个问题：在中国有多少资产算中产？
从资产的数量衡量，说法各异，因此计算得出的数据不太一样。但是，中产仅仅是指资产的数量吗？
我们身边，有大量的人以为自己有一定的资产了，就是中产阶级，以为自己可以免于某些伤害，平日里对他人的不幸与苦难视若无睹，少有悲悯与同情。这些人中，有些人因为自己吃饱了饭就觉得生活在太平盛世，只要有人说这个社会还存在穷苦、不公他就觉得你是仇恨社会。
这些人自己遭遇不公时，觉得这个社会有不公；一旦自己的麻烦解决了，就开始压制其他人说自己有麻烦，说人家乱发牢骚、泄私愤。
这些人的世界里，除了赚钱没有别的追求，他们很难想象得到，这个社会有些人关注贫困不是因为自己贫困，有些人呼吁正义不是因为自己遭遇了不义，而仅仅是因为悲悯与同情。如果你不是图个人的私利，那他们一定会找出别的说辞指控你别有用心。
写作，根本无法唤醒这些人，因为他们根本没睡着。他们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是因为涉及到自己的利益，而无关公道正义、无关公共利益。
有时候真的沮丧，在这样的环境里写作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写作者如果因此就不写文章、不发声了，那岂不是真的就把这个世界拱手让给了那些唯利是图的人。
2020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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