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不好笑。对话一开始，他甚至有些拘谨，没有任何笑话或段子。回答一些问题时，他要思考十几秒，才能缓慢地给出答案。能明显感觉到，他说出来的句子比他实际想要表达的缩回来了几寸。他穿着深绿色的卫衣，松垮的裤子，脚上踏一双雪地靴，坐在工作室的沙发里，说着说着，身体滑下沙发，坐在了地上。他的眼睛不看人，其实是害羞。
他不像是位导演或演员，而像个勤恳的上班族，上午11点准时坐在楼下的桌子旁开始工作，员工们在楼上，晚上7点，他上楼，催促大家下班。他更欣赏持续的工作推进，疫情期间，他俩月没离开北京，剪完了新的长片《吉祥如意》。偶尔有疯狂的时刻，做《屌丝男士》期间，曾有一集点击率不错，大鹏号召团队在深夜的中关村裸奔，但他是唯一一个提前在终点放好衣服的人。
在公司的制片人金鑫看来，这是大鹏精力旺盛的一种表现，「这个时候大家会选择在家看看电影看看剧，鹏哥就会想，把之前搁置的工作捡回来再重新做一下。」金鑫从《屌丝男士》时期就跟着大鹏一起工作，他记得《屌丝男士》经常要连续拍摄25、6个小时，所有人都困极了，只有大鹏还在全场飞奔。多年的合作伙伴、编剧苏彪形容大鹏，「对自己的事业有着近乎疯狂的、不计成本的追逐，是个燃烧着的人。」
大鹏的拼命源自成长环境。生于东北小城，父母从小便为生计奔波，大学毕业后，他开始北漂，在互联网公司里从最基础的实习生向上攀爬，他渴望在工作上不断证明自己。
他是幸运的，时代把他推上了顶端。互联网和草根文化的兴起造就了《屌丝男士》，这一成功，加上那几年涌入电影行业的资本，给了他们创作《煎饼侠》的机会，而《煎饼侠》创造了11.59亿的票房。金鑫记得他们在苏州跑路演，外面的人拍着玻璃喊「大鹏，大鹏」，当时韩剧《继承者们》正火，大鹏形容自己就是「东北李敏镐」。
多年好友、同样来自东北小城的编剧苏彪形容那种体验：「觉得自己有进入北京的资格和底气了……就感觉在做梦，时代和观众把你顶到了这个位置，接下来你要把这个梦紧紧地抱在怀里，才能感觉到温暖，察觉到能量。」
苏彪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大鹏的精力旺盛：近两年，他察觉到大鹏身上有种患得患失的不安全感。「我也总在想，我们经历了网剧和电影的洗礼后，还能跟上现在的时代吗？在三十多岁的年纪，绝对不允许自己走下坡路。要保持自己一直有说话的入场券，保证自己一直有输出表达资源源。」
距离《煎饼侠》上映已经过去5年了，大鹏说自己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成功和辉煌。他经常面临误解。人们总认为大鹏应该是搞笑的、甚至屌丝的，但这位38岁的男士平常是拘谨、安静的。也许这些误解会带来压力，大鹏必须要有新的突破和尝试。他回到自己的故乡，拍了一部短片《吉祥》，在金马获得最佳创作短片后，有豆瓣网友评论，「以前的电影是大鹏拍的，这次是董成鹏拍的。」尽管才刚刚完成定剪，但大鹏觉得《吉祥如意》是他截至目前导演的最好电影。他希望人们在未来看到这部片子时，会对他有更立体的判断。
以下是大鹏的自述：
文｜荆欣雨
编辑｜槐杨
1
我挺幸运的。这十年是互联网野蛮生长的十年，也是我进入电影的十年。在《煎饼侠》那个阶段，中国电影蓬勃发展，新人导演层出不穷，跨界导演开始崭露头角，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2012年，我在搜狐制作了《屌丝男士》。那时的我就是愿意看《屌丝男士》的人。一个普通的小镇青年，来到北京的互联网公司从实习生做起，很长时间都是5600块工资，租房子在公司附近，因为要随时赶去加班，没有存款，慢慢在公司开始有机会证明自己……
它是草莽的、草根的，对当时大家熟悉的场景有很多新鲜的解读，足疗店、教室、医生和病人，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触碰到的场景，这个剧把那些我们觉得熟悉又荒诞的事情演绎了出来。出乎我的意料，它受到了欢迎。
因为这部剧，我才有机会拍《煎饼侠》，票房11.59亿，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煎饼侠》中大鹏和吴君如对戏 图源豆瓣电影
但我没有珍惜那个时刻。我应该很高兴、很沉浸、很享受胜利果实，但是我没有。我不觉得那是个不寻常的时刻。我只觉得我的一个作品上映了，这是我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它获得了大家的喜欢，我挺高兴的。我认为我以后还会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喜欢，而没有意识到，在未来的五年内，我再也遇不上一部电影破十亿，再也遇不上所有的媒体主动来采访我，再也遇不上所有的资本、电影公司拿着剧本希望我参与。如果那个时候我坐在房间里为《煎饼侠》的成功喝一杯酒，我都会觉得我珍惜那个时刻，但是我没有那么做。
2017年，《缝纫机乐队》上映，票房没有达到预期。我们去外地路演，一个又一个影厅地跟观众见面。马拉松式的城市路演是很辛苦的，当你接近路演终点时，你的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可是你的电影只有7.8%的排片。那种挫败，那种无力感深深地笼罩着我。
影厅里面的观众对你的支持和网络上的评价非常不一致。大家面对你的时候，都那么喜欢看这部电影，可是打开微博、豆瓣、知乎，你发现很多人在骂你，你不知道影厅里面一张张支持你的热情的笑脸和网络上很多的人评价哪个是真的。我记得那是9月30号，在电影里我们虚构了一场演出，也是9月30号，我在去影院的路上突然想，在虚构的电影世界里，那些人这个时候就要登台了，会有人去看他们的演出吗？
非常迷惘和痛苦。当时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陪着我，我不希望自己的脆弱和伤感在他们面前展现，他们也像怕打扰我一样，非常默契地选择了不提这天上映后的反馈。没有人祝贺你电影上映了，没有人恭喜你有个好的结果，过去所有的忙碌，当结果呈现的那一刻，你是孤独的。
晚上十点多，把所有影院跑完，我回到酒店。房间里有沙发，也有床，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坐在地上了，保持同一个姿势，时间很久很久。我盯着手机里面的评价——如果说我过去工作的经历有一个至暗时刻的话，就是那个时刻。
这时候，发行的同事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现在电影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希望它能有机会更好，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你站出来向所有人道歉。因为《煎饼侠》口碑不好，希望大家再给它一次机会，来看《缝纫机乐队》。」
我写了道歉信，因为我觉得要对为这部电影付出的同事们负责，如果这个举动能够让这个电影有更多的关注或挽回它的颓势，我可以那么做，但是我打心眼里不认同这个建议。当时，我坐在地上非常难过，我觉得这是一种乞讨。如果那个时候谁给我一个拥抱，我会一辈子对他好，但是没有。
大鹏和编剧苏彪在《缝纫机乐队》拍摄现场图源受访者
2
我出生在东北集安下面的一个小县城。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得了肾病，到现在还在治疗。童年的大部分记忆都是我一个人在亲戚家，父母去集安以外、更大的城市看病，几个月回来一次，回来又走。
有一次他们回来了，我问我爸，我妈呢？我爸说她回来了，就在炕上坐着呢。我说没有啊，炕上坐着另外一个人。是因为妈妈治病打了很多激素，变得比我印象中胖了，我不认识她了。这件事让我妈很难过。
再长大些，我的父母下岗了，为了生存，他们在县城开了一家饭店，叫「真不同」，做家常菜，生意不算好，一天也就赚1、200块钱。饭店离家远，放学回到家，我还是一个人，弹吉他、听音乐、写歌、画漫画，或者写文章投稿。我胆子小，怕黑，睡觉时总开着灯，早上醒来的时候灯总是灭的，是父母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把灯关了。
我理解父母，家里条件不好，他们要努力工作来维持日常开销。但我习惯了孤单，每到过年，一家三口难得聚在一起，我就觉得不习惯。年三十还好，去爷爷奶奶那里；到了初一初二，我就不知道该如何跟父母相处。睡觉之前，一家三口要干吗呢？聊天还是看电视？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日子。
你知道我的路径：东北县城，然后北漂，逐渐被人认知。这是个小镇青年逆袭的故事，所以我拍的电影也都是这样的主题。我很难在创作过程中突破这样的表达。
《缝纫机乐队》后来我也会反省，4.6亿票房如果不和《煎饼侠》比，那其实是一个商业成功。但电影市场不可捉摸，要获得巨大的票房成功，你要做对所有事。那部片子带来了一些影响，比如，我希望拍的故事开始有阻力。之前几乎没有阻力，我说我要拍一个乐队的故事，合作伙伴都很支持。但《缝纫机乐队》后，他们会直接问我，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择？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一意孤行、毫无顾忌。
不久前，我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大家发的《屌丝男士》的剪辑，我试图复制当时的状态和表情，却发现我做不出那个表情了。
「屌丝男士」、搞笑，成了我的标签。无所谓，我毕竟是因此被大家关注到的。更多的人在工作中都希望能够被贴上某一种标签，因为标签意味着简单直接地概括你做的事情，意味着你做得还不错，那你为什么希望在换一个平台、换一个身份、换一个输出方式的时候抛弃之前的标签呢？
它是代价，也是奖赏。很多同行日以继夜，周而复始，比我更努力，比我更有天赋，可是他们比我更多人知道吗？他们比我拍了更多电影吗？我希望自己能贴上更多的标签，比如除了《屌丝男士》的成功，我希望我能贴上一个「优秀演员」的标签，一个「值得信赖的导演」的标签。如果现在我拍一部电影，还有人说这是《屌丝男士》，没关系，只不过是时间还不够久、我的作品还不够多而已。
大鹏和沈腾在《屌丝男士》中的合作图源豆瓣电影
3
去年我拍了一部电影叫《第八个嫌疑人》，在拍摄早期要让自己胖20斤，结尾又要瘦30斤，角色的结局也不是特别正面，导致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被裹挟在一个巨大的漩涡当中。回到北京，就接到了《大赢家》的剧本。它是喜剧，很简单、很直接，合作的演员都是朋友，大家聚在一起，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群人相处的时光，这是我接这个戏最主要的原因。
杀青那天，我和柳岩拍了一场趴在天台上的戏。因为赶杀青，时间很仓促。我们那场戏是一起等着时间到9点半，没什么台词，我也不知道要演什么，就用胳膊肘搥了她一下，她又搥了回来。
不是设计也不是安排，它只是在局促的空间里，对枯燥无聊的一种消解。（后来）我看《大赢家》，突然对这场戏有不一样的解读，它松弛，未经雕琢，看上去很自然。这种自然的爆发也来自我跟柳岩长达十几年在不同作品中的配合，它要酝酿很久，最后发酵出来。
《大赢家》剧照 图源豆瓣电影
我和柳岩是朋友，也是合作伙伴，能这么长时间合作愉快，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彼此知道保持合理的距离感：拍戏时、一起接受采访时，充分沟通，但私下很少打扰对方，很少聊家常。
在柳岩身上，我看到了自己。我们两个都被外界固定在某一种认知中。她就是「性感女明星」，身材很好，穿得很少；而我就是「屌丝男士」，嘻嘻哈哈，好笑无脑。但是真实接触后，你会发现我们都跟上述固定认知差得挺远的。我在现实生活中非常不好笑，很局促，很害羞。如果让我做一场直播，妈呀，就给我害羞死了。
可是柳岩在做宣传的时候，底下还是有很多评论说「你怎么穿这么多」，同样的，我做宣传的时候，底下的评论依然是「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好笑」。我们两个挺像的，都是小镇青年，都没有家庭背景，都选择了一个注定要被投来更多目光、饱受争议的职业，又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被人注意到，这种注意又和其他的明星得到的注意不一样。
去年，《受益人》上映，这对我来说是个挺重要的事情。我把很多表演精力和工作重心都投入到这部电影，但一上映，好多人还是惯性地来评价我。从那一时刻开始，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不会在乎你们怎么说我了。
我以前可在乎了。记得《缝纫机乐队》刚一上映，有人没看，直接打一星，我就冒出来跟人吵架。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我想要跟你辩论，我想要说服你，你不要这么说我，因为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但是此时此刻的我已经放弃了这件事儿。
4
2017年春节前，我的团队抵达了集安农村，计划拍摄一部短片和一部长片，主角是我的家人。他们都不是演员，来自吉林农村，说着东北方言。我想，我们去拍一场天意。团队只有39人，提前一周抵达，和我的家人相处，拍摄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初三，10天，完成了短片。
那是一次实验，因为我发现，很多评论的人时没有立场的，开始的人怎么说，决定了接下来的人就怎么说。我想也许我可以拍一部没有「大鹏」标签的电影，等电影完成后收获大家的评价，我再告诉你这个评价是因为什么而来。
最开始是想拍我姥姥。为了这个拍摄，所有的亲戚都从城市回到农村，期待一个团聚的时刻。结果没几天，我姥姥突然生病去世了，她的葬礼上，人都在。我感到恍惚，总在想这里面是否有关联，如果不回来拍电影，我也不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到农村，姥姥的去世，让我感受到了命运有形地存在着。
那是个难熬的时刻。一方面是亲人离世，巨大的悲痛，另一方面是，两个剧组的工作人员放弃春节，跟你守在农村。我作为搭起桥梁的中间人，如何将这个事情进行下去？当时感受到宿命的召唤，觉得应该把一些真实事件放进电影。
没什么筹划，也没有成型的剧本，拍这部电影最初，我抱着简单的态度，只是希望捕捉到家人的日常。但拍摄时，我发现这和我之前拍电影的经验完全不一样，它更像是一次冒险。原来你拍电影，出发的时候大概能想象到结果。但这次拍电影，出发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意外每分每秒都在降临。它带来的恐慌和收获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名为《吉祥》的48分钟短片，拿了第55届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豆瓣7.9分。这个春节，我把长片《吉祥如意》定剪。四个春节，三个年头，它成了我目前为止导演周期最长、投入最大的一部电影。逐渐地，它有了另外一种意义，也就是说，我觉得它会是我截止到目前导演的最好的电影，也许我可以通过它，撕去「大鹏」的标签。
大鹏在《吉祥》的片场图源豆瓣电影
我对于自己有待提升的地方非常清醒，也相信通过时间一定会让所有人看到我的进步。但是我不太理解在这个爬升过程中，为什么更多的人不站在鼓励你的一面？我不理解，但我已经放弃争辩了，不理解就不理解吧。
保不齐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我说用一生的时间去从事电影创作，有点太肉麻了，但是我愿意内容输出，不断尝试新东西。我这几天在想，比起用漫长的时间等待下一次产出，更重要的也许是你持续输出。时代变得越来越快，你的创作黄金时期可能也就这一段时间，未来你会面临精力的衰退，身体跟不上头脑了，熬夜熬不动了……那这个阶段，我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多做一些事情。
每当打开我出演和制作的电影，我能看到2007年的我、2012年的我、2014年的我、2017年的我……这真的很美妙。当你看低我的时候，突然来一个作品，你觉得我有进步，挺好的。我不是中国电影里面最瞩目的那个人，但是我争取每一次出现，会有一些进步吧。
图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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