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集会是疫情暴发的核心
截至3月27日,马来西亚共有8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其中,霹雳州安顺医院有39人确诊。该院已闭门消毒,全院医护人员已接受病毒检测。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感染新冠肺炎的医护,都不是一线人员。即,他们或是有外国旅游史,或是参加集体活动时和确诊者有密切接触。没有一例发生在处理确诊患者时。”马来西亚卫生总监诺希山说。
马来西亚《东方日报》称,这说明本国疫情严峻,“全国的危机应对和准备远远不够。”
图片说明:2月中旬后,马来西亚多地出现口罩、消毒液缺货。上图为吉隆坡一超市,贴出告示:“所有类型口罩告罄”。/Reuters
3波疫情和3场集会
近一周来,马来西亚的每日新冠肺炎新增数在100-235例。
截至3月27日11时,该国累计确诊2031例,死亡23例,是东南亚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其疫情发生、发展,主要有3个时间点。而大规模暴发,和3场集会有关。
疫情第一波:重点检测游客。
1月24日,马来西亚报告首例确诊病例。患者为中国赴马游客。此后,柔佛、吉隆坡、雪兰莪等地陆续发现感染者。但至2月底,马来西亚总体疫情形势可控,累计确诊25例,九成为游客。
在此期间,马来语媒体没有持续、警告性报道。极少数马来裔会戴口罩。此外,多个州除增加入境体温筛查外,并无细致的管控措施。仅沙巴州政府对中国采取“禁止直飞”的防疫策略。
恐慌且警惕的,是马来西亚的华人社群。华文媒体每天都有疫情跟进、快报。走在路上,戴口罩的华人多了。不少地区的口罩、消毒液等,开始间断性缺货。
图片说明:2月4日,马来西亚表示,该国第9例新冠肺炎感染者、1名来自中国的4岁女孩,治愈出院,将返回中国。/New Straits Times
疫情第二波:超级传播者出现。
3月中旬,拿督希山韩丹公开声明,“我就是将新冠肺炎传染给21人的第26号患者……我和第二波疫情有关。”
希山韩丹是马来西亚城市发展局控股有限公司主席。1月13日-17日,他到中国上海出席会议。返回马来西亚后,于2月27日出现发烧和喉咙痛症状后。29日,被确诊感染。他推测,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地方,并不在中国上海。
在确诊前几日,希山韩丹多次与马来西亚国会议员会面;参与政府某部门正副部长的欢送活动……和他有密切接触的政府要员,超百人。因为传染多人,他被称为“超级传播者”。
从第二波疫情开始,包括新山、雪兰莪等地进入紧张、无措状态。人们纷纷抢购口罩、酒精洗手液、食品、卫生纸等。
图片说明:希山韩丹近照/《星洲日报》
第三波疫情:万人集会和两场婚宴
真正让马来西亚恐慌的,是2月27日至3月3日,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举办为期4天的朝圣集会(以下简称大城堡集会)。超过1.6万余人参加,90%为马来西亚人。
集会过后,马来西亚连续数天确诊人数破百,各州无一幸免。马来西亚想了很多办法来追踪密切接触者。先是传教士喊话,呼吁每个参加者都必须联络当地卫生部门。接着,卫生部、警局等政府部门呼吁督促。3月23日,警方正式下令,将执法逮捕3800余名出席集会、但尚未进行新冠肺炎检测的人士。
即便如此,时至今日,仍有千余名参加集会者因为自己非法劳工的身份,而隐匿在人群中,未接受病毒检测。
因为这场集会,3月18日0时,马来西亚自立国以来,首次宣布“封国”:全面禁止外国人进入、全面禁止国人出游;禁止多人集会、关闭学校;非生活必需的企事业单位全部停业;警方和军方将联合设置路障,对过路车辆进行检查,每车只可有1人,且必须有正当的出门理由。
由集会引起的疫情震荡还没完。3月24日,卫生总监诺希山呼吁,新的感染群已经出现。“有参加过大城堡集会的确诊者,参与了万宜婚宴(3月6日)或布城婚宴(3月7日)。这两场婚姻导致至少47名医护感染。其中,万宜婚宴波及5家医院百余人。”
图片说明:2020年2月29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举办朝圣集会。/Reuters
三大原因导致马来疫情暴发
《星洲日报》援引马来亚大学医学院社会与预防医学系公共卫生学者兼医学讲师达拉尼罗卡纳丹博士发言称,马来西亚的公共卫生系统是有能力应对传染病危机的。“但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却让我们的国家失去了防治的最好时机。”
他总结3方面原因:第一,政府反应慢了。
1月至3月中旬,马来西亚欠缺危机意识,防疫作为不够积极。对外,主要是限制部分国家、地区民众入境,禁止游轮停靠;入境者需通过海关体温筛查。对内,则几乎没有任何强制措施。直到3月14日陆续传出集会确诊病例后,卫生总监才出面呼吁,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活动。
此外,有些地方的体温筛查,形同虚设。1月下旬,中国天津报告,有1例确诊患者此前在马来西亚旅游。回到中国后第二天,因病情严重,被收入重症监护。该名患者离开马来西亚时,未受到问询。
达拉尼罗卡纳丹博士称,政府行动“缺位”,部分原因在于2月中旬,马来西亚历经换相风波,近两周没有内阁。这导致一些政策,无法推进。甚至在各政府部门间,意见不一。
比如,卫生总监呼吁大众“不要到人多或集会场所”,以降低传染风险。但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却一度做出截然相反的指示,“周五祈祷仍是必须的……只要确定某个地方有确诊病例,不要在那进行宗教活动就好。”
图片说明:2020年3月18日,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名戴着防护面具的警务人员在大城堡清真寺外守卫。/Reuters
第二,防疫措施始终在“打补丁”。
有评论称,每一个禁止令都制造了摩肩接踵的接触机会。接下来的政策追加,宛如对此前政策“打补丁”。
比如,大城堡集会结束后的第15日,马来西亚宣布,与会者需自行隔离14天。此时,与会者早就过了“有效隔离期”,已经接触许多人。
3月16日晚,政府颁布行动管制令。到具体实施,有接近30小时的“窗口期”。其间,数以万计的人离开居住地,或涌入周边国家。这增加了病毒传播几率。此后,马来西亚规定,在国内跨州,需要去警局开条。警局瞬间爆仓,当天就取消这一禁令。
而医疗资源持续缺乏,亦被民众诟病不已。马来西亚称,针对口罩制定了“顶标价格”,取缔涨价图利的摊贩厂商。但政府未限制口罩出口。结果,想要图利的厂商纷纷将产品出口、卖高价,导致国内陷入无口罩可买的窘境。因缺乏统一标准认证,马来民众买到的口罩,也不一定合格。
第三,集会“迟迟不取消”。
马来西亚现有3个主要感染群,皆与集会相关,并导致大量医护感染。
即使在封国后,吉兰丹州非但没有停止集会,甚至号召信众集会,继续进行“新冠病毒祈祷大会”。
图片说明:2020年3月19日,马来西亚封国第二天,警察设置路障,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确保人们遵守行动禁止令。/AP

难题:试剂不足,防护设备不够
3月25日,马来西亚首相慕尤丁宣布,原定于3月31日结束的“封国”措施,将延长至4月14日。
“我知道你们感到负担。但我没有选择。”他说。
同时,摩根大通报告指出,马来西亚的疫情发展加速,于一周内增长114%。“4月中旬将会达到感染高峰。预测将有约6300人感染。”
摩根大通认为,马来西亚的死亡率可能低于全球水平。一方面,当地人均检测达到每百万人口,有482人可检测,相比其他东盟国家(每百万人口6-109人测试),高出4-81倍,也高于一些欧盟国家。
卫生总监诺希山称,目前马来西亚日均检测约7000个样本。希望到3月底,每日可检测1.65万个样本。”
另一方面,“封国”等行动管制令有助于减缓病毒传播速度,配合出入境管制,能制止再传播。
但有媒体评论称,摩根大通的“预测”给人希望,但存在诸多阻碍。首当其冲的,是马来西亚的医疗资源日益告紧。
卫生总监诺希山曾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该国救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政府医院共26家,有床位3400张、重症监护病床300张,共有辅助呼吸设备925个。一旦病例持续快速增长,医疗系统无法承受。
他称,若医疗设备不足,届时医院就需要选择,哪些病人得以使用(辅助呼吸)设备,哪些人不能。
包括沙巴州等在内的地区,已出现检测试剂不足等问题。沙巴州卫生局总监拿督克里斯汀娜医生表示,每日公布的新增病例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此外,社交媒体有图片为证,马来西亚医护的防护设备缺乏。有医护需要剪塑料袋、雨衣,自制防护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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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编于《星洲日报》、《The Star》、《东方日报》等。
作者:燕小六
校对:臧恒佳
责编:田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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