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nathan Franzen 的小说被誉为一扇观察当代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全景窗口」。在 2013 年的一次采访中，Franzen 承认自己抵触历史小说，一语道出了许多读者的感受。他解释说，能吸引他的是那些「试图理解生活和所在的世界，自己明显身在其中」的作家。我们很难不赞同这个看法：如果你把过去当成一个现成的寓言故事、将它用作一面唾手可得的镜子来观察自己和未来，这不是在骗人吗？
但是，随着 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越来越近，我们对回顾过去的冲动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为了弄明白我们的生活和所处的这个深不可测的世界，就必须要先了解之前发生过什么 —— 不光要厘清这个游戏和其中的利害关系，还要探寻它的规则和趋势。有一种新型的历史小说已经应运而生，这让我们看到，过去不再仅仅是故事的序幕，而是故事本身，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支离破碎的童话故事的走向。在那些为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取得胜利，但与时间脱钩随处可见。在媒体时代，历史已经不单纯是学者笔下的一连串事实，还是被政党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攻势拿来利用的复杂话语，以此勾起我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所承载的历史对个体或集体都有影响，但是越来越难找到共同的主线，更不用说对现实的共识了。
在这个动荡多变的时期，我们期望文学这面朦胧的镜子可以投射出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未来，希望这些设想不会真的变成现实。但是当我们发现过去的设想在未来的此刻成真时，就会唤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真的是似曾相识。作家 Margaret Atwood 预言了人类如今的衰落，她现在正在续写《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这个消息并不让人意外。这部小说原著写于宗教右翼兴起的 1984 年，当时「家庭观念」成了党同伐异的托词；书中故事体现出的厌女男权如今已成为社会常态，而且被合理化、法制化，但当时几乎没人相信这会成为现实。
McDermott & McGough 的《我看见了未来》（1936/2005）
随着关于未来的设想在当下愈发令人失望，文学作家们越来越喜欢回首过去。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要用已知的过去来安慰我们，也不是把历史当作现在的直白讽喻，而是为了搜集线索，找到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这般的原因和过程，以及轨迹是从哪一刻起开始发生变化的。Colson Whitehead、George Saunders、Anna Burns、Marlon James、Gina Apostol和 Yaa Gyasi 等作家一直试图梳理混乱中的脉络，他们不是要告诉我们答案，而是要研究历史是怎样塑造、伤害和影响我们的。当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Novalis 写到「小说诞生于历史的缺陷之中」，他肯定无法预见到几百年后，这些缺陷会变成怎样的彻头彻尾的失败。长久以来，太多的缺陷被遗漏、被忽略，这其中隐藏了权力的真正架构。他们的小说揭露了老故事的空洞，动摇了我们的历史观，而非证实它们 —— 这归根结底也是文学小说的目的之一。在我们这个口号盛行、推文杜撰的时代，这也是一种抵抗。
人们渴望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连续性，相信自己可以讲述以消失不见的过去为主题、能对当下产生影响的故事 —— 就这样，历史小说诞生了。在 Julie Orringer 的新小说《飞行档案》（The Flight Portfolio）中，支撑整个故事的便是这种想要按下暂停键的欲望——「唤醒逝者、让被打碎的东西完好如初」，正如 Walter Benjamin 于 1940 年完成的最后一部文稿《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所写。Orringer 的这部新作讲述的是 Varian Fry 的故事，这位寂寂无闻的美国记者帮助了上千名艺术家偷偷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Fry 营救的艺术家有 Marc Chagall 和 Max Ernst，不过颇具戏剧性的是，其中有些作家未来将会影响和构建人们对 20 世纪欧洲的认识，比如 Hannah Arendt 和德国小说家、剧作家 Lion Feuchtwanger。
小说以维希政府时期的法国为背景，试图做一些补救：即在历史全景的映衬下，从微观的角度重现生活在法西斯国家边缘的感受。在书中，我们有幸在派对上得以一瞥 André Breton，他戴着用大黄蜂尸体做的临时胸针，但是这类有趣的细节并不是这部小说的重点；它想要表现的是某种罪恶的平庸，而组成这种罪恶的正是官僚、贿赂行为和排着长队的绝望人群面对和美国如今没有太多差别的排斥性移民政策，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签证 —— 他们的救生艇。作为一个半隐蔽的同性恋者，Fry 在马赛期间找到了一种虚无主义的自由；但是，他的任务却没能让自己戴上英雄的光环，毕竟他的观点是有些人的生命比其他人更有价值。Orringer 真正要探讨的主题其实是活着的道德风险，这个话题宏大永恒，同时也非常适时。
如果历史属于胜利者，那么其他所有人都有责任去推翻对于历史的传统认知，弥补被烧毁和篡改的文献、遗失的记录，以及那些当初没有被记录下来的经历。在20世纪，历史小说被归类为令人生惧的「类型小说」，它们的文字带领读者了解了紧身胸衣、迎风招展的纳粹旗子和维多利亚时代恶臭的伦敦——基本上可以称得上是文学中的餐馆剧院。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作家的小说作品往往可以超越这样的分类，包括 Toni Morrison 的《宠儿》（Beloved, 1987）、Shirley Hazzard 的《大火》（The Great Fire, 2003）、Pat Barker 的《重生》（Regeneration）三部曲（1991-1995）、Mary Renault 以古希腊为背景的一系列小说、Octavia E. Butler以奴隶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当然还有 Penelope Fitzgerald 取自 Novalis 的奇幻演绎作品《蓝花》（The Blue Flower, 1995）。
尽管长期以来，民族性和历史小说一直密不可分，这方面的例子包括 Walter Scott 男爵笔下惊险传奇的苏格兰爱情故事、Henryk Sienkiewicz 在波兰长期分裂期间写下的波兰史诗，还有托尔斯泰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另一种传统。Scott 的小说《威弗利》（Waverley）于1814年出版，马克思主义评论家Gyorgy Lukacs 认为它是第一部，也是最典型的一部现代历史小说；但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作家（女性居多）利用历史设定，在书中创造了由女性角色享受所有乐趣的架空世界。
其中最精彩的一部要数 Sophia Lee 在 1783 年完成的作品《幽屋》（The Recess），书中虚构了苏格兰女王 Mary 的双胞胎女儿，并以她们的视角展开了故事。可以想见，这些小说最初被认为是拿来娱乐消遣的。它们形成了女性主义历史文学的一个分支，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是 Virginia Woolf 的现代主义小说《奥兰多》（Orlando, 1928），书中的主角跨越了性别，从 16 世纪一直活到 20 世纪 20 年代依旧容颜未改 —— 但即使是这样一部杰作，也依然被挑剔地认为是浪费时间的玩闹。Woolf 本人形容这部小说「有趣」「奇妙」，但它那犀利的政治观念放在今天光芒更甚：这本书思考的是性别角色还有权力与无权的问题，而承载这些的是一个不被性别和生死局限的角色 —— 这是一个游离于历史之外的生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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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ary Mantel 于2009年出版了小说《狼厅》（Wolf Hall），随后在 2012 年推出了续篇《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目前她正在创作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镜与光》（The Mirror and the Light）。这是一本十分现代、文学性很强的小说，对话没有采用古体，而恰巧影射了都铎王朝。面对这样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甚至有些厌倦的历史，Mantel 巧妙的处理方式却让都铎王室难以言喻地扣人心弦。不过其实在 Mantel 之前，历史与文学小说之间的分界线就已经产生了裂痕。到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A. S. Byatt、Peter Carey 以及后来的 Sarah Waters 和 Ian McEwan 等作家着迷于我们接触、重塑历史的方式，他们提升了这一体裁的地位，小说中的情感共鸣技巧也更为高超神奇：有多少参加读书俱乐部的女性在读到 Waters 笔下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同性恋爱情故事时会错愕不已？
当然，Mantel 最大胆的一点是她让 Anne Boleyn 发出了自己的声音。Boleyn 是宗教改革的推行者、伊丽莎白一世的生身母亲，对之后数百年的英格兰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 Mantel 看来，Boleyn 聪明伶俐、精力充沛、充满母性、时尚亮丽、易发脾气、专横跋扈，而且对自己地位的稳定过于自信 —— 这是最致命的一点。在《提堂》的后记里，Mantel 提到历史上和 Boleyn 有关的文献记录非常单薄。她的审判记录并没有流传下来：就像历史上大多数女性的故事一样，她的痕迹也被尴尬地抹去了。
如果说我们从历史里只学到了一样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们逃脱不了历史，并且要想继续前行就一定要诚实、讲真话。在 2018 年被人忽视的书中，有一本为我们提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那就是Apostol 的《叛乱》（Insurrecto），这部历史小说讲的便是如何才能在历史中向前行走。书中的故事开始于当今时代，年轻时尚的美国导演 Chiara 正在拍摄一部电影，讲述 1901 年美国占领者反击菲律宾人起义的那段被遗忘的暴行，菲律宾女作家、翻译  Magsalin 同意为她提供帮助。在 Magsalin 读完 Chiara 的剧本后，她自己也写了一个版本，然后我们就读到了同一历史事件的两个不同版本 —— 一版是以美国白人名流摄影师的视角，一版是以菲律宾女教师的视角。故事的最后，Magsalin 和 Chiara 都觉得她们没能原原本本地还原这个事件 —— 但是 Apostol 做到了。
用她的话来说，美国过去可能在「捏造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现在不同了，因为新一代的作家、电影人和艺术家正在重写历史，他们自己也与其利益攸关 —— 这是对历史和记忆的反叛。从定义上来看，记忆的过程是一种想象和创造的行为，而最难讲的故事已经变成了我们最需要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没有可以直接转发传播的要素 —— 有的只是那些看不见的逝者和潜伏以待的魂灵。
撰文：Megan O'Grady
封面图来自网络
编排：Cristina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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