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秋冬对玛格丽特 · 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来说是悲喜交加的。
这一年 9 月 10 日，《使女的故事》续作《证言》（中文版将于 2020 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全球发行。但就在英伦做新书宣传时，和她相濡以沫四十年的伴侣 Graeme Gibson 因失智而病逝。曾有记者在文中艳羡有加地写道：「每一个女作家都该嫁给 Graeme Gibson」，阿特伍德显然很赞同 —— 她把这句话印在了 T 恤上。
Margaret Atwood
这一年 10 月 14 日，她凭借《证言》第二次荣膺布克奖；第一次是 2000 年的《盲刺客》。但不久后有一种舆论对她二度获奖不满，认为这届布克奖看起来是双黄蛋，但阿特伍德的风头完全盖过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作家伯纳黛特 · 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
《证言》 
这一年 11 月 18 日，阿特伍德 80 岁大寿，企鹅兰登出版社给她的生日礼物是来自世界各地读者们的视频寄语（可惜我们没法看到）。
这一年，根据《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第三季上映，该剧在三年里横扫艾美奖、金球奖和被誉为奥斯卡风向标的评论家选择奖。虽然在 1990 年就有了同名电影，但影响力远不及这次 Hulu 网制作的电视剧集。阿特伍德本人还在第一季中客串了一位嬷嬷，扇了女主角奥芙弗雷德一巴掌，明明是自己写出来的场景，她演出时却觉得特别恐怖。
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电视剧的成功促动了阿特伍德动笔写续集 —— 电视剧推动了书籍的销售，英文版《使女的故事》售出八百万余册。之后，有观众和读者问她：基列共和国（Gilead，在小说和剧集中指美国被推翻后建立的奉行扭曲宗教基要主义即女性是国家财产的极权主义社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再之后，在特朗普时代的女性主义者穿上了使女的红袍白帽举牌抗议游行，阿特伍德也更清醒地意识到：在原著出版三十多年后，世界并没有进步太多，甚至有后退。
特朗普时代的女性主义者
《证言》是「影 - 视 - 书使女系列」数以亿计的受众推动出来的新作，既是历史和现实互动的产物，也是受众和创作者互动的产物 —— 甚至于「琼」这个名字也是读者们剥丝抽茧推测的，因为在感化中心提到的五个真名中（阿尔玛、珍妮、德罗拉丝、莫伊拉、琼）只有琼在整本书中没有被称呼过，换言之，她就是第一人称的拥有者；阿特伍德没有否认读者的这种推断，于是，琼的名字在电视剧版得到了正式使用。
事实上，剧集刚进入第二季，观众就发现改编已脱离原著渐行渐远。原著的结尾是「五月天」（使女秘密反抗组织）在尼克的指示下将奥芙弗雷德带离沃特弗德大主教家，生死未卜；而在剧集中，孩子妮可出生后被送往加拿大，奥芙弗雷德放弃了一起逃亡，决定留在基列拯救大女儿……所以，问题来了：《证言》要怎样处置剧集版与原著版的不同呢？《证言》要力证的又是什么呢？
《使女的故事》是在柏林墙倒下之前构思动笔的，当时阿特伍德身在西柏林，目睹了罗马尼亚实行的「770 法令」：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口从当时的 2300 万增加到 3000 万，尼古拉 · 齐奥塞思库在 1966 年 10 月授权通过 770 法令：除了 45 岁以上（后来被降至 40 岁）、已经生育至少 4 个孩子（后来被提升为 5 个）、可能会因为生育而有生命危险、由于强奸或乱伦而怀孕的女性之外，堕胎和避孕均为非法。
最初的写作冲动也许要再往前追溯五年：1980 年阿特伍德在参加波特兰诗歌节的时候，因华盛顿州的圣海伦火山爆发，公共交通爆满，她不得不和诗人卡罗琳 · 佛雪（Carolyn Forché）拼车南下，一路上，佛雪向她讲述了自己在中美洲萨尔瓦多目睹的内战实情：包括性暴力在内的各种暴力行径都是外界所不知的。阿特伍德曾在《作为女性写作者》一文中提到这件事，视其为自己写作生涯中的转折点，她开始明确意识到艺术创作需要背负社会责任感，要有政治性，并在 1981 年国际特赦组织会议的演讲中提及这类素材进入写作场域的重要性，「因为写作者就是观察者，见证者」。
《使女的故事》剧照
为此，阿特伍德做了极充分的功课，除了二战集中营、焚书、克格勃、蓄奴制及地下铁道救助系统之类的资料，她还专门收集了  770 法令、在铀矿作苦工的苏联囚犯等历史资料，因而她屡次强调：书中所写到的一切迫害都是历史中确实发生过的。这种未来与历史重叠的设定，有没有让你意识到未来的严峻？
在「使女系列」横空出现于整个文化领域后，对其是否归属于科幻小说可能是最无聊的一种讨论了，就因为时空设定是未来、是虚构、是反乌托邦的就必须是科幻吗？阿特伍德从一开始就用「Speculative Fiction」（悬测 / 推理）这个概念来界定这部小说，同时也极其强调这是「见证者文学」—— 奥芙弗雷德是用录音机口述的，《证言》是用第一人称记述的文字记录。
作为对比，《证言》诞生的背景可以这样来概括：从 1978 年银行职员米歇尔 · 文森诉上司性骚扰，到 2018 年开始如火如荼的 #Metoo，2019 年底获得胜诉的伊藤诗织……被性骚扰的女性用了将近半个世纪才得到声张的权利和勇气；但另一边厢，1973 年罗诉韦德案之后将近半个世纪，随着现任美国副总统麦克 · 彭斯（Mike Pence）的上台，一切又走回了弯路，美国女权主义者一直在争取生育自主权，如今又要推倒重来。
早在 1984 年，阿特伍德就敏锐地意识到女性运动现有的成就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推翻，她以文学的形式普及了一种政治性的警示。而近些年发生在美国的种种倒退 —— 总统会公开侮辱女性，副总统开启反对堕胎的法律措施，总统夫人只是个花瓶 —— 越发令阿特伍德在 1984 年写的《使女的故事》具有先知般的预言力。
所以，《证言》不需要再重申预言式的警告了。世界并不会乖乖地听懂。《证言》要力证的是如何拨乱反正，如何让错误的灭亡。结尾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基于谎言的二十世纪后期单一神权国家 —— 基列共和国 —— 灭亡了。
那么，基列是怎么被推倒的呢？
如果你在基列，你是个使女，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在基列，你是个主教，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在基列，你是个嬷嬷，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在基列，你是个孩子，你会怎么做？
……
当然，你也可以是另一个尼克，或另一个马大，问题在于：一个极度不健全的体制堂而皇之地以极权形式存在并延续下去，在这个体制中的幸存者该如何打败这头怪兽？
Margaret Atwood 在新书发布会上
不要以为主教或眼目都是胜利者，他们只是死得比较慢的幸存者而已（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固然万恶不赦，但至少不像 PUA 那样假装用关爱去洗脑）。所有人都（多多少少）知道基列所谓的真理是对宗教的曲解，是父权对平权的不顾一切的反噬，所有人都明白：最终起效的不是律法，不是真理，只是一时的暴力。
「男性小说讲的是如何得到权力，谋杀、获胜之类的。女性小说亦是如此，不过途径不同。」这是阿特伍德在《黑暗中谋杀》中所写的，《证言》再次验明了这一点。要推翻基列的暴政，没有操控权力的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极权国家基列，掌握谎言背后的真相，就等于拥有了最强大的武器。
《证言》将时间轴直接推到《使女的故事》的十五年后，奥芙弗雷德、沃特福德大主教夫妇完全退出了舞台。但有两个已为大家所知的人物依然存在：丽迪亚嬷嬷，以及在《使女的故事》最后一章史料中出现的 R · 弗雷德里克 · 贾德大主教，「贾德从一开始认为，通过女人来管理女人，是达到生育或其他目标的最好、最划算的办法」。史料这章非常重要，还指明了这一点：「基列虽然在形式上毫无疑问是父权制的，但在实质内容上偶尔确是母权制的。」贯穿两本书的这两个人物是位于基列统治阶级最高层的。
《证言》和三十五年前的《使女的故事》具有同样的结构：小说主体是由一个多世纪后的历史学家发现的手写材料组成的；材料本身是以第一人称重述二十一世纪初的基列共和国的内幕。新书发布后，记者曾追问阿特伍德书名 Testaments有何深意？她指明了三层意思：遗言、证词、遗命，《旧约》和《新约》，坦白真相。《证言》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由丽迪亚嬷嬷手写的。这不出人意外，因为只有嬷嬷还能看书写字，基列剥夺了其他女性的一切知识权，连超市购物都是用图片说明的，明令禁止女人接触语言、文字、书本，但教学依然进行 —— 教的是花艺、女红之类的内容，以及政教合一的体制必定会灌输给下一代的宗教意识形态；在奥芙弗雷德的口述中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会篡改、添加《圣经》原文，不难想象，对下一代的教育不可能是启蒙性的，而势必是遮人耳目的洗脑式教育。
《使女的故事》剧照
奥芙弗雷德会在口述事实的同时加入回忆和想象，因而使这本完全以一人视角完成的小说拥有丰富性：她身为使女受苦的同时也在自省和观察，感受到身为大主教、主教夫人、马大和守卫的各种人的压抑和凄楚；她既是「行走的子宫」，同时也在奴隶、反抗者、统治者等各种他者中间体察到了愧疚、无奈、麻木和欲望；她不是一味的屈从，心里始终在寻找出路，相信她会走出这个世界；她认知到自己的渴望和软弱……借她一人之眼，作者披露了基列的日常生活，而诸如「过去这里有过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但现在再也见不到律师，大学也关闭了」这样的巨变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的。
《证言》则以丽迪亚嬷嬷之口，重述了那样的巨变是怎样发生的，记录真相的方式也与使女有所不同：奥弗雷德的自述更为感性，视野相对封闭；而身为开国元勋、拥有大权的丽迪亚嬷嬷的叙述更理性，格局相对开阔，爆料更多，要应对的矛盾也更复杂。有趣的是，《证言》还有另外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声音：一个是在基列长大的艾格尼斯，另一个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妮可。就代际而言，三代女性跨越了前基列 - 基列 - 后基列时代，就此扩展了名为「基列」的虚构时空。
这个基列国，在影视化的强烈视觉感中尤其让人难忘，不仅将原著建构的虚拟世界具象化了，还以集体创作的方式对原著精神做出了更全面的阐释 —— 编剧室的一群创意精英们确实干得漂亮。他们就像是在原著作者阿特伍德和制片人 Bruce Miller 麾下的突击队，发挥群智群力，填满了既有大框架中的小缝隙，弥补了一本书的体量所不能完备的人物和场景细节，塑造出性格更丰满的尼克、丽迪亚嬷嬷、珍妮、奥芙格伦，补全了马大信号系统（由不同烘培品组成暗号）……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影视化操作，充分说明影视可以是原著作者梦寐以求的一种解读 + 延展的方式。
这也必定导致我们会在阅读续作时有强烈的代入感。所以，十五年的间隔是必要的，让剧集有充分的舞台细腻演绎已有角色，而不影响到续作的构成；更重要的是，让新一代人物上场，让续作关注新的命题。
丽迪亚嬷嬷早就讲过，「到你们下一代就容易多了。她们会心甘情愿接受自己的职责。」新一代的艾格尼斯从小受的就是基列的教育，但她并不满足，反而备受困扰，因为基列的婚姻制度根本不是为了家的完美而设立的，相反，只会让每个家庭都分崩离析，每个家庭成员都不可能得到幸福。
《使女的故事》剧照
基列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因为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终究是容易满足的；文盲可以生活得很好，甚至可以通过婚姻（无论真假）得到财富、荣誉和其它特权；平庸的恶人可以在众人中幸存……有智力的人未必有理性，现代未必是文明的保证；判断力往往会屈服于生存的基本需求，但理性会让一个人在幸存所意味的屈辱隐忍乃至违心背愿的同时，在内心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在受到迫害、继而规避迫害的同时，策划反抗或复仇。
基列必亡。这显然是包括尼尔 · 盖曼在内的很多读者这次感觉到希望的原因。只是，亚里士多德说过：「以后的确定性在于从以前的迷惑中解脱出来，我们如果不知道症结在什么地方，就无法从中解脱出来」……而丽迪亚嬷嬷说「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这个症结在《证言》结束前尚未得到解决方案 —— 但小说至少用排除法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便「从前那个社会」破坏生态、生育力低下、有各种各样的堕落问题，但终究比基列要好一点，仍是新一代愿意去投奔的真实世界（想象一下啊，在基列长大的女孩第一次看到大海会是怎样的情形）。
看完《证言》，我们依然会期待剧集的第四季，因为事情很明白了：剧集将继续围绕琼和「五月天」进行下去，她从一开始那个略有恍惚、时而软弱的使女变成了凶狠而坚强的反叛领袖。也许，剧集会走另一条线索，最终汇入《证言》里的那些年？毕竟，阿特伍德给出了终点。

撰文：于是
图片来自网络
编排：L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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