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的故事，在中文语境下从古流传至今。它历经了民歌、诗词、戏曲、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电玩游戏等不同形式的再叙述和演绎，其人物形象也不断被赋能与刷新，演进为中国女性文化中一个激进的符号。花木兰，她究竟是谁？一个儒家思想塑造下的孝女，还是一个危难时刻尽忠报国的女英雄？或者是超越时空意义上追求女性自我价值的一名先驱？
让我们先来看看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预告片中最令人振奋的一幕：一身戎装的花木兰终于卸下盔甲，骑马穿过层层关隘，飘散的长发揭示了她的身份。在如同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战争画面中，木兰一袭红衣、手持长剑，在片中与男性战士的形象构成对比和升华。「她」的形象成为了英雄的符号，或如影片所述，「忠、勇、真」的符号。
「那个女孩成了军人，军人成了领袖，领袖成了传奇。」
在一个父权统治下的的时代背景下，影片（或者说《花木兰》这个故事）本身无疑鲜活了「英雌」的性别身份和个人力量。片中对花木兰的个人英雄主义塑造，一定程度上与《神奇女侠》、《饥饿游戏》中强调的个人力量不谋而合。毫无疑问，影片上映后，又将掀起一场东方与西方传统价值观的辩论。纵使本片带有些许「好莱坞视角」和「美式价值观」的匠气，但它对「花木兰」这一中国传统形象的另一种现代解读依然功不可没。
对比《木兰辞》中「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替父从军的尽孝初衷，1998 年版迪士尼动画电影中木兰在祠堂的一段音乐独白「Now I see that if I were to truly to be myself, I would break my family’s heart……When will my reflection show who I am inside? That atime will come I can free myself, and meet their expectations」反映了木兰渴望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的内心。当然，影片中彰显个性的情节塑造也是西方女性主义浪潮蓬勃发展的成果之一。
《花木兰》的角色总设计 Dean Deblois 曾解释道：「重要的是，影片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典型的外国角色，她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家族荣誉，为了履行一些与生俱来、不容置疑的义务。当然，荣誉是一个普遍存在于不同文化的观念，但是我们必须以具体的例子说明，为什么有人愿意为它而奋斗，否则人们是不会明白的。」上海戏剧学院吴保和教授曾分析「荣耀家庭和（父亲和女儿之间）双向的爱取代了（单向）孝道，成为迪士尼电影叙述的主题之一」，至此，传统意义上的东方花木兰释放了新鲜的能量内涵。
清代赫达资所作《画丽珠萃秀》「梁木兰」，
作画者认为木兰是南朝梁人。
在木兰生活的历史背景下，她不得不通过隐藏、弱化自身的女性特质，抹杀性别身份，才能进入军营，实现这份荣誉。另有元代侯有造的改作，听闻木兰是女郎的皇帝要纳其为妃，木兰以「无媲君礼制」为由自杀拒绝了。在这一文本环境中，木兰依然是礼制的遵守者，必须通过「烈女」的身份转换来稳固这个时代的权力体系。
特定时代条件下的女性，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是一定是自我折磨、自我毁灭和自我牺牲吗？被牺牲的不仅有性别身份，还有生命、精神、事业等等，这种自戕看似遵循社会所谓的规范原则，并被「孝顺，贞洁和忠诚的美德」加以粉饰，以至于这种悲剧式的牺牲被时代及其权力体系在伦理和情感方面合理化了。
在一篇名为《国民作家严歌苓，伪女性主义与历史虚焦》的文章中，作者李南心大方地承认其对严歌苓的负面观感，并指出《金陵十三钗》这部影片观念陈腐，在战争叙事中将死亡和性大肆消费。在这样的「叙事陷阱」中，以及人的生命和价值不平等的前提下，风尘女子和学生、成年人和孩子的身份对立，牵引着观众的道德观和情绪变化。但作者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又一次，这些女性需要通过牺牲才能实现道德洗白，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已不纯洁」的妓女。
细品严歌苓在采访中传达的对于女性主义的认知 ——「女性比男性更坚韧，生命力更持久……（因为即便是）跪着的女性，也能宽容站着的人。」只要是能被标榜为圣人道德标杆，女性受尽的所有苦难都能被消解，仿佛这才是女性理应追求的终极意义和价值。
20 世纪 80 年代的女性艺术家 Ana Mendieta，
她创造了许多探寻个人身份的作品，
图中作品为《Faical Hair Transplants》，1972 年。
纵观以「女诫」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道德规范，以及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孝、节、烈女传史 —— 割乳刺心奔父丧的唐代孝女李妙法，剖肝救母的宋代刘氏女，包括无数断发明志、以命守节的例子，这是封建社会下女性道德的集体贬抑和暴力凌虐，是自我意识的压制和扭曲，也是表面统一实则分裂女性权利的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可称作「阳性中心主义」，英文为 Phallogocentrism，基本可等同于男权主宰的社会文化 —— 父权制度）。
所有这些情节和润色都凸显了社会的父权本质 —— 比起男性，女性的存在微不足道，好像她们生来就是要承受苦痛。女性道德的高地是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逐渐构建起来的：女性在极端压迫环境中的忍让、坚韧，面对苦难的逆来顺受被刻画成道德典范，其实不过是维系和稳固男权社会的虚伪神话。她们要进一步，就要牺牲自己，让自己遭受精神折磨，容貌毁灭，肉体摧残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作为榜样被书写和铭刻，实现所谓的价值。
奥地利先锋女艺术家 Renate Bertlamnn
试图在作品中表达女性曾遭受到的身体与精神压力。
图中作品为《Deflorazion In14 Stazioni》，1977 年。
过度的自我牺牲终究会导致自我身份的大面积抹杀。当自我身份都将不复存在的时候，那么自我实现的意义又在何处？女性实现真正自我价值的前提是保持自我身份和人格的完整性，直面女性自身多元化的欲望，而非迎合父权体制下的既有价值体系。在文艺作品的创作中，即使有些作品在进行女性主义塑造时，仍然带着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阴影，但已不乏父权体制的直接挑战者和革命者 —— 那些角色才是真正具有持久生命力的。
如果要从对女性形象的描绘及其象征意义的探究中，思考中西方的文化与传统价值取向的差异，《卧虎藏龙》无疑是典型代表。送镖人俞秀莲，尽管自由自在地过着江湖人的生活，却依然受困于传统礼教束缚下的形象规训，她沉稳、干练、善解人意，拥有传统父权社会要求的女性品德。她始终是内敛而克制的，不敢逾越一纸婚书的束缚追求爱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大胆、任性、奔放的玉娇龙，她有着正如上述美式价值观中所强调的，强烈的自由和自我意志。
在美国内战前，维多利亚道德观倡导的「True Woman」（真女性形象）曾主宰着女性的思想。文学评论家芭芭拉 · 韦尔特在《真正女性的崇拜》一文中这样定义过「真女性」：「虔诚、贞洁、服从、温顺」，与中国传统女性形象不谋而合。从「真女性」到「新女性」（New Woman）的反抗 —— 反抗旧传统，追求男女平等和人格独立历史觉醒，更是掀动了西方思想价值体系的关键词 ——「自由平等」，也构建了西方女性主义者追求的终极目标，并在女性主义浪潮发展到今天的背景下，依然拥有普世意义。
从「真女性」到「新女性」（New Woman）的反抗，
掀动了西方思想价值体系的关键词 ——「自由平等」。
图中为艺术家 Niki de Saint Phalle 的装置《Hon》，1966 年。
从《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到《她的国》中纯粹的女性乌托邦，女性发现并接受自我的独立人格，并试图自由发挥自我的巨大能量，往往是此类作品的主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面临人格探索的困境时，「发疯」或者「分裂」往往是一个普遍的答案。无论是《简爱》中的伯莎梅森，《雷雨》中的繁漪，还是《82 年生的金智英》中的金智英，「发疯」或「分裂」成为她们释放被压抑人格的出口。甚至，在多数作品中，女性的发疯是封建礼教和旧的不平等环境导致的必然结果，它们被用来阐释不自由的封闭社会和家庭关系招致的恶果；至于女性本身，「发疯」的结果昭示着她们应该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自处？事实上，鲜少有人为这一问题带来答案。
《82 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并非将金智英的「分裂」刻画成一种病状，而是希望借此凸显女性之间给予理解的关爱和慰藉。女性之间的理解是基于他们共同的性别和类似的生命体验，试图通过这种共情自有的其生命力、爆发力和创造力，实现一种针对读者和观众的精神式刺激。
在描绘女性寻求自身价值与力量的作品中，西方的文化创作往往产出了更为多样的鲜活形象。以黄金时代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形象（Femme Fatale）为例，这类罪恶、美艳、华丽的女性形象作为「男性凝视」（Male Gaze）下恋物的对象，成为了经典的文化符号。她们往往看似强势诱惑，但难逃引火上身的下场。而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蛇蝎美人作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她们将男性作为审视对象的能力被逐渐发掘。英国女性主义电影学者 Laura Mulvey 据此提出了与男性凝视相对的「女性凝视」（Female Gaze）观点。Mulvey 指出，在女性角色视角下，男性作为被观察对象的可能性。因此新时代的蛇蝎美人往往更为神秘复杂，从《本能》中莎朗斯通饰演的性感作家高高在上地嘲笑、惩罚男性，到《消失的爱人》中妻子不再受困于婚姻，反而利用自身弱势地位实现婚姻关系中的绝对控制权，女性观众们往往乐见美人将刻板印象为己所用，而男性观众恐怕不会享受《消失的爱人》的观影经历。话剧导演祖纪妍更在《当代电影》中刊文指出，2013 年的同性电影《杀死汝爱》进一步将蛇蝎美人的性别边界突破至「蛇蝎美男」，为理解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提供了「小众文化或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在对抗中相互流动的征候」。
与男性凝视相对的「女性凝视」。
图中为艺术家 Sarah Pucill 的作品《Stages of Mourning IX》，2000 年。
很遗憾，在华语电影中，我们依然很难看到种肆意、乖张，乃至罔顾道德准则的美人形象。《色 · 戒》中的王佳芝不仅难逃被制裁的命运，更是通过主动献身的方式接受惩罚；《白日焰火》的开篇即透露了结局；《双食记》里间接合作的妻子和第三者虽然最终成功惩罚了不忠的男人，却也难免与之共沉沦。而在近几年唯一让人眼前一亮的《美人鱼》中，张雨绮饰演的角色，她在玩转金钱和美色的同时，也逃不开争风吃醋的固有桥段。
西方深植于社会政治土壤的几次女权主义运动，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变化逐步深入，最终使传统父权社会中被压制的一方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自我认知与诉求体系，并成为今日遍布全球的 #MeToo 运动的理论与逻辑根源。反观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澎湃新闻曾就此做过一篇对比分析，指出 20 世纪经历过「五四」运动启蒙的女性也曾积极为女性的公共领域赋权而奔走，然而，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和战争危机，无处落脚的女性力量随着 1950 年代的公有制方才发挥价值。而此后，随着私人领域与力量凸显，父权在家庭和族群中的控制力量开始反弹，这逐渐构成了当代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时代背景。曲折和不连续的发展历史，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当代影视作品中，拥有鲜明个性和强大生存能力的女性角色依然要为不理想的家庭、婚姻关系让步。
个人作为女性在社会语境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这是不同的文化社会环境拥有的共通之处。
图中为艺术家 Sarah Pucill 作品《You be Mother II-Series》，1990 年。
价值观和东西方话语体系的不同，也许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个人身份与价值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不同侧重。但现实中，个人作为女性（或者女性作为个人）在社会语境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这是不同的文化社会环境拥有的共通之处。2015 年的好莱坞夏季档曾经迎来多样化女性主角电影的高峰，然而，纽约时报影评人 A. O. Scott 和 Manohla Dargis 仍表示，女性题材的作品不代表女性主导的创作，好莱坞旧的创作模式和权力体系依然由男性主导。这番言论的两年后，执掌好莱坞高层话语权近 40 年的哈维 · 韦恩斯坦才真正翻车，并且三年后的 2020 年真正尘埃落定。讽刺的是，几乎同期，法国凯撒奖将「最佳导演奖」颁给有娈童史的罗曼 · 波兰斯基，后者的参选影片甚至是以自我开脱为目的的新片《我控诉》。 
2020 年 3 月底，韩国发生震动整个亚洲的「N 号房」性侵略事件，人们对「女性应该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和「行为品行端正的男性在此类事件中应该如何发声」争论不休。群情激愤的同时，其实人们对「N 号房」乃至整个偷拍产业被连根拔起并无太大信心。在东亚文化语境下，长久的性压抑导致的近乎群体性的性变态何时终止，这不是几个独立、勇敢的艺术形象能改变的，但这不应该成为创作停滞不前的理由。

撰文：木兰 & 何冰轮
图片来自网络

编排：L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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