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每年2、3月,都是荷兰流感的高发时段。荷兰NOS电视台早在今年2月12日宣布,荷兰正式暴发了流行性感冒。
基于往年的数据,流感可能会持续数周,而荷兰首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2月27日发现,这个日子跟普通流感暴发的时间太接近了,所以早期感冒咳嗽发烧等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普通流感。

每年这个时候,总能在幼儿园看见一群拖着鼻涕的小朋友,荷兰父母对此并不忧虑,病一下还能增强抵抗力。
这也跟荷兰的医疗体系有关,大病小病,先过家医这关。针对感冒发烧这样的常见病,家庭医生的医嘱通常就是回家休息、多喝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开抗生素的。

与此同时,3月也是荷兰这个花卉之国的花卉过敏高发时期。流感加上过敏,感冒咳嗽流鼻涕在每年的这个时期都是常见问题。
3月是荷兰花卉过敏的高发时期
而本来只在报纸电视上看见的新冠病毒,突然就在2月底开始陆续登陆欧洲国家。

当荷兰出现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例时,就像新闻报道中说的一样——这只鞋终于掉下来了。荷兰媒体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冲到了这个不足3万人的南部小镇Loon op Zand,想要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头条人物。
然而,这位刚刚从意大利度假回来的患者被确诊后,医院给出的指示是令其回去居家隔离。

“佛系”抗疫?
早期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RIVM)认为,新冠肺炎和平时的流感类似,所以官方诊断时将会以症状为主。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出现症状,不会将其列为怀疑对象。全球范围内新型冠状病毒的致死率,曾一度控制在2%,相较于SARS和MERS算是比较温和的病毒。
而每年荷兰因为流感并发症引起的死亡人数就达上千,所以官方认为大众不必恐慌,无明显症状的患者可以在家隔离,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机构(GGD)也会持续追踪跟患者近距离接触过的人。
荷兰政府此时给出的建议是:勤洗手、尽量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不要再进行贴面礼、咳嗽或打喷嚏请用手肘遮挡,以及不需要戴口罩。
戴口罩的荷兰人
最后一点可能会让国人大吃一惊,这种时候还不戴口罩?
话虽这么说,各大网站上的口罩价格已经悄悄攀升了,15欧(约人民币115元)一盒50片的口罩,已经涨到了49欧(约人民币375元)。
当然,口罩涨价的曲线完全符合供求规律,因为早在国内口罩供不应求的时候,海外华人就开始想办法寻求各种途径给国内的亲友支援口罩了。

但是大面积在欧洲佩戴口罩确实有难度。原因之一是荷兰在2018年通过了“禁蒙面法”,普通人必须在公共场所露出面部,不得遮挡脸部的主要部分。
另外,荷兰人对于口罩的认知也与国内不同,他们认为戴口罩是为了防止自己的病毒传染给别人,而不是防止别人的病毒侵袭到自己。相信这也是一些地区有歧视和误解事件出现的主要原因。

但看多了国内报道的华人群体还是紧张起来了,我身边一些亚裔朋友们也开始提早做打算,例如囤米囤面。不久之后,本地亚洲超市的网上购物平台就关闭了,原因不言而喻——已经送不过来了。
居家隔离的弊端已经出现,首个病例的妻子和女儿不幸(必然)也被确诊,而官方的态度依然是没有症状暂时不需要住院隔离。
北部格罗宁根900位学生组成的赴意大利滑雪团,没有取消本来的计划,准时踏上了意大利的滑雪之旅。

3月3日,荷兰累计确诊增至24人,政府决定不再公布感染者信息及所在地。首相出面呼吁,目前的形势下,请大家不要恐慌,照常生活学习,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尽量遏制疫情。
所以,阿姆斯特丹的大型活动依然照常举行,海牙的万人马拉松也没有取消。
“强势”抗疫?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3月12日。内阁召开发布会,荷兰的增长指数开始和意大利趋同,确诊人数呈直线上升趋势。
美国禁止欧洲国家(英国除外)的人员入境,暂停美欧之间的航班,为期30日。欧洲各国纷纷开始出台各种最新对策,荷兰政府随即宣布:取消超过100人的活动,尽可能在家办公,学校暂时不会关闭。
荷兰人开始有所紧张了。临近周末,本地超市出现了抢购潮,粮食、清洁用品和厕纸首当其冲,下班晚点的话,就只能面对空空如也的货架。
荷兰的超市被抢购一空
德国总理此时也公开表示了最坏的情况:德国境内预计会有60%~70%的人被感染。
3月15日,荷兰政府再次召开发布会,主要针对在校学生并要求:从3月16日到4月6日,所有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全部停课关闭,替代措施还在商讨中。
另外,政府要求所有咖啡厅、餐厅和酒吧以及娱乐场所从3月15日下午6时起,全部停止营业。5点半宣布,6点停业,只有半个小时的打烊时间,也是够仓促的。
超市依然保持开门,政府再次呼吁民众不要哄抢,并且保证日常供需不会出现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在荷兰本地特色的大麻店门口,人们正在戏剧化地大排长龙。
兰大麻店前排起的长队
客观来讲,对比其他欧洲国家,荷兰政府反应算是迅速。一方面,最初的步调和其他主要欧洲国家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各项措施也都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
但是,全国人口仅为1700万的荷兰,截至3月19日,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051例,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8人(当地发布的数据)。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这些病例可能不是实际确诊数,因为目前医院仅收治重症病例,轻症患者不再给予检测。专家称,根据金字塔模型预估,荷兰的实际病例在6000人以上。
小国抗疫之路,到底怎么走?
3月16日,荷兰首相吕特发表了电视演讲,全国超过700万人口通过各大电视台收看了这次的演讲。首相在短短11分钟的讲话中,提出了三种抗疫的主要场景:
其一,建立免疫人群,以治为主,缓解医疗压力,保护免疫力较弱的群体;
其二,不控防病毒传播,尽快达到峰值,但医疗系统将可能全面崩溃;
其三,全面锁国,控防结合,但是短期可行,长期未知。
最终,首相宣布本国将采取第一种方式对抗此次疫情,希望全国可以共度难关。接下来的17日,政府各部门也推出一系列援助计划,以防止疫情期间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
荷兰首相吕特发表电视演讲
政府将在接下来的3个月,就税收、补助、贷款等8个方面给予社会各界总值高达上百亿的援助。
有些国人可能会对荷兰的抗疫措施无法理解,明明有中国、意大利这些案例在前,为什么荷兰的抗疫之路如此波折呢?
首先,作为欧盟的一员,荷兰很难跳脱欧洲抗疫的整体大框架,这也是为什么最初的步调和其他国家别无二致。

欧盟虽是一个整体的联盟,但结盟的基础依然是经济。“佛系”抗疫的主要原因,还是要维持经济不停摆,这样一来与其他国家的关联就不能断。
3月18日,欧盟宣布“闭关”
即使是法国、德国这样的欧盟第一梯队国家,也没底气在一开始就主张“强势”抗疫。然而,只要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人员与货物的流通,病毒的传播就无法完全遏制。
其次,政府的所有决策都必须得到内阁大多数的支持。得到支持意味着,必须有充足的科学指导依据或是有效的防治工作结果;政府在无法证明病毒大规模传染前,不能发布禁令、实施封城封国。
擅自做主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无法承担禁令带来的经济损失,乃至更深的社会影响。
再来,还有文化上的差异。荷兰学者Geert Hofstede有一个很知名的跨文化理论——国家文化模型,其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和集体主义”指标,可以引申到这次疫情中。
荷兰学者Geert Hofstede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对不确定的事物容易感到焦虑,并加以防止,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未雨绸缪。
而欧洲国家,尤其是西北欧的国家,在这一项上则相反。而“个人和集体主义”比较直观,集体主义分值较高的国家比较容易集中管理,而个人主义分值较高的国家则比较松散。
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当初900人赴意大利滑雪团,即使在政府给出“不建议前往”的意见后,依然能够成行。
其实,荷兰抗疫举措的好坏或实施效果,目前来看都是未知数。
专家接受采访时也承认,一定会有人取笑政府之前的一系列“佛系”做法。相比中国“防治结合”的抗疫之路,欧洲“以治为主”的战役才刚刚开始。
作者 | 汝青
特约编辑 | 姜雯 jw@nfcmag.com
排版 | 刘梦恬
看世界杂志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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