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 陈昌华：我的火车，驶过时代的缩影

作者档案

陈昌华，1951年生，安徽颍上人。中国诗歌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曾任洛阳市文联副主席，中国宝安集团宣传部部长、品牌部部长，深圳市企业报刊协会会长。著述甚丰，有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电视剧等出版问世。

原题

我的火车

作者：陈昌华

人老都爱怀旧。对每个老三届的过来人来说，最难忘的恐怕是这大半辈子坐过的各式各样的火车。

从串联免费坐火车，到下乡逃票乘车、扒货车；从旅行睡座位下面，到南下托人买卧铺，再到如今风驰电掣的高铁，这漫长的人生路，留下了太多和火车有关的故事。

我出生在安徽肥西。小时候跟着父母的工作变动，东跑西颠的，从上海到郑州、洛阳，没少坐火车，但印象都模糊了。记忆深刻的是大串联免费坐车。那时全国的学校全停了课，欣喜若狂的学生们不是在徒步长征的路上，就是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挤得滿滿当当，水泄不通。过道上、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挤滿了人。车轮滚滚，人如潮涌，歌声嘹亮，口号震天。

记得1966年冬天，我和家住玻璃厂的黄保家作伴，先一路坐车到了沈阳、长春，在冰天雪地的街头，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抄大字报，收集传单，一点也不觉得冷，就想着要把这些革命的火种带回洛阳。

我们的计划很宏伟，先踏遍东三省，再横扫全国。没想到，出关容易进关难。在我俩心急火燎排队等待进关火车的煎熬中，中央一声令下，复课闹革命。我们傻了眼，只好乖乖地回到了学校。好长一段时间，听别的同学讲述他们下江南、游西湖的美景时，我都悔青了肠子。三九严寒北风吹，我怎么就鬼迷心窍闯了关东。

冬去秋来，闹腾了两年的校园终于平静下来。1968年的秋天，在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下，早就没心读书的我们，在金谷园车站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登上了上山下乡、西去灵宝的火车。

我下乡到了灵宝的川口公社北庄大队。老天保佑，北庄有个火车站，虽然小，只停慢车，比起别村的知青，还是方便不少。那两年知青回家，都是先从北庄坐慢车到灵宝或三门峡，再转快车回洛阳。知青们没钱买票，辛辛苦苦挣的工分，到年底分不到啥钱。知青回家全是逃票。

逃票的手法可谓五花八门。遇到查票，先是开溜。前面查往后跑，后面查往前跑，还得假装若无其事，不让列车员起疑心。要不就是钻厕所，任凭别的旅客怎么敲门，就是不开。还有一招就是车一到站，赶紧下车换车厢，到已经查过票的车厢再上车。真没招了，只有耍赖。

有一次我们一帮子知青结伙回家，仗着人多势众，查票来了，都不跑了。这么多人你怎么赶我们下车？列车长来了也没办法，最后让几个女同学表演文艺节目。只要不赶人下车，干什么都行。几个女同学在车厢的过道里，又是唱样板戏，又是跳舞，就这么过了关。

不知别的知青怎么样，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几回特别“悬”的。有一回是在三门峡西查票被赶下了车。车启动后，情急之下，我跳上了车厢门的踏板。那时是老式的车厢，车厢门有几级台阶。我两只手抓住车门的栏杆，两只脚踩着踏板，就这么挂着从三门峡西开到了三门峡，那是趟快车，中间是个大站，小站不停。风呼呼地吹，手臂都抓麻了，脚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掉下去送了小命。那时也不知道害怕，什么都豁出去了。车到了三门峡后，惊讶不已的列车员才放我进了车厢。

远去的青春

第二回是坐快车到了灵宝，下车已是半夜，离北庄还有20多里。住旅社舍不得，呆在候车室等天亮嫌时间太长。一咬牙，走回去。一走就后悔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铁路两边的树木村落影影绰绰，偶尔传来几声狗吠。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独自一人沿着铁轨往前走。有没有狼，会不会遇到坏人？胡思乱想交替袭来，也顾不上害怕了。我一手抓了一个石块，心提到了嗓子眼。不知走了多久，等回到北庄进了知青点的房门，我才觉得贴身的内衣全被汗水湿透了。我知道那不是累的，而是吓的。

最倒霉的是有一次在洛阳东货场扒货车。寒冬腊月，北风刺骨，只身一人，瑟瑟发抖。看见一列货车开始启动，我赶紧就近扒上了一节车厢。上车后才发觉犯了个致命错误。这是一节滿载钢筋的敞篷车厢，其它季节扒这种车厢没有问题，冬天扒这种车厢就遭大罪了。货车越开越快，想跳车也来不及了，只能任凭刺骨的北风呼啸，冻得上牙磕着下牙，浑身发抖，下车下不了，躲也无处躲，四周全是滿滿当当的钢筋，那真是哭天不应，哭地不灵。就这么一路冻到了义马，货车才停。手脚早已冻僵，赶紧跳下了车。幸亏车在义马停了，再往前开，恐怕不冻死，也冻残废了。

岁月的车轮一路飞奔，终于回城当了工人。幸运的是，我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1978年，挤上了高考的末班车。带工资上学，成了家没立业，毕业后留校干了团委，尽管单枪匹马，不过借助着学生干部的热情，一年多的独角戏唱得还可以。接着市直机关搞干部“四化”，我被选中调入了市委宣传部。

那时机关开始试行干部休假制度，我的头一个休假就是帶着老婆孩子去北京旅游。当年从洛阳到北京坐火车得20多个小时。我们不舍得买卧铺，只能坐硬座，白天好对付，夜里实在困得不行，先把五岁的儿子安排躺在座位下的地板睡觉。后半夜实在熬不住了，我也钻进了座位下倒头便睡，那一刻也不觉得狭窄、难堪，感觉睡得从来没那么香甜。

到了北京，落脚到妻子在北京化工学院工作的表妹处。为了节省住宿费，白天旅游，看天安门、逛故宫、登长城，晚上一家三口回到表妹上班的化验室打地铺。怕学校有人撞见，只好一大早出门，很晚才回来。絲毫不觉得狼狈，玩得也算开心。

采访大瑶山隧道

难办的还是买火车票，跑了几趟才好不容易帮我们买到离京火车票的那位小表妹，从北京站回来，连连惊呼：“到了北京站，蝗虫一大片。”不出一年，就听说她辞职，留学去了美国。

在从北京到秦皇岛的火车上，我们座位对面的乘客手中拿着易拉罐在喝。那时的易拉罐刚上市不久，五岁的孩子第一次看到，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看着孩子渴望的眼神，我和爱人一咬牙，花了五元买了一罐。那是孩子第一次喝易拉罐，至今我都记着他渴望的眼神和拉开易拉罐那一刻的兴奋。

机关的日子按部就班，好不容易熬到了副县级的我，终于不甘寂寞，在1993年的9月，下海来到了深圳。从此加入了年年春运，一票难求的回乡大军。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有多少人发财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一年辛苦到头，在广东最难买的是春节前返乡北上，春节后回城南下的车票，最拥挤的是这期间的每一节车厢，最混乱的是不堪重负的广州站。为了上车，爬过车窗；没有座位，站过过道。

有一次在广州站，买不到车票，从一个票贩子手里买到一张高价车票。庆幸之余，我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拿着车票仔细一看，才发现这是一张今天凌晨零点过后已经发车的过期票。票贩子正是利用我求票心切，误以为是今晚12点的票得了手。昏了头的我还傻乎乎地等着今天半夜上车呢！

愤怒、沮丧、懊恼缠绕着我，我像只没头苍蝇似地在人山人海的购票大厅里晃悠。沒想到天助我也，我居然在挤作一团的人群中，发现了那个贪心不足，还在寻找下一个目标的票贩子。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一把上前揪住了他，赶紧呼喊在旁边值勤的民警，把他拧到了车站公安室。票款如数要回，我却像只泄了气的皮球，呆坐在候车厅的座椅上，茫然四顾，接下来怎么办呢？

不过，大多数回家的日子，我还是幸运的。我有个在洛阳铁路公安工作的三弟，还有个四弟媳妇的哥哥在列车段工作。在那人情风大行其道的那些年里，通过他们的关系，我基本上都搞到了卧铺。实在紧张时，我先买张短途硬坐，等到半路上有人下车，列车长也会优先照顾我补票。碰到实在没票的时候，三弟只好通过乘警把我安置到卧铺的边座或者餐车里。万般无奈下，我还曾经睡过列车员换班休息的宿营车，但票钱从来不少。下海后的打工收入比起内地的工资，宽裕了不少。下乡时无钱逃票的经历早已一去不返了。

但让人难受的是从洛阳到广州的快车最少也得20多个小时，到了广州还得转车才能到深圳，一路上也折腾得够呛。每逢到站，看到那些蜂涌而至，扛着大包小包的民工潮，心里有一种“此一时、彼一时”的别样滋味。

火车就这么坐着，日子就这么过着。不知不觉，船到了码头车到了站。让人意想不到、万分惊喜的是高铁来了。这可是坐地日行几千里的翻天覆地巨大变化。时速300公里的高铁，八个小时就从深圳回到了洛阳，这种快捷便利是过去做梦都想不到的。更不用说一人一个座椅，那种宽松的空间和舒适的程度更是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