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丨邵学新：武汉楚善里之昨日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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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邵学新，祖籍广东四会，出生于湖北武汉。1965年武汉二中高中毕业。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先后在武汉13中、19中、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教育学院及江汉大学任教。2008年退休。

原题

楚善里的前世今生

（续篇）

——谨献给围城中的武汉父老乡亲

作者：邵学新

笔者和弟、妹摄于楚善里12号大门

（一）一张老照片引起的疑问

去年，笔者将一张三兄妹在楚善里12号大门口的1950年代初的合影发在家族群里，立刻引起一位堂妹的议论：“楚善里破破烂烂的。我印象中没这么破呀！”

笔者说：“解放后楚善里分别在1960年代和1980年代大修过两次。你看到的是1980年代大修后的楚善里。”

她接着说：“难怪！感觉照片里的墙像是黄泥巴糊的。”

笔者说：“一方面楚善里的房子有些年了，另一方面抗战时又遭美国飞机轰炸过一次，所以，那墙面就显得很破败。”

她惊奇地说：“美国人轰炸平民区？是日本鬼子吧！”

笔者说：“你去问你爸吧，那次轰炸，他应该有印象。”

抗日战争到了1944年，美军轰炸机经常从云南四川后方飞到日战区对其军事目标进行轰炸。

有一次一架美国军机完成任务后返航途中因故障在武汉附近迫降，飞机上的两名飞行员被俘虏。本来这是一件战争中很普通的事情。

可是第二天，日本鬼子用卡车装载着那两名美军飞行员俘虏游街示众，企图以此提高日益低落的士气同时蛊惑中国民众。从汉口中山大道下段日租界开始沿中山大道一路上行，沿途一些不明是非的民众也跟着看热闹。最后车开到汉口王家墩机场将两位飞行员枪毙了。

日本鬼子这一践踏国际公法的行为把一向视人命比天高的美国人惹火了。

他们决定报复。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好几年没有响过空袭警报的武汉突然警报大作。美军轰炸机在潜伏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无线电信号的指引下，从日租界开始沿中山大道日军游街示众车队走过的路线一路轰炸到汉口王家墩机场。

炸弹所到之处，昔日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中山大道化为一片断垣残壁。我祖父苦心经营的粤菜馆“岭南酒家”正在中山大道黎黄陂路口（解放后的省财贸职工医院所在地）也被命中而毁于一旦。在这场劫难中，楚善里也沾了“火星”。

民国时期美国领事馆旧址

在此之前，已经有谣传说美国飞机要来报复（街头巷尾随处都贴有潜伏的国民党特工的字条提醒民众早点离开），所以那时楚善里的大部分居民都已经躲避到乡下去了。我们家，祖母也带着年纪小的叔叔们逃到郊区姑嫂树，只留下娥孃和祖父因为岭南酒家的生意而报着侥幸的心理。

一天、两天、三天……在煎熬中等待着，在等待中煎熬着。

终于那天晚上空袭警报大作，随着轰炸机的轰鸣声、炸弹的呼啸声从远而近，从小而大，仿佛世界进入末日。祖父连忙将娥孃拉到家里的红木桌子底下，其实这不过是病急乱投医，如果一颗重磅炸弹掉下来，再坚硬的红木也只是螳臂挡车。

在巨大的爆炸声中，房子在战栗，窗外巷子里火焰焮天铄地伴随着各种物品烧得噼噼啪啪直响。

父女俩马上想到：“燃烧弹！”

空袭的飞机已经按照它们既定的路线飞走了。

这时楚善里的守夜人“周驼子”（三狗的外祖父）在外面喊：“邵公，邵公，快上三楼阳台，你家上面着火了。”

楚善里的房屋和上海的石库房一样，其三楼阳台是连在一起中间有墙隔开。

二十几年后，娥孃跟我们回忆道：“那个燃烧弹落下来后，就四处溅出一坨坨沥青似的东西（当时武汉人叫‘洋㞎㞎’），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我和你们的公公一人拿一个湿拖把，就拼命地拍啊拍啊，自家阳台的火拍熄了，又翻墙到别家阳台去拍。”

楚善里的战争创伤 — 当年被炸得凹凸不平的地面和斑驳不堪的外墙直到1965年才被房管所的工程队修葺一新。

楚善里拆迁前，邵家第四代在12号后门留影

（二）两个“世家”家族

在楚善里住有两个行业世家的家族。

其一，粉面世家。

在武汉，人们把吃早点叫“过早”。

“刘记三狗牛肉面”老板三狗的父母解放前就在兰陵路从事“过早”行业，专门卖牛肉粉、面和“面窝”，（一种用大米、黄豆按一定比例浸泡后磨成浆然后佐以葱花，姜末，盛入圆形容器在油锅内炸之成形的小吃。比油条好吃数倍且不像后者含添加剂明矾）以此养家糊口。解放后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潮中，小摊小贩也被“公私合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三狗的父亲后来还成为兰陵路那一带“过早”行业的领头人之一。

“文革”后期，三狗从农村“病退”回城，他和女友（后来成其太太）都没有工作。在其父劝导下，在楚善里巷子口架起炉子支起锅，子承父业卖起“牛肉面”。

但是开始还不能叫“牛肉面”，因为那时计划经济还没有寿终正寝，市面上牛肉只对回民供应而且还要计划。所以三狗他爸找关系买了些牛骨头，熬成汤。一汤三鲜，再加些葱花姜蒜味精胡椒辣椒佐之。实际上是牛骨头汤面。一时间人们禁锢多年的味蕾被激发出来，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汤面！

后来，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三狗牛肉面也取代了牛骨头汤面，并且还开发了其他一些品种的面、粉，其生意蒸蒸日上。

旁边的中南剧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逐步走向破产，三狗趁机租赁下它的售票处所在的门面，三狗牛肉面从巷子口的小摊子登堂入室了。

再后来在网络上看到介绍武汉市名小吃的排行榜，三狗牛肉面屡屡榜上有名。

现在，每次回武汉去三狗牛肉面馆吃东西，却总也见不到老闆三狗了，据说他早已不亲自视事，每天就是在汉口江滩锻炼身体或打打麻将，剩下的事情就是在家里等着收银子。

三狗成为楚善里街坊邻居中“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了。

三狗有一个表哥叫：坏（音：怀）货。下面不是说坏货的故事，是说坏货他爸也就是三狗他舅的故事。

早前二十多年三狗他舅在我们巷子口（二十年后三狗卖牛肉面的地方）卖热干面。

前些时武汉某网站发起评选武汉市哪家小吃店的热干面最好吃？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自己住的巷子口的那家热干面最好吃。

楚善里乃至兰陵路的居民当年一致认为三狗他舅的热干面在那一带如果排行第二，那么就没有人敢誇自己第一。

只是用现在的卫生标准来衡量，三狗他舅的“五爪金龙”的确让人不敢恭维。

他往往做完其他的事情，就直接抓已经焯好水、淋上油的半成品面；有时如果记起来了，将手在水龙头下冲一下，然后抓起案板上的抹布檫一下，再去抓面。

那块抹布，可能还没有冲过自来水的手干净。然而早上上班上学的人们照吃不误，因为美味可口填饱肚子才是硬道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武汉火炉般的夏天，像三狗他舅这样的“中年油腻男”的标配是：上身赤膊，下身一条短裤衩，手上一把破巴蕉扇。

却说一天晚上，很少看电影的三狗他舅一身中年油腻男的打扮大摇大摆地走进隔壁中南剧场。

“嗨，嗨，你干什么的？”检票员拦住他。

他把手上的电影票一扬：“看电影啊。”

“打赤膊不能进场，回去穿件衣服再来。”

“啊，晓得了……可我住在六渡桥，来不及了啊。”

检票员乐了：“哪个不认得你？你不就是坏货他爹，隔壁楚善里巷子口那个卖热干面的师傅吗？”

其二，照相世家。

在楚善里附近，自蔡锷路至兰陵路有当时武汉一流的照相馆：真光、启新、中国、时记、国泰和铁鸟。

真光照相馆旧址

广东中山黄氏三兄弟在汉口操照相业凡几十年两代人。

广东老乡之间互相称呼喜欢简节并且不纠结字眼褒贬。例如他们称胖子为“肥仔”或“肥佬”；称近视眼的人为“四眼佬”。这些丝毫没有不尊敬对方的意思。

楚善里的广东人称黄氏三兄弟：大黄、二黄、三黄。大黄和二黄是亲兄弟，三黄是他俩的堂弟。

大黄的父亲原来在中山大道江汉路开了一家“真光”照相馆，也是在当年那次美军大轰炸中被炸毁。大黄继承父业在胜利街蔡锷路口开了一家“真光”照相馆。二黄与三黄合伙在楚善里沿胜利街这边开了一家“中国”照相馆。

大黄和三黄住在13号与我家隔壁邻居，二黄住在24号，但是小时候我与二黄的二公子彝孙兄走得很近，可以说是穿开档裤的发小。我想大概是我俩上同一家幼儿园，两位母亲每天去接送，而且我家照相都是在“中国”。这样一来二去，母亲熟了，孩子自然玩到一起了。

二黄不幸于1950年代去世，接着他家搬到车站路公德里。好在我俩仍然就读于同一个小学同一个初中，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见了面还是很亲热的。

彝孙兄大学毕业后分到江西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想调回武汉找到我帮忙，可惜没有帮成。不过他的儿子很有出息，天津大学毕业后到广东工作。彝孙兄退休后回到广东顺德居住。叶落归根颐养天年。圆了广东人的梦。

三黄是一位“肥佬”，他的太太在别人面前称他“三先生”；我们下一辈人尊称他“胖叔叔”，他为人低调，性格内向。即使是街坊邻居也很少搭讪。他是一个工作狂，即使是星期天也还是上班，而且每天下班都是晚上9点以后才回到家里。仅仅能够在巷子里碰到他的机会是每天早上上学时，看到他双手棒着一个装有秽物的痰盂，走在到马路对面的公共厕所的路上。

发小黄彝孙（左）与笔者

三黄有两件事情一直记在我心上。

1974年我父亲去世，父亲单位在六渡桥殡仪馆开了个追悼会。参加的人员有单位领导同事、亲朋友好、街坊邻居。出乎我意料，胖叔叔也来参加了。我父亲与三黄俩虽是邻居但很少有交集，我父亲每星期回家一次，三黄每天早去晚归。即使偶尔碰上也就是点头之交。不要看三黄平时待人低调冷漠，却还是一位有情有义的邻居，这一天他也来送我父亲最后一程。

1965年三黄的大闺女在一所省重点中学高中毕业考大学，她学习成绩极好，而且品学兼优。可是由于家庭成分是资本家，结果名落孙山了。原高中决定让她留校当老师。

之前三黄因为工作勤奋、其表现得到武汉市工商联领导认可。早已成为当年武汉市照相行业资本家“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楷模，并且还当上了江汉区人大代表。

炳南兄与母亲送姐姐参干

这年新疆建设兵团来武汉招高考落榜的应届毕业生。市工商联要求三黄再当一次资本家的楷模，把已经留校当老师的闺女送到新疆去。

不管闺女愿不愿意，也不管自己内心愿不愿意，三黄又当了一次楷模。

大黄与我家既是广东同乡、邻居，又是世交。

我祖父在世时，每年阴历年，大黄总是大年初一第一位来我家和我祖父互贺新年。

大黄的闺女和我的明智叔在解放初期中学还未毕业就响应国家号召“参干”，同就读于哈尔滨第一军医大。他的幼子炳南兄和我则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而且炳南兄的太太还是我的幼儿园的同学哩。

明智叔在第一军医大（左）和空军（右）

大黄老爷子的照相水平在当时武汉市照相业界是有名的。他为其父拍的一张大特写照片挂在他的“真光”照相馆的进门大厅的正面。那人物的气韵，光线的用度化为瞬间的永恒。给我留下了几十年也难以忘怀的记忆。

上世纪60年代武汉市人民政府出于当时一些服务行业后继无人、青黄不接的局面。成立了武汉市服务学校，内设照相、烹饪、理发三个专业。培养这三个方面的接班人。大黄老爷子因其出类拔萃的水平被聘为照相专业老师，专授暗房技术。

从来没有执过教鞭的老爷子对这份工作非常上心，好几次我到他家找炳南兄玩，都看到他正在专心备课，可能是年纪大了，有关化学的理论知识丢久了，就临时抓我的差，和我讨论底片在显影液、定影液中的化学反应式。可是我这个高中生在这些东西面前更显得无知。

其实对付服务学校的那些中专生，传授一些暗房的实践操作经验足矣。可是老爷子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使我这个后生仔感到汗颜。

(三) 再谈朝阳大妈

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么过去的“里份”（现在叫“社区”）则可以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细胞群。当然细胞群虽“独立”，但无时不刻地显示出它所在的那个社会躯体的基因属性。

从1949年到“文革”前，楚善里就是那个时代的无数个细胞群中的一个。“楚善居委会”是这个细胞群的“细胞核”“指挥棒”和“最强大脑”。说通俗一点，就是现在的无所不管且无所不能的“朝阳大妈”。

1958年大跃进的一天，居委会的H主任来我家对我祖母说：“你的三儿一女都参加工作不在武汉了，现在街办工厂请了一位浙江师傅没有住处，把你家的亭子间借给他。”当然最后是“刘备借荆州”。过了两年居委会又来人说，有一家住房“困难户”人多房小，要我家让出楼上后厢房，这次连“借”字也不说了。

隔壁13号大黄家更惨，在居委会的“劝说”下，先后让出楼上的亭子间、前厢房（后厢房住着三黄一家）、楼下的后厢房。剩下楼下的二十多平米的堂屋（即客厅）住着炳南父子俩和其二姨母子三人。

“指挥棒”的强夺恶要虽然不讲道理和尽丧人伦，但还是有政策底线，“指挥棒”只对着我们这些承租户挥舞，至于像1号、3号、5号、6号那样的私房一慨没动。

到了文化革命，所有的私房就无一幸免而成为“革命目标”。或将原来的房主逐出另外分给又小又差的房子；或将原来好的大的房间让出，房主则被赶到最差最小的房间。如3号的“西子”（其父是武汉最大的粮、棉、油资本家之一）家，“文革”中被迫将宽敞明亮的前厢房让出，一家八口拥挤在阴暗潮湿一年四季不见阳光的后厢房。

刚解放1950年到1951年，解放军由于现代化的需要，在全国各大城市动员中学在读的学生参军。这些人参军后都被送到各级军事院校学习或送到科技含量较高的军兵种如空军、海军。当时不叫“参军”而叫“参干”。我的两位叔叔，大黄的女儿响应号召参干了。于是12号、13号大门口都挂着醒目“光荣军属”的红色小木匾。

两位叔叔参干前夕，姐弟合影，前排左起娥孃、明霖叔、明祖叔。后排左起明智叔、明镛叔

开始几年，每年“八一”，居委会的朝阳大妈们受街政府委托上门热情慰问并送上猪肉等慰问品。后来虽然没有了慰问品，但仍然上门慰问并送上一张电影票。

1954年武汉遇上百年未遇的大洪水。当时水位29.73米，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28.28米，而1931年的那个水位早已使汉口市内成为一片泽国，舟楫代步了。

当武汉抗洪大军正在沿江大堤上严防死守时，楚善里居委会的朝阳大妈们也没闲着。按照上级指示逐户叮嘱每户人家，同时居住楼上楼下的要在楼上准备好大米咸菜，仅住楼下的帮其找好对应人家的二楼。以防万一洪水破堤……

抗洪胜利后抗洪大军即将返回各自单位，朝阳大妈又按上级指示以居委会为单位设宴欢送抗洪勇士们。

我们那条巷子一字长蛇摆了十张八仙大桌，每家奉献出自家拿手的美味佳肴。每家临巷子的楼上的房间的电灯牵出来对着巷子并安上百瓦灯泡。

天色暗下来，华灯初上。巷子里的晚上从来没有这么灿烂明亮。只见人声鼎沸，觥筹交错，欢庆胜利。

几十年过去了，那场“夜宴”盛况还不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记得小时候，每逢酷夏，除了热得难受，更难受的是晚上蚊子的滋扰。那时没有蚊烟香、没有杀蚊剂，人们只得用帐子来对付蚊子，在帐子里睡觉无异于在蒸笼里睡觉。

在卫生部门的指导下，朝阳大妈每天下午两点钟带领居民们 — 冲沟，用水冲涮流经前后门口的那两条阴沟，彻底消灭孑孓的滋生地。这个行动一年365天除了下雨下雪，坚持了十几年。渐渐地在炎热的夏夜里中，无论是在家里睡觉还是在巷子乘凉再也看不到蚊子的踪迹了。

不幸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冲沟”活动戛然而止。

我的闺女诞生于1976年的盛夏的最热那几天。一天深夜突然被闺女的哭声闹醒，开灯一看，宝宝脸上一个又大又红的疱，是蚊子咬的。

绝迹多年的蚊子“还乡团”杀回来了。而且蚊子这厮既嗜血又狡猾，它专咬黑夜中洋溢奶香味的婴儿。

开始一年，只有一楼有蚊子，二三楼还没有。不久，一年一层楼，三年上顶楼。整个房子都“沦陷”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又有了制服蚊子的武器：蚊烟香、电蚊烟香、各类化学或者“天然”的杀蚊剂……但是总觉捉襟见肘，治标不治本，而且污染空气环境。

笔者仍然怀念那些年居委会的朝阳大妈带领我们根除蚊子灭杀孑孓的绿色环保的方法 — 冲沟。

（四）历史的足迹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楚善里临胜利街的那一排门面有不少商铺：大西皮鞋店、中国照相馆、华新理发店、美的冷饮店和合昌食品店，还有几家裁缝店。

在马路对面是一排二层欧式连排别墅的高级住宅，其小花园一直延伸到马路边。

每当华灯初上，这些商铺的橱窗里的流光溢彩映照在梧桐树下的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会打破这里的静谧。一会儿，这里又回到恬淡惬意的原生态。

1956年公私合营后，除了“中国”照相馆奉命搬到青山新工业区外，其他的商铺先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只剩下“华新理发店”坚持到楚善里拆迁。

以楚善里为中心方圆1平方公里的地域在武汉近代史上无论从历史沉淀还是文化底蕴都是可圈可点的。

在这块平凡的土地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近代先辈名人的足迹和革命遗址。

除了楚善里26号辛亥革命导火索旧址还有中共中央的八七会议会址（鄱阳街）、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旧址（胜利街）、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友益街）、中共中央宣传部部旧址（吉庆街）、向警予烈士就义处（原黄石路中学现警予中学）。

向警予就义处己成为一所中学

还有国母宋庆龄的故居（沿江大道黎黄陂路口）、“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故居（洞庭街合作路口）和中共早期负责人瞿秋白的故居（吉庆街）。

宋庆龄故居

（五）文化的胜地

至于这一带的文化底蕴更是如数家珍。

(1) 舌尖上的文化

大智路中山大道交叉路口的“豆皮大王”老通成。

豆皮全称“三鲜豆皮”，它和热干面、面窝均诞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武汉，混迹于武汉街头巷尾的“过早”小吃摊，深受老百姓喜爱。1949年后豆皮竟然登上大雅之堂，受到共和国领袖们及其外国朋友的青睐和称赞。其奥秘就是在其内馅“三鲜”上，它已经由“肉丁、干子丁、萝卜丁”升格为“虾仁、冬菇丁、玉兰片丁、叉烧肉丁”的任意三组合。

前些年，笔者的一位在石家庄的堂弟夫妇俩到武汉旅游，笔者带他们去武汉有名的民生甜食馆吃了一次豆皮和其他小吃，弟媳惊叹道：“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早点！”其实那里的豆皮比起老通成的豆皮还要差几个档次。

兰陵路胜利街交叉路口的“煨汤专家”筱陶袁。

首先要纠正一个错误的称呼“小桃园”，上世纪四十年代三位好朋友合伙在兰陵路胜利街交叉口开了一家专营各种汤类的餐馆。餐馆的名字取自于三人的姓氏：筱、陶、袁，而不是“小桃园”

武汉人喜欢喝汤，但和广东人每餐前必喝开味汤不一样。

武汉人喝汤颇有仪式感。所谓“有钱没钱，煨汤过年”。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般的家庭只能逢年过节才煨汤，条件好的家庭则是个把星期或十天半月煨一次汤。

武汉一些家庭有个习惯，每年从立秋开始每个星期要喝一次萝卜老鸭汤（鸭子那时0.3元一斤，比猪肉还便宜），一直喝到中秋节。据说这样才能将身体中在酷夏受到的“热毒暑气”排祛干净。

莲藕排骨汤是最受普罗大众欢迎的美汤。对于它，笔者有一个啼笑皆非的轶事。女儿来上海读书工作已经二十多年，总想喝小时候奶奶在武汉煨的莲藕排骨汤。这有什么难，老爸我马上到超市买来了排骨、藕，还买了一个漂亮的上了釉的砂罐（武汉人叫“吊子”）。

可是，煨出来的汤既没有此汤特有的浅粉红的色泽又没有它特有的香味，而且藕也不粉（烂）。当然味道更是相距十万八千里。本大厨连忙打电话回武汉问妹妹。妹妹经过分析，其原因有三：1，藕不同，武汉与江浙的藕有“七眼”和“九眼”之别。2，水不同，武汉的水是长江和汉水的天然交融之水，上海的水是黄浦江的水，虽然也天然但是因其被污染的程度。所以二者怎能相比？3，煨汤的“吊子”（即砂罐）不同，忽然想起多年前挂在家里厨房墙壁上那个又黑又粗的“吊子”。这种粗砂陶器罐子可是武汉每一个家庭主妇的传家宝。其初买来时呈铅灰色经过多年甚至几代人的使用，内有各种荤汤之浸润，外有煤炭之火燎。“修炼”成又黑又粗又之正果。用它煨出来的莲藕排骨汤，谁喝谁赞。影星郭晓东的太太是武汉人，据说郭对湖北的美食首推就是莲藕排骨汤。

三兄妹在假山的石桥上

于是叫妹妹从武汉寄来汉阳蔡甸的藕（据说是武汉人煨排骨汤的首选藕）。又退而求其次在超市买来两大瓶“农夫山泉”，只是跑遍上海也买不到没上釉的粗砂陶器罐子。正宗地道的莲藕排骨汤在上海还是喝不到。

一方水土酿成一方美食，此话真是不假。

另外，老通成附近的“江浙本邦”五芳斋；蔡锷路的“北方风味”春明楼；扬子街对面的中山大道上的“四川风味”芙蓉酒楼；鄱阳街与洞庭街上的两家西餐馆“邦可”和“靠墙泰”；还有友益街上的山西刀削面馆和江汉路上的广东粤馆菜冠生园。

饕餮之客流连忘返于这里的东西南北中的美食。

（2）精神的食粮

至于精神上的食糧，就当时武汉文化地域圈来说，楚善里这一带的“精神食粮土壤”是如此丰腴肥沃，滋养着我们那一代青少年。

1950年代在离楚善里不远的合作路与鄱阳街的十字路口，有一个当时武汉市唯一的市级文化娱乐机构——武汉市文化俱乐部（我们叫它“文化宫”）。

当时我们那一带没有什么公园。中山公园、解放公园在很远的解放大道。即使一个简陋的滨江公园也是在1954年长江发大水后建成的。所以文化宫是我们中小学生节假日特别喜欢去的地方。

文化宫里鲁迅塑像孑然一身

进入文化宫大门就是“鲁迅广场”，鲁迅雕像前面是一圈青铜凭栏围成的圆形花坛，在广场的左边进入了一个假山群，那里有巉岩悬涯，小道蜿蜒；还有石桥小亭，曲径叠坡。对于我们这些从未见过大山的“城里伢”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

穿过葡萄架和梧桐树林是一座五层苏式高楼，那里有图书阅览室、乒乓球室、斯洛克台球室……我们特别喜欢在那里打康乐球。

再往里走，有一个排球场大小的金鱼池塘和一个廻形走廊。在它们之间有一块空地，经常供一些民间书法高手在此挥毫洒墨，献艺卖字。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一位长髯老者的笔下功夫：只见他一手执笔书楷、一手执笔书隶，左右开弓同时运笔，赢得满堂喝彩。

母亲和我们三姊妹在父化宫圆栱门

三十年后女儿佳在同一地方留下倩影

在那个物质、精神生活颇为缺乏的年代里，书籍和电影无疑是人们尤其是对世上任何的未知事物都要问上十万个为什么的青少年最受青睐的。

学校的那间图书室显然满足不了我们求知若渴的愿望。

在离楚善里不远的街区有三个图书馆，它们是南京路上的武汉图书馆和武汉儿童图书馆以及在黎黄陂路上的基督教青年会阅览室。

基督教青年会阅览室旧址

很多同学都有后面两家图书馆的借书证。但是我却比他们多“半个”借书证，因为武汉图书馆的借书证不对未成年人，我央求母亲办了一个。

三证在手，阅书无数。只是实在不好意思把看过的书列个名单显摆，因为那时笔者也就是一个少不更事的中学生，看书更是一目十行，囫囵吞枣；只看故事情节而不求甚解。

当然可以分享一下几个“看书也疯狂”的轶事。

一次母亲借回一本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她的一生》，我竟然用一个通宵把它看完。

初二时劳逸结合。由于功课不紧，大把空闲时间，觉得看一本书还不解馋，要同时看两本才过瘾。于是有一次同时借了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和姚雪垠的《李自成》（卷一）。两本书都是描写被压迫者的起义。前者像一幅决战决死、恨爱情仇的凄美画卷，后者则像一座剑拔弩张、金戈铁马的栩栩如生的集群雕像。看得笔者头昏眼花、时空错位。不断地穿越在公元前的古罗马的斗兽场和十七世纪的中原大地的古战场。看到后来就像一句广东话说的：“都唔知边个捞边个”。

“文革”初期，无书可读。到了1972、1973年局势逐步稳定，关门几年的图书馆开始有限度的开放，书架上摆的都是各种版本的“毛著”以及《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等“样板小说”。这些小说读起来味如嚼蜡，不忍卒读。倒是有一本《世界名人大词典》的书吸引了我。大概当时中美关系解冻，此书意识形态色彩较淡，对西方的名人介绍不带偏见，而且内容翔实。于是把它借了回来。

古人说，读书人最大的乐处是“雪夜闭门读禁书”。笔者每天夜晚伴着昏暗的煤油灯（那时停电是常态）聆听名人先贤们讲他们过去的故事也不失为一乐也。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页，武汉市汉口这边只有六七家电影院，竟有4家集中在楚善里附近，它们是兰陵路上的“中南”、洞庭街上的“中原”和蔡锷路上的“解放”“武汉”。

中南剧场在前篇已介绍过，它是集歌舞剧、话剧与电影的一个多功能的演出剧场。武汉电影院后来成为武汉市第一家寛银幕电影院，它放映的第一部寛银幕电影是苏联电影《上尉的女儿》（由普希金同名小说“上尉的女儿”改编）。解放电影院后来成为武汉市第一家立体电影院，它放映的第一部彩色立体电影（注意，不是“立体声”，因为那时仅仅是画面“立体”，声音还不能“立体”）是由陈强、韩非主演的我国第一部彩色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

在那个年代，如果说书籍是我们这些乳臭未干、求知欲极强的青少年的第一大爱好。那么电影则是我们的第二大爱好（为什么排第二，因为看电影开销太大，父母挣钱不易）。

我们小孩通常看星期天上午的少年儿童专场（票价是成人场的一半）。

跟着家里大人我也看了不少的电影。

母亲在家里不工作时，通常是她带我看。我记得看的第一部苏联电影是动画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普希金同名长诗改编）。后来母亲工作了，她就请大毛孃孃和小毛孃孃带我去看（她俩的票钱也是母亲出），她俩特别喜欢看恐怖的童话片如《三头凶龙》《马魔王》等，每次看到恐怖镜头笔者总是吓得躲到前排座椅背后不敢看。

后来两位孃孃上大学去了我也长大了。但是我又有了看电影的机会。

明镛叔也是一个电影迷，而且他特别喜欢看外国电影尤其是苏联电影。但他没时间买票，于是我就成为他的买票小厮，作为交换我也有看电影的份。

记得苏联寛银幕电影《上尉的女儿》在武汉电影院首映那天，天下着鹅毛大雪，武汉电影院售票处门外排着长长的买票队伍。那情景是现在的人们绝对不可想象的。

随着1956年苏共“20大”后，苏联“解冻文学”的兴起。其电影也逐步挣脱原来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公式化”“概念化”的桎梏，回归到人道主义和现实批判主义的普世圭臬。

从“十月革命”到卫国战争题材，从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到改编名家大师的经典著作，苏联电影的艺术感染力是现在一些火爆打斗、刺激感官的美国大片根本无法比拟的。

《我了解她》《革命的前奏》《培养勇敢的精神》《306号案件》《前面是急转弯》《脖子上的安娜》《福玛·高尔耶杰夫》《奥赛罗》《牛虻》《共产党员》《丘克和盖克》《海军少尉巴宁》《第四十一个》《白夜》《白痴》……

还有两部史诗级的苏联电影，一部是根据肖洛霍夫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静静的顿河》（上、中、下）（按：萧氏因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荣获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我记得看这部电影是在中南剧场，从晚上6点一直看到深夜12点。

另一部是根据阿·托尔斯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两姊妹》《1918》《阴暗的早晨》。

这两部电影，前者其原著是以顿河哥萨克的视角去看待“十月革命”。“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

后者的原著《苦难的历程》的作者阿.托尔斯泰从法国到俄国穷二十年时间呕心沥血完成，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视角看待“十月革命”。是“作者的良心所经受的一段痛苦、希望、喜悦、失望、颓废和振奋的历程，是对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感受。”（原著者语）。

傅雷在其译著《名人传》（罗曼·罗兰著）的“译者序”里说：“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自私的民族……”

先贤傅雷先生的这段刻骨铭心的自我谶语是这部影片的最好註释。(古往今来天底下的知识分子，其心是相通的。)

那时还随我的懂得俄语的明镛叔看了不少的苏联原版故事片。

从十二月党人到青年近卫军，从保尔.柯察金到卓娅和舒拉。苏联电影塑造的那些为了祖国的尊严独立，人民的幸福自由的英雄形象使人高山仰止，至今难以忘怀。

为什么我们那一代人苏联俄罗斯情结那么浓郁？也许不仅仅是学唱几首苏联歌曲而已，它还与包括苏联电影在内的各种文艺文学形式对我们的熏陶和浸濡是分不开的。

还有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电影也十分吸引人：《马歇尔，欢迎您》《伊伦娜，回家去！》《天堂的笑声》《鬼魂西行》《科伦上尉》《柏林情话》《士兵的经历》《匹克威克先生》《好兵帅克》《柏林情话》……

这些电影的共同特点是用诙谐、幽默的笔法诠释认真、严肃的话题。

还要感谢北京上海长春几家电影译制片厂的翻译、导演和演员们。正是他们的辛勤的再创作，使我们那时有了高水平的视觉和听觉上的艺术欣赏。

回头再看看如今电影院放映的一些外国大片。哪里有什么“艺术欣赏”的享受？眼睛一会儿看画面、一会儿看字幕，忙得不亦乐乎。耳朵里再也听不见老外们说着流利悦耳的中国话了。世界独有的一门艺术形式—中国译制片从此消失在艺术花坛里。

成为明日黄花的还有当年楚善里附近的那四家电影院。随着人们娱乐方式的日益多元化，再加上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体制内的先天“硬伤”。“武汉”变成了咖啡厅；“解放”则蜕变成火锅城、网咖和舞厅的混合体；“中原”先后改换门庭变成跳舞厅、酒吧。听说最近又换了老板，正在装修中。“中南”变化最彻底，上世纪末一场大风掀翻了它的屋顶，再加上屋内的设施日益老化。文化局没钱拨下来，只得走向破产。其地皮交给了隔壁邻居20中，成为操场的一部分。其大门变成20中的后门。今天，你若告诉20中在操场打篮球的学生，此地曾是武汉市乃至于湖北省中南地区一流的演出剧院，恐怕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那几年，笔者每个星期都要到教育学院上两天课。每次上完课乘公汽回家路过兰陵路，总要下车看看这个曾经生活了30年的故土。

从中山大道拐进兰陵路，这一段路上有三个里份，楚善里、兰陵邨和义品里。义品里巷子口的那个“小人书”（武汉人叫“娃娃书”）摊早在“文革”初期被取缔了。巷子里面一顺溜房屋都成为早上卖早点、中午卖盒饭面点的熟食店。其供应对象主要是20中的学生，也应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句老话。

楚善里的被拆迁后的废墟上突兀着一个烂尾楼。

兰陵邨显然经过一次大修，房屋的外墙尚看得过去。只是以前的老街坊邻居经济条件好一点的都已搬走，没搬走的只有很少几户下岗的或退休的老人。另外相当一部分房屋出租给了一些到武汉来做小生意的外来户。

兰陵邨在解放前是怡和洋行等外国商号高级白领的住宅区。那个大修后“兰陵邨”的牌坊上的“邨”字被改写成“村”字。兰陵邨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中村”了。

每次回兰陵路只有一个目的，总想碰一碰兰陵路楚善里的老街坊邻居，哪怕是以前从没说过话的熟面孔。可是每次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真是令人十分沮丧，有一次回家后不禁吟下小诗一首以排遣心中的郁闷，特录如下，并作为本文的结束。

昨日过兰陵，

归来泪满襟。

遍街生“脉子”，

（按：“脉子”武汉方言：面孔）

不见故里人。

心戚因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