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家丨王毅：你我拿起笔来，不负此生坎坷

学者档案

本文作者

王毅，1954年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辑、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现已退休。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文学、史学、民间宗教、古典园林、古典版画雕塑、“文化大革命”机理等等。

原题

我为什么赞同

“不写会后悔”

作者：王毅

前些天顾晓阳（编注：作家、编剧、导演）说自己写的那么多篇当代史小说与纪实文章，然后说：“你们也都应该写，不写会后悔”，我很赞同。正好这几天我也想这事，所以简单说说想法。

首先因为我做一点儿历史，所以一直记着胡适《四十自述》中特别强调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记录下自己经历的历史，他挨着个地劝说自己亲密的朋友或师长，如林长民、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熊希龄等等，最诚恳地劝他们写下自己的自传，目的是：

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当然是很大的抱负，但却是从每个人对亲身经历事情的点滴记述才能开始。

我们都经历过“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这灾难越积累越巨大的时代，而这个灾难的建构，其基础就是那样一套遮天蔽日的“伪史系统”，尤其是它实现了对全民族思维每个细微环节的洗劫，所以才有了几十年灾难的无比深重。

我们都亲眼见识、亲身经历了这个系统是怎样一点一滴地加料炮制、打磨夯实、描摹包装、每日每夜强力推行等等过程。除非我们愿意永世活在它的铁桶里，如果不然、如果真的想要破解它的魔咒，那么除了也是同样一点一滴而写出真实的历史，其实没有任何可以俭省一些气力的办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禀赋与责任。在造物主眼里，我们应尽的责任根本无法“免役”，它就是我们的宿命、它会跟着我们的一生，甚至在我们身后同样跟着记录我们生命的卷册。而从现实来说，后来的年轻人也根本无法想象、无法稍微更真实地复原本应由我们记录的历史。

再从这些天做校庆活动的感受来说，40年一恍惚就过去了，大家见面把酒言欢、其实也是悲从中来，一个个“百年几别离，两鬓各已苍”的同学们聚在一起，不可能不想起《古诗十九首》上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我们上学时候，读这些诗都是一笑而过，有谁能真正理解里面的味道？可现在真是刻骨铭心了。宋词名句说“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二十年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的四十年、六十年！

我们经历的是双重、甚至更多层面的生命之“奄忽若飘尘”，这个历史无数倍地加重与放大着人生的卑微，所以中国人以前都是“蚁民”、现在我们等而下之更成了“屁民”。那么大半辈子都在“被极度卑微”中度过的我们，除了记录下一些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人性之光，其实没有多少其它的办法能够抗衡自己的生命卑微。王小波讲不能永远做沉默的大多数，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龙应台打过一个比方，她说文化有什么用？用处就在于每个人的人生，它本来最终都是很可能到处散落飘零的小珠子，滚到哪里、被沉埋在哪里全凭宿命、自己没有任何能够把握的力量、别人更不会有任何的留意。但是有了文化就不一样了，文化是一条坚韧的长线，它能把无数原本会散落湮灭的细小珠子贯穿起来，成为一条谁都再也不能无视的长河。

我觉得她这个比喻挺好的，而真实的历史、尤其是我们的真实生命史，其实更是这样的线绳——有了这根线，我们才可能有了抗衡卑微、抗衡生命自我湮灭的唯一支点。

王毅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

再说具体的：我们的经历在自己看来，可能会觉得太过庸常、与那些传奇人物（比如晓阳小说里记述的许多例子）根本无法相比、根本上不了历史的台面。以前我一直是这样觉得（尤其因为我性格就是愿意离群索居），但后来慢慢知道不见得真是这样——我们这代人、我们一己之身觉得是家常便饭、平庸寡淡的事情，换在别人眼里也许就是不可思议的传奇。

说说我自己一个小小经历：十年前我曾在哈佛的园林景观研究研究中心Dumbarton Oaks做了一学年的“建筑与景观学高级研究员”，这个研究中心是美国排名第一的花园（世界十大花园之一），它与一般大学很不一样，路子是那种在欧洲老派贵族式的生活环境中体会与研究艺术，所以中心负责我的工资、全家住房、工作生活各方面的周到服务、从美国出访欧洲学术交流的费用等等，希望我做得就是在园子里吃喝交际、看自己愿意看的书（中心有自己最好的图书馆与博物馆，只对极少研究人员开放）、在园子里古典风格音乐大厅里听音乐会等等；硬性要求唯有一项：研究期结束前做一次学术报告，题目任选。

用英文做报告可以事先把稿子写好、翻译好、这个没问题，但是介绍内容之后有一个与听众的学术问题互动问答，听众都是中心其他科目的研究人员（Dumbarton Oaks是哈佛的三个研究中心，即园林景观艺术、拜占庭艺术、美洲前哥伦比亚艺术），这个对我则太难了。

研究中心景观学的主任当然知道我的英语差到什么程度，所以在我讲座之前彼此仔细聊了一次（我老伴在场，我说不下来的时候她帮我），讲了我的家庭、父亲母亲曾经的遭遇、我们不能念书而被迫下乡的时代境遇等等，他听得非常激动。

第二天我做讲座的时候（报告厅就是当年二战后期美苏英中四巨头代表协商成立联合国的地方），他对听众们介绍，说我是他做主任生涯中主持最后一场学术报告的主讲人，说大家都能感到我的英语不好，但这是为什么大家知道吗？于是他当众介绍了我们这一代如何自幼就长期失学、一个个家庭遭遇的苦难、无数少年的下乡苦役等等。

他说得相当动感情，我们都能觉出来，我对他讲述过的经历在他眼里太不可思议、太值得让更多人知道了——我在短短时间里用英语磕磕巴巴说出的我最简略经历，可是这在他们看来，却代表着天地之间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呢！

现代传媒的环境下，真能写出来一点儿用心之作的话，其实并不用太焦虑能否发表。如果历史本真叙述还需要我们的绵薄之力，那么早晚会有机会让世人看到；相反如果造物主厌弃了这个说了几千年谎话的民族，那么我们做或者不做其实都是一样的，浪费或者珍惜生命也是一样的。

这么一想，其实早就没有了焦虑，所以我很久以来就没有了什么特别急切的希望，因为早就明白了中国的“出埃及记”：一半靠众人努力、另一半靠的是天命；而且这个走出去的路极其漫长，至少要两三百年吧。而同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失望，因为明白了我们尽心去说出真相的努力、剖析体制之深刻机理的努力还远远、远远不够，于是连失望的资格还没有挣得呢。

剩下所愿意想想的事情，因此就有看看怎么做一点儿能够让心安事情，做一点儿肯定不会后悔的事情——所以看到晓阳说起“后悔不后悔”的话题，也就愿意接几句了。

2018年10月29日

王毅写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