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冯印谱：难忘“文革“”恓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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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要过2018年春节了。

春节，是各行各业人们辛勤劳作一年的休闲驿站，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快快乐乐欢聚的时刻，也是对一年来各方面取得收获和成绩的检视和评判。

但是，三十多年前在集体化“大锅饭”时期，尤其是“文革”那些年，广大农村农民过春节，用栖栖遑遑来形容绝不为过。

我的老家晋南农村是粮棉之乡，那年月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够吃，分红既少且又不能及时兑现，粮没粮，钱没钱，这个春节可怎么过呀？

村里那些细水长流会居家过日子的巧妇，平日里做饭粗细搭配，粗粮细作，再掺和瓜菜代，汤汤水水，勉强能够积攒一点白面，过春节时使用。个别平时不大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在大年初一，全家人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就相当不容易了。

晋南农村的春节习俗，家家户户都要煮麻花，用作节日期间招待亲戚和朋友。可是“文革”那些年，煮麻花一是白面不多，二是食油更缺。生产队种植棉花，籽棉轧出的棉籽油，几乎全都上交了国家，一年到头，每个社员仅仅能分到二三两棉籽油。

二三两食油吃一年，如今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平日，家家户户做饭极少用油，做白菜、萝卜等凉拌菜，基本上只放点盐和醋，没有半点油星星。社员们吃馒头，拿一根葱或者蘸点红辣椒面，就当作菜了。

母亲（中）抱着幼年的作者

煮麻花，需要费很多的油，至少，长长的麻花，要能够在滚沸的油锅里面漂起来。人口多的家庭还稍微好点，像我家，姐姐出嫁，只有三口人，从生产队分回的食油，想煮麻花，连个油锅也支不起来。人穷就寻摸穷办法。为了招待贵客，为了不让自家的小孩看见别人吃麻花眼馋，母亲跟三两家邻居搞“互助”煮麻花。各家拿来数量相等的油，集中在一口大锅里，然后各家再拿同样的白面制作麻花，这家煮好了，再给那家煮。等到麻花全部煮完，最后把锅里剩余的熟油平均分开。

我常常跟随母亲煮麻花，大人们忙着搓麻花，我负责拉风箱，听着油锅里“嗞啦”的响声，闻着金黄色麻花的香味，肚里的馋虫直往外爬。有段时间，社会上疯传，有人发明了在油中掺水煮麻花的诀窍。主妇们奔走相告，纷纷效仿。结果，将掺入水的油锅放在灶上，大火烧了老半天仍不开锅，好不容易等到锅里的油煮沸了，实际上是把掺进油里的水熬干了，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妙方。

我上小学、初中到高中，老师教的，课本上印的，包括课外书籍和课外教育，都是清一色社会主义制度好，资本主义制度坏；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当牛做马，吃糠咽菜；新社会贫下中农翻身做主人，日子过得芝麻开花节节高。“敌人一天天乱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学校还搞过“忆苦思甜”教育会，请村里的老贫农控诉地主罪恶，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初中一位公办教员张老师，曾现身说法，讲述他家在旧社会因为交不起租子，大年三十，本村地主抢走了他家的一只木篮。

文革中的忆苦思甜

然而，我在生产队跟社员们一起修理地球。那些被我尊称作大伯大叔的老农民，其中不少是响当当的贫农成分，闲谝起来，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缅怀”旧社会的日子，充满了热切的向往和痛切的惋惜。对照当下的生活状况，他们则连连摇头，流露出鄙夷和不屑。他们说：解放前，包括解放初那几年，家家户户自由地播种自己的土地，风调雨顺年景，收获的小麦吃不了，多余的随便拿到集市上出售；种植的棉花，除留一部分自家纺线织布絮棉外，剩余的全卖了；棉花轧出的棉籽油，家里盛满一大缸，全家人敞开肚皮吃也吃不完。一进入腊月，村里家家户户支起油锅煮麻花，穿过巷道，处处弥漫飘散着浓浓的油香。

哇塞！他们描绘的这一幅乡村美景，多么诱人。我迷茫了。假如不相信这种说法，然而持此说法的并非一两个老农，而是上辈人的集体记忆。假如相信这种说法，则彻底颠覆了我脑海中已然形成的概念。老农们文化不高，阅历丰富，谈天说地，口无遮拦，时而有不少极端“放肆”极端“反动”的话语，好在他们不必担心受到揭发批判。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当农民已经到了社会的沟底（最底层）了，难道还能把咱开除了不成？”

回到家，我向父母亲求证那些大伯大叔们说的是真是假？母亲说，他们说的一点也不差，可是，你出门千万不敢瞎说，让别人听见了，会连累你爸爸的。

此前说过，我爸爸是被错划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有钱没钱，杀猪过年。”那时过春节，村里有几户社员杀猪，很少。常常是父亲割上两三斤猪肉，买上两棵大白菜，家里菜窖里贮藏着生产队分的萝卜、胡萝卜，这个年就能对付对付过去了。买来的猪肉，除夕和大年初一包饺子用一点，其余的煮成熟肉，招待亲戚。大年初一到十五这些天，每家每户都会确定一个日子，招待自家的新女婿新媳妇和七大姑八大姨，俗称“走亲戚”。

多数人家招待亲戚的饭菜是火锅，亲戚少的，烧一个火锅；亲戚多的，要烧两三个火锅。火锅的制作比较简单，把白菜、土豆、豆腐、粉条、丸子等等装满火锅下面，在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猪肉片，用木炭或劈柴烧得滚沸，吃起来热乎乎香喷喷的。在当时，能吃上这样的火锅和白面馒头，可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哪！

我姨姨家的4位姐姐，三姐（后排右1）给我父母做了养女

有一年正月初三，我去镇上串亲戚，亲眼看见一位男社员出售一只煮熟了的猪头。一问才知道，这猪头是他春节前购买的，就是为了大年初一当作贡品用来敬神。现在敬完神了，一家人舍不得吃，又拿到镇上出售。俗话说得好：“宁穷一年，不穷一节”。那时农村社员过春节如此窘迫，平时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一年”。过年讲究穿新衣裳，人口多、拖累重的家庭，没钱添置那么多的新衣，家庭主妇就把旧衣裳拆洗拆洗，当作新衣裳穿。家乡妇女在参加集体劳动之余，喜爱纺线织布，农民们大多穿自己缝制的土布衣裳。只有在外干工作的和个别大队干部，穿得起洋布做的衣裳。

我家人口少，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父母亲起早贪黑，加工制作一些红薯粉面和柿饼，卖给大队供销社，挣点现钱，手头略微宽裕点。母亲是村里有名的巧妇，剪裁衣裳、缝制衣裳非常在行，一年四季免费帮别人做许多衣裳。她用自家的缝纫机，给父亲和我添置一两件新棉衣，里面絮的棉花仍是旧棉花。而她自己呢，仍然穿着旧衣，顶多从供销社扯上廉价洋布，缝上一件上衣单套衫，罩在旧棉衣上。每当看见父亲和我穿着新衣裳走在巷道，受到人们夸赞，母亲比自己穿上新衣裳还要高兴。

在春节前后，祖祖辈辈留下的传统，要敬奉神灵。什么灶王爷、土地爷、财神爷、天地爷，都要一一贡献祭品，烧香磕头。“文革”伊始，大破“四旧”，扫除封建迷信，敬神拜佛属于封建残余，红卫兵抄家，捣毁了神龛，打碎了香炉和烛台，取缔敬神活动。

但是，背地里，淳朴善良的老百姓仍在偷偷摸摸敬神，祈求神灵保佑来年五谷丰登，保佑一家老小平安幸福。大年初一凌晨，天空还黑蒙蒙，母亲就把煮好的猪肉、麻花、白面馒头，一一摆放在神像前的供桌上，我跟随母亲跪拜在神灵前，恭恭敬敬地焚香磕头。这一刻，母亲跪在神像前，心酸地默默祷告：“老天爷！老天爷呀！求求你开开眼，保佑我们这个家消灾免难，平平安安……”

随后，父亲一个人悄悄到各路神灵前磕头。因为父亲戴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随时随地都会挨整。父亲的问题，又影响我和姐姐政治上进步，影响推荐我上高中，影响姐姐的民办教师转正。

敬神完毕，我点燃院子中央事先摆好的一堆柏树枝，“噼噼啪啪”燃放一串鞭炮。此时此刻，家家户户，鞭炮声此起彼落，由稀稀落落，到激烈繁密，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片欢庆快乐中，弥漫在鞭炮的烟雾中。等到天大亮，家家户户都会迅速撤掉神仙前的供桌，清扫院子里的灰烬和炮屑，做出没有敬神的样子。

即便是那些革命觉悟高的大队干部，平日里阶级斗争口号不离嘴，过春节也会在家中敬拜神灵。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无情的阶级斗争，迫使人人学会了做“两面人”，学会了说假话，延续至今，这才是民族最大的悲哀！

欢度春节，农民们的传统习惯是闹社火。各个巷道组织自己的社火队伍，有锣鼓队、秧歌队、高跷队、耍狮子、抬阁等，巷道之间相互较劲，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到了中午时分，各巷道的社火浩浩荡荡出场，走街转巷，然后汇聚在戏台下面，进行表演比赛，常常要闹到正月十五不罢休。我们村是个四千多口人的大村子，闹社火久负盛名，十里八村群众都会来瞧热闹。

“文革”开始，传统社火也涂抹上浓郁的革命色彩。天真可爱的大头娃娃，换成了刘少奇、王光美的丑恶面具。长长的高跷队，一个个装扮成刘少奇、彭德怀、薄一波等歪眉斜眼的“百丑图”。“桃园结义”“西厢记”等抬阁造型，皆为“四旧”，改成了“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闹腾了两年，经济搞不上去，人心涣散，渐渐失去了兴趣，社火便销声匿迹了。

文革期间购买年画

过春节，家家户户照例要清扫房屋，添置家具。因为没钱，添置家具根本谈不上。有一年腊月，母亲上高村赶集，采买了必要的吃穿用品后，掂量了半天，还是花四五毛钱，买了三张新年画，想把家里装饰一新，增添喜气。

三张色彩鲜艳的年画，一张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画面上三个少先队员打着队旗，举手敬礼，背景是首都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二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毛主席身穿绿色军装，左衣袖上佩戴着鲜艳的“红卫兵”袖章，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向天安门下方汹涌的人潮挥手致意；第三张画名叫《夜袭飞贼》，画面上越南军民掌握几门高射炮，击落几架入侵北越的美国飞机，还活捉了一名企图跳伞逃命的美军飞行员。我兴致勃勃协助母亲用一颗颗图钉，把年画一一张贴在东厢房的正面炕壁上，顿时满屋生辉。

恰在这时，我姐姐从学校回了家。姐姐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政审不过关，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回本村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平时在学校吃住。我指着墙壁上的年画，高兴地告诉姐姐：“姐姐，瞧，妈妈买的年画！”姐姐眼睛一亮，站在炕沿前欣赏年画，连声说：“好啊！好啊！”

瞅着瞅着，突然，姐姐眉头一皱，神色紧张地问道：“妈，这年画，你啥时候张贴的？”

“刚刚贴上，咋啦？”

“有没有让外人瞧见？”

“没有外人来，刚贴上……”

“快！快！赶快把年画揭下来！揭下来！”姐姐顾不得脱鞋，慌慌张张跳上炕，就动手揭年画。

“你……这是咋啦？”母亲很是不解。

“这画挺好的呀？”我也感到奇怪。

姐姐指着炕壁上的三张年画，压低嗓音，说道：“你看，这三张画，右边这张《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没有啥问题。中间这张《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毛主席脸朝左面。而左边这张《夜袭飞贼》，画面中几门高射炮喷射出通红的火舌，假如把炮口斜向上方延伸，这炮火不正对准……毛主席的面孔，岂不成了炮轰……毛主席吗？”

年画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姐姐边比划边说，经她一描述，顿时把母亲和我惊呆了。

“我的老天爷，借给我十个胆子，我哪敢炮轰毛主席？！”母亲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妈，你肯定不会的。可是，这要是让外人瞧见了，联想构陷，上纲上线，到时候咱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三下五除二，好端端的三张年画被姐姐揭了下来。

望着惊魂未定的母亲和我，姐姐思索了一下，说：“这样吧，还是把这张《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放在正中间，另外两张，我调换一下位置看看。”果然，三张年画经姐姐重新一布置，毛主席眼前是三位少先队员，那张《夜袭飞贼》年画贴在了右边，几门高射炮在伟大领袖的背后，而且，通红的火舌射向了右边天空。

年画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原本轻松快乐地布置居家，一场虚惊，搞得一家三口像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我暗暗敬佩姐姐有政治眼光，有政治敏感，同时，内心深深责备自己：只顾了高兴，为啥就没发现其中的政治问题呢？

“唉！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买了，还能省下几毛钱。”母亲懊丧极了。

“妈，这怨不得你。”姐姐宽慰母亲说：“因为我爸爸的问题，咱们家不论做啥事，都要多长个心眼，多提防点啊！”

她又嘱咐母亲和我说：“刚才这事，不要再提了，爸爸知道了，心里会难过的。”

母亲长叹一声：我和你爸都是睁眼瞎，所以，总想让你俩多念书，没有文化，啥也不懂啊。

这三张年画在我家炕壁上张贴了好久好久，白天晚上都能看到，至今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修改此文时，特意上网搜索，果然找到了两张，遗憾的是《夜袭飞贼》没能找到，选了一张类似的图片。端详年画，禁不住感慨万端。

抗美援越图片

姐姐的“敏感联想”并不是多余的。那年月，即便是贫下中农，无意间喊错一句革命口号，无意间写错毛主席语录一个字，无意间打碎了毛主席的石膏像，不分青红皂白，立马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批判斗争，判刑入狱。

我们村一个“黑五类分子”老头，平时嗜好唱个蒲剧。夏收的一天上地路过村口，他唱了一段《红灯记》里李玉和痛斥叛徒王连举的唱词：“敌人把你当狗用，反把耻辱当光荣……”没想到，在村口检查社员私自捡拾麦穗的“红哨兵”小将，向大队干部举报说，这个地主老头故意用戏文，影射诅骂“红哨兵”是“看门狗”。这还了得，当晚，大队治保股召集“黑五类分子”开会，老头受到严厉的批判训斥。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得人人成了“惊弓之鸟”！

过年，穷就穷过吧，能让老百姓穷个休闲自在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农业学大寨的浪潮一浪高于一浪，我的家乡平展展的土地，也要修“大寨田”。秋庄稼收获了，冬小麦播种了，冬天本是农民“猫冬”的季节。可是，上级年年要求社员“大干一冬天，旧貌换新颜”。有几年，我们运城地区革委会的“一把手”搞得更为“极左”。地区报上刊登社论，提出一个响亮口号：“一口气干到腊月二十九，正月初一吃完饺子就出工”。呜呼！把捆绑在集体土地上的社员逼到这个份上，在历朝历代算不算“开天辟地”？问题更在于，农民这样耗时间卖力气，仍然吃不饱饭，没钱花，平日里缺吃少穿，过大年也是栖栖遑遑！

邓小平先生主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最早见效的就是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拿我家来说，“大锅饭”时，父母亲和我三个劳动力，辛勤劳动一年缺吃少穿。土地下放后，我上了大学，父母亲在承包地辛勤劳作，产下的小麦吃不了，产下的棉花能卖不少钱。一入腊月，村里家家户户煮麻花，大街小巷油香飘溢。老农们回忆的农村“单干”景象，得以重现。我们走过的这一段大弯路，大到国家，小到黎民，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啊！

前几年，有一首歌曲《常回家看看》，“爸爸准备了一桌饭菜，妈妈准备了一堆牢骚”。词作者相当有生活，贴近实际，风靡全国。回想吃“大锅饭”的“文革”春节，“爸爸准备不起一桌饭菜，妈妈不敢发半句牢骚”。今昔对照，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手拍胸膛想一想，是应该怀念哪个缺吃少穿的岁月？还是应该珍惜今天春节餐桌上的大鱼大肉？

2017年2月22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7年2月25日修改

2018年1曰29日再改

冯印谱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