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遭遇

作者简介

徐小棣，1953年生。1969年9月上山下乡，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先后做农业工人、基建工人、小学教师。1977年12月“病退”回到北京。1984年取得成人教育英语大专学历，先后在北京新源里二中和二龙路中学任英语教师。2008年退休。

原题

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以史料为准的修订版

作者：徐小棣

从2007年开始，我对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做过一些资料收集和采访笔记。随着时间流逝，我的记忆力和管理资料的能力下降，电脑技术也正在落伍。我想到，应该抓紧时间把我所收集的材料做些整理和说明，并找到安放之处。我希望将来官方档案公开时，民间能多这一份此案的佐证。

“天不怕”战斗队在天安门合影。闻佳（后排右一）

闻佳亲属对案情的梗概叙述

选自2007年3月的采访笔记。此笔记是对2007年9月北京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校史征文的投稿《为无告的闻佳》（落选未刊）中的一段。全文经受访者闻林先生（闻佳的舅父）逐字修改并授权。

闻佳，女。一九五Ｏ年出生。籍贯四川省巴县。一九六三年从北京石油部小学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习讨论时，她说自己什么农活也不会，下乡去怎么养活自己？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遭受了批判。同年冬天，她在校园内自杀未遂，由校方送往北京邮电医院救治。家属得到出院通知接她出院时，受到校方革委会成员方学邦、丁玉英的阻止，称自杀问题还要追究，遂未能将她接回家。她被从医院直接押回校园，继续监禁在由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看管的教室里（校园监狱）。此后，在没有通知亲属的情况下，她于一九六八年底或一九六九年初被校方送进西城区公安局拘留所。

一九七Ｏ年三月五日，闻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的重刑。在身陷囹圄的十一年里，家人与她音讯两绝。

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的“平反通知书”寄达。

同年五月二十一日，闻林从河北省邢台监狱把闻佳接出。当时见到的闻佳神色迷茫迟钝，灰白的头发蓬乱，苍白的皮肤附在骨骼上，形如纸人，瘦弱枯槁，惨不忍睹。

闻佳出狱后次日，闻林带她到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就诊，此时看见了她一九六九年的初诊病历，从而得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支队警员李荣兰曾押送她到安定医院就诊，并有“精神分裂症”的明确诊断。病历编号是：83872。

经过长期交涉，一九八七年八月，闻佳获得了一次性“冤案补助”四千元。二ＯＯ二年开始有了“最低生活保障”，由民政部门发放，随物价上涨有所增加，到二ＯＯ七年接受采访之时每月有四百多元。

目前，闻佳在重庆，与她的老母亲一起生活，终年服用精神病药品，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没有医保。

闻佳的家庭出身是职员，关于判决书上讲的“闻佳的父亲是恶霸地主被镇压”也不成立。事实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复查，闻佳的父亲的案子也是冤案，也已平反，但人死不能复生。

闻佳深陷死亡边缘，但没有死，成了精神残疾。

文革当局对闻佳案情的叙述

在一九七Ｏ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委员会发布的《通知》中，公布了顾文选等47人的“罪行”提供“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被列入这种《通知》的人大部分都已经被处以极刑。闻佳在这份通知中名列39，“罪行”如下（图二《通知》扫描件）：

三十九、现行反革命犯闻佳，女，二十岁，四川省人，地主出身，师大女附中学生。其父系恶霸地主被我镇压。闻佳思想极为反动，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闻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动标语，疯狂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帮、刘贼。

闻佳无罪释放时亲属收到的文件

注：一九七零年闻佳被判决“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后，在亲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关押在邢台监狱。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写信给闻佳的母亲闻光裕，告知闻佳将“无罪释放”。这是从1968年闻佳被师大女附中校园监狱关押并送入北京西城区拘留所后亲属第一次得到闻佳的消息。西城区人民法院的公函包括一封信和一份再审判决书（闻林提供）。信件全文如下：

闻光裕：
闻佳原定反革命案现已经我院再审完结，以一九七八年度再字第二十号判决宣告闻佳无罪释放。经查闻佳现无亲属在京居住，又因患有精神分裂症，需有亲属照顾，故与你协商是将闻佳送你处居住，还是做其它安置，请速来函告之。
一九七九年一月

附：再审判决书一份

再审判决书如下（复印件，闻林提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
一九七八年度刑再字第二十号
被告闻佳，女，现年二十八岁，汉族，四川省巴县人。恶霸地主出身，学生成分。住西城区六铺炕二区十二楼中门九号。因现行反革命罪于一九七○年三月五日由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现经再审查明，被告闻佳的亲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被告闻佳产生悲观厌世思想，在学校一个废弃的厕所里绝食自尽，后被发现，送往医院救治。在救治中被告主动交代曾有反革命言行，但未扩散，不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原判对被告按现行反革命定罪是错误的。兹依法改判如下：
一，撤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七Ｏ）刑字第十号判决。
二，宣告闻佳无罪，予以释放。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闻佳在北京安定医院的病历

此病历由闻林先生靠记忆提供编号，笔者于2007年3月14日在北京安定医院获准复印(附扫描件),下文是病历中初诊、复诊的部分摘要：

1969年警员李荣兰押送闻佳到安定医院就诊的初诊病历：
编号：83872 姓名：闻佳年龄： 19 婚否：未初诊日期：1969，4，23
工作单位：北京公安局劳改支队住址：同上
联系人：李荣兰联系电话：（44）1290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病史：公安局劳改支队李同志介绍情况：
该人是劳改学员，现参加学习班。原在西城分局扣压（押）。其父被镇压，其母改嫁，嫁给坏分子，社会关系极坏。
文化大革命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毁坏像章，写反动标语，说反动话，自杀三次。喝敌敌畏，拒食，喝麻醉药。在学习班仍然放毒，每天发本，乱写反动话，写古代人……不接受改造，不接受教育，多着急的事，她不急。最近发现最高指示被撕，她诬赖是公安人员干的。
患者到此地一个多月，有时冷笑，有时发呆。该人极坏，人家学习，她闹，睡觉。人家睡觉，她乱喊。口称：西城分局班该解散了。进公安局都是有能力的人。
现继续散毒。在本上划（画）古代人，划发型，写电影，稀奇古怪。
检查：五官（—）　　心肺（—）
精神状态：神清，言谈流畅，对答切题，有明显的联想障碍，如：诉根据政治形式，肯定自己的父母不是现在的父母，而父亲是杨虎成，杨虎成是红岩小说里的黄 XX。因为自己长得像他，他虽然死在自己出生前，但是自己肯定是他的孩子。又如：ⅩⅩⅩ撕最新指示的，不是他和她的同伙，而是公安人员，其理由是：她看见自己和同伙的脸面都不像是撕的样子，那么肯定是公安人员撕了。用来考验她们，看她们忠不忠于毛主席。
患者自感脑子乱，看见什么就想什么，想什么就写什么，故在检查本子（公安人员发的本子）上乱写，都写出来，才能进行批判。
患者叙述时，情感尚自然。
印象：精神不正常
重性精神病
精神分裂可能性的大
R：
出证明，目前神经不正常
杨志敏　关佩芳

另一医生笔迹：

病人认为杨虎成是她父亲，自己不是闻家人。
诊断意见同前：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有下划线强调，签名字迹潦草难辨，笔者注）

复诊：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父（指闻林，笔者注）伴
于五月份宣告无罪，并建议来我门诊医疗。由西城区人民法院盖章。
神清，表情淡漠，问所非答，称“有蛔虫”，神经不清楚，说话声极小，几乎听不清。
（英文药物处方略）
沈炎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舅父伴诊

今日来查TTT、GPT、胸透。并持西城区人民法院释放证明一份。
透视结果：右肺浸润性肺结核，部分硬结。
（英文药物处方略）
汪月

闻佳《再审判决书》的两次修改

闻佳亲属对1978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书》未能一次接受，曾经交涉修改。下文是两次修改稿（闻林提供，其中复印件上标注“第一次修改件”、“第二次修改件”均为闻林字迹）。

第一次修改件。《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

1978年度刑再字第20号

被告闻佳，女，现年二十八岁，汉族，四川省巴县人。原系北京实验中学学生。住西城区六铺炕二区十二楼中门九号。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由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刑字第十号判决，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现经再审查明，被告闻佳的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冲击，被告闻佳无人抚养，产生悲观厌世思想，在校曾绝食，后被发现，送往医院救治。在救治中被告交代有反动思想，但不构成反革命罪，原判对被告闻佳以现行反革命定罪，是错误的。兹依法改判如下：

一，撤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70）刑字第10号判决。

二，宣告闻佳无罪，予以释放。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章）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据闻林叙述，第二次修改的《再审判决书》是闻佳亲属能够接受的定稿。笔者问：为什么如此斟词酌句？闻林回答，“很怕修改不好，将来时局再变留下后患”。亲属强调的两个基本事实最终得到了法院的确认：闻佳是由于自己和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迫害而精神失常；定罪所依据的是她精神不正常情况下的言行。

第二次修改件。《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

1978年度刑再字第20号

此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闻佳极其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闻佳精神失常。将其在精神不正常情况下的言行认定为反革命罪而判处重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

一，撤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70）刑字第10号判决。

二，宣告闻佳无罪，予以释放。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章）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闻佳的同学的有关回忆

陶洛诵（原师大女附中学生）在《留在世界的尽头》（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03）一书中的叙述：

（在西城拘留所牢房，笔者注）

“你是哪个学校的？”徐丽问。
“师大女附中。”
“闻佳就在这屋。”闻佳的名字，碧珅（陶洛诵的化名）很熟悉，在学校时，听说闻佳总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越斗越出现荒诞不经的闪念，什么蒋介石啦，等等，等等。她害怕极了，说出自己有坏思想，于是乎，成了反动学生。社会上，正在讨论一批犯人如何处置，被讨论的犯人一般都是要被枪毙的。
“闻佳，”徐丽叫道。一个瘦弱的女孩坐起来。“她说，你正在被讨论。”
“我不怕。”闻佳无畏地说。
……
牢房越来越拥挤了，关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女室一天就关进四五个。西城分局决定扩建，暂时搬到刘海胡同一个学习班。
……
两个室的女犯合在一起共四十多名。在来前夕，徐丽被判五年徒刑，闻佳被判二十年徒刑。

（提审陶洛诵时，笔者注）

警员“鲁智深”说：
“瞧见闻佳没有？二十年徒刑。遇罗克毙了。何去何从由你挑选。”（摘自《留在世界的尽头》）

鲍国芳（原师大女附中学生，近年曾采访闻林先生。笔者注）2008年在博客文章《我的同学闻佳》中所写下闻林对她的讲述：

李天义（师大女附中革委会成员）告诉我们说：闻佳在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厕所里绝食自杀，不知有几天，快要不行的时候，有人听到呻吟的声音，才发现她，那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很快就被送到医院抢救才给救过来。李天义说这小孩子怪可怜的，接回去吧。正要接走闻佳时，有一个声称是政工组的身强力壮的女人来了，大概有三四十岁，她说：不行，这个人你们不能接走，她有问题要审查。看来李天义说了不算，我只好和闻佳的哥哥去找革委会的主任。革委会的主任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年青人，他也表示不能接走。就这样学校不放人我们没有接走闻佳。……
那时天气都已经冷了，学校通知给她送衣服，这是我第二次见她，那是在一间很大的空房子里，门口有红卫兵看守，房子中间有一张床，靠床边有一张桌子，在这里她被隔离审查让她写交待材料。
第三次见她，是过了很长时间，已经不在学校，是西城公法军管会，在一个胡同里，从大门进去一边有一个耳房。有一个粗壮的大汉身着棉大衣，当时是为了让我送卫生纸与衣物等。正要进去时碰到闻佳出来，大汉马上把我挡住，让我回避，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切，她戴着手铐脚镣被人又推又打押上了一辆大卡车，这是被揪去作为阶级敌人当典型轮番游斗去了，那时闻佳仅仅十八岁。这后来我就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
西城区法院的一个厅长叫苗清仲在后来重新审理闻佳的案件时非常同情闻佳。我从他那里得知了闻佳一些情况。原来开始闻佳是因为对上山下乡不理解，说我什么农活也不会，到农村怎么养活自己啊。被人抓住说她从思想上不在愿意上山下乡，就是反对上山乡，反对上山下乡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这样上纲上线，批判她。我们不知道她在学校挨批，她本来思想上压力就很大，回到家里我们也劝她还是要上山下乡，就这样两头挤她，她觉得没路可走，就跑到学校自杀，才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事。

闻佳妈妈（左）、闻佳（右）在家中

许容（原师大女附中学生，笔者注）2008年在博客中的叙述：

批斗闻佳的大会我是参加了的，那时我在服装厂，属西城。具体时间可能是七二年冬季，会场在官园体育场，我记得站在台上的闻佳穿一身蓝棉袄，脸色惨白惨白。当时批斗发言的是学校老师曾恬，特大声音喊。那天我亲耳听见宣判二十年，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听了半天也没听出闻佳有什么"罪行"。台下观众大多富有同情心，工厂师傅虽没文化，但知道闻佳是我的同学，就对我说：“你们这个同学判二十年真重，从此她就要过非人的生活，弄不好就发配到青海那样的荒地去……”三十多年过去，还能依稀想起那天宣判大会的情景。确实不堪回首啊！

贾群芳（原师大女附中学生，笔者注）2007年11月19日博客文章《闻佳，我心中永远的痛》全文：

18号聚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到母亲家看望，给她带些蔬菜水果，告诉她明天我就不来了，因中学同学聚会。这时，坐在一旁的我弟弟搭了一句茬，说你的中学同学我只记得两个，刚要说是哪两个，老妈又说别的把我们的话岔开了（她耳背），我心说准是牛立和李卫了，没错，和她俩接触是最多的。过了一会儿，弟弟接着刚才的话茬说：“我只记得牛立和闻佳。”什么？闻佳？回答的结果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弟弟接着回忆：“我最后一次见到闻佳是在0号楼旁，她可能正要走遇到了我，摸着我的头说，你快快长大吧。后来就听说她被抓起来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我弟弟那时大约10岁，我家住1号楼，0楼就在我家旁边。我的小弟弟，现在已是50来岁的人，居然能回忆起10岁时发生的事情，而且对那些细节都记忆犹新，真是记忆力超常！其实，弟弟就是一个普通人，只不过闻佳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接着，我又大概说了说闻佳的现状，我们感叹，那场运动毁了多少人，多少家庭！从始至终，我的鼻子都是酸酸的。到了楼下，当我骑上车在返家途中，泪水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弄湿了我的镜片，在寒风中凝结成几片雾气，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的眼前浮现出梳着两个小辩的脸略显苍白的闻佳，她那时和我的接触也许是比较多的，到我家也来过几次。我记得她总是很佩服朱新，说她当班委认真负责，又是团员，而我俩都不是。我们要向她学习，多做好事，关心集体，向着团员的目标迈进。还有一件小事记忆犹新，她经常拿着我写的字欣赏揣摩，说多好多好，我说我的字才不算好呢，我是受了波儿的影响才写成这样。初一时我和波儿曾是同桌，当我还写方块字时，波儿的字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同桌，就潜移默化地受了熏陶，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方块字改成了“大人字”。闻佳对许多事都是那么认真，那么执著，从争取入团到练习写字，总是不甘落后，不满足于现状，要进步，要当“好人”，是她学生时期始终的信念。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好学上进、单纯善良的小姑娘，竟然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成为“现行反革命”，因不堪忍受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曾经到厕所“自绝于人民”，自杀未遂后，又听说北京开了闻佳的批斗大会，那时她已经“升格”为政治犯。我早就去插队了，后来的事都是听说的，直到现在，要不是老鲍提供信息，说她在四川老家与老母亲一起生活，神经已经不太正常，对她的事我还是一无所知。我自责，连我的小弟弟，当时年仅10岁的孩子都能记得最后一次与闻佳见面的情景，我怎么就不记得最后一次见闻佳是哪年哪月呢？我无奈，在那个年代，别说是一个小小中学生了，那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各界知名人士都惨遭迫害甚至死于非命，谁能拯救他们？谁能保护他们？
岁月流逝，如今我们已是一帮“退休老太太”，安享着国家的退休待遇，安闲地“过日子”（鲍语）。命运之神将少年时代的玩伴变为天各一方，命运之神把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展现在不同的方向。闻佳，我心中永远的痛，不能想象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在我心目中，你永远是那个天真烂漫、善良单纯的小姑娘，你无忧无虑的影像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永不磨灭。

王友琴（原师大女附中学生，笔者注）2007年2月12日写给闻佳的信，笔者于同年3月已经将打印件面交闻林先生。全文：

闻佳：
您好。
很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但是我想写这封信已经很久很久了。今天才终于得到了您的地址，可以写这封信。
您不知道我，可是我知道您很久很久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三）班的学生。因为是多次跳班以后进入女附中的，我就被斥为“白专学生”，加上我的父母（都是教员）受到迫害，所以我的1966-1968年都是非常压抑的。但是，在听到了您的遭遇后，我才清楚意识到文革迫害人有多深，有多恐怖。
那是在1968年年底，或者是1969年年初（我的日记都已经失落，不记得是什么时间，只记得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我想您能记得），我在学校里看到一大片关于您的大字报，后来又听我的语文老师余钟惠讲了您的遭遇。
听说他们把您送到了西城区拘留所。我问：拘留所在哪里？在学校宿舍的五楼上，有一个同学指给我看了那个地方。
两年以后，我那时候已经去了农村，第一次回家，我妈妈说，她看到了判决书，有个叫闻佳的人，是师大女附中的，被判刑18年。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原来所了解的那些之后，还有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
那时候，我渐渐开始严肃地想一个问题：我不能阻挡这样不公正的事情，但是，至少我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写下来。我开始做。
1981年，我去女附中，可是没有人了解您在哪里。1986年，我第一次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卞仲耘校长怎么被红卫兵打死。1993年，我去女附中，听人事干部赵桂英女士说，您在1979年被释放出狱，去找过她。但是您被捕前是中学生。如果是大学生，学校可以管分配工作，中学生就不管了。她承认没有为您做什么。
没有人知道您在哪里。1996年，我看到陶洛诵的书《写在世界的尽头》。她也是女附中的学生，高二的，从1970到1972，在西城区拘留所被关了两年多。她写到在那里见到您。1997年，我找到了一份材料，是北京公安局在1970年发出的要人们讨论如何处置55个人的材料，其中有您。这份材料的第一个名字是顾文选，他被判处死刑。我在写顾文选的文章中写到了您。
多年来，我一直在作关于文革历史特别是受难者的寻访和记载。我出版了一本书和发表了一些文章，也作了一个网站。
我在文革后从云南考进了北京大学，现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陶洛诵现在澳大利亚。她的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很努力地写作。前年，她和我在电话上谈起您的遭遇，我们都说我们应该设法找到您。现在，终于，在北京的朋友徐小棣找到了您的地址。
小棣和我们是一代人，一个有深刻同情心、善意和理解力的人。她家住得离您不远。我希望您能跟她谈话。如果方便，请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我可以给您打电话吗？
祝好
王友琴
2007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