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档案

作者肖像（徐唯辛画）

油画 250cm x200cm

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生之舞》等。定居悉尼。

原题

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们

（续篇）

作者：陶洛诵

1967年的陶洛诵

2019年我写《旷世之恋》，记录我和罗文的罗曼史。那段历史都是痛，罗文给我的痛更跟我几十年。当罗文在悉尼Cronulla RSL Club海边明亮华丽的大餐厅里指令我写书的时候，我心想：“你难道不知道你弄得我有多痛？一直到现在我的心和下面还在痛？你怎么能够怎么若无其事地让我回忆那段时间，还让我写出来？”

他实际上，一直以第一个占有我为自豪。他在《我家》那本书里，惺惺作态说对我有负罪感，其实他是向全世界宣告。我那张他最喜欢的照片，是他最得意的，因为只有他明白我什么去照那张像。

那张照片是2019年初浮出水面的。

因为经常发表文章，很多旧日朋友、同学通过网络渠道找上门来。有一个叫“冰陈”的女士用英文写信给我，自称是我的昔日师大女附中同学好友钱平。开始我喜出望外，继而有些疑惑。我回信给她，请她说出一个只有我们俩才知道的细节。

牟志京为陶洛诵拍摄的照片

她立刻回信，仍是英文，她说她不会打中文，没学过拉丁文的汉语拼音。我们那会儿从小学的是“拨泼摸佛”，我是上初二时语文老师给补的。这么多年，她没自学？

她写道：“196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你坐在师大女附中的操场上。我们都住校，你和我的同班同学、我的好友刘晓红一个宿舍，所以我们俩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俩仰望星空，我对你谈到远在内蒙古劳改农场劳改被批斗的父亲。他们把椅子放在桌子上，让脖子上挂着牌子的父亲站到椅子上，然后一踢椅子，让父亲摔下来.....你听后哭了。”

她进一步写道：“我这儿还保存着你的一张照片，真漂亮！”

我回信确认了她，她立马给我寄来了这张照片。

遇罗文最爱的陶洛诵照片

我转寄给罗文：“记得这张照片吗？”

罗文：“怎么能不记得，这是我的最爱，本来想放进我的书里，怕你不乐意，不然会增色不少。”原来他还保存着我那张彩色的，后面有他题的一首小诗：“春光好，春光好，人比春光好，貌比春光姣。”

罗克被捕，抄家时，那张照片曾落到警察手里，因为他们跟我提到过那首诗，痛斥罗文的诗“下流”。这么看来，归还抄家物资也归还了这张照片，罗文还保存着。

钱平发给我的照片很快派上用场，海外的报刊在登我文章时都刊登了这照片。我文章的题目为《旷世之恋》，发表时三万五千字。后来我扩展成五万字。

我非常感谢钱平。钱平说她2019年4月会来悉尼旅游，我盛情邀约见面。

陶洛诵与弟弟陶湘诵、陶江

见面的一天终于到了。我从家走到火车站接她。走到宽大的十字路口，等绿灯过马路之时，想着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多少狂风暴雨，地震山洪，和命运做过最激烈的搏斗。又经历过多少徘徊和选择，付出的汗水，付出的艰辛，付出的青春，付出的血和泪，我们收获了什么？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像断线的珍珠，一颗颗，一粒粒，经过我的面颊，落到我的绿色的连衣裙上。幸亏我戴着墨镜和草帽，不会被人发觉。

过了十字路口，走在林荫道上，我边走边哭。远远看见一个人，从身形上看是个女的，可能就是钱平，我想止住眼泪，越发成河。果然是钱平，我们紧紧相拥，钱平除了头发变白，脸上增添皱纹，其他都没变。她说：“别哭了，看我给你带来什么？”我抽噎着冒出来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的提审员说世界不是我们的。”

这是我1970年2月14日至1972年7月1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被拘留政治审查时，我最后的一个提审员小周恶狠狠对我说的。他看我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对真理不懈地追求，特意提醒我的：“这世界不是你们的，是无产阶级的！”我其实不应该跟他计较，因为在放我出来那天，他几乎用道歉的口吻对我说：“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世界就是大家的，否则就不是了！”

被警察用约束带捆绑两天两夜后，我两只胳膊因为血液不流通肿胀成紫色。我终于明白，中国有条大家都得走的革命路线。我不愿意承认是反革命，我说我没跟毛主席的路线走，因为户口虽然迁到农村，人却留在城里。他们觉得我认识提高，就把我松了绑。

钱平并不知道这些事儿，她从钱夹子里拿出一个四方的白纸小包，递送到我手上，“这是你的照片，还给你吧！” 她可真行，五十多年前的一张照片，她珍藏到今天。“不用还我了，已经有影印本就可以了！” “你没有原版，还是还给你吧！”

一般我都是在饭店宴请朋友，可钱平坚持要到我家来。我知道她肩负着杨友莉、刘小红的嘱托，对我的情况一探究竟。

钱平在陶洛诵家做客

我们俩手拉手，像一对幼儿园的小朋友。我问她住的悉尼高尚区格林威治是谁的家，她说是外甥女家。

“我们分别多长时间了？”我问。

“有五十年了吧？”

“记得我从拘留所出来，你和刘小红到我家参加欢迎聚会，那是1972年。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了。”

转进胡同，我指着一幢米黄色崭新的二层楼：“这是我们家。“钱平说：“好漂亮！”

我先带她参观各个房间，除了女儿的主卧。当她走进我的卧室，“《孙子兵法》”她念出我放在白色书桌上的书名。

钱平看我熟练地为她准备各式菜肴，惊讶地说：“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接地气，你原来一直都好像在飘浮在空中的。” “你到现在还不会做饭吗？” “不怎么会。这次我和弟弟一起旅游，我们尽吃方便面。”对我精心做的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清蒸鱼、烤肉串......她说好吃，但她的态度让我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违背了青春的理念？

我必须学会烹调术，一是我感兴趣，二是得给儿子和女儿做饭，三是请客得给朋友做饭。“做饭是我的人生武器之一。”我向这位夕日老同学，现在的心理学博士说。以前我从没想到做饭的这种高度。

“我是看了你致严欣久那篇文章，才知道你在澳洲的。”

“我在文章里提到你麦收时火线入党，杨鸥告诉我的，有这事儿吗？”

“不是入党，是入团。杨鸥哪儿去了？挺想找她的。”

“我还想问你呢！杨友莉、刘小红怎么样？”

“杨友莉的孙子已经上大学了！一家人都在加拿大。她是孩子先去加拿大留学，再移民的。”

“苦尽甘来，她1966年8月被班里红卫兵逼自杀时幸亏获救，不然哪会有今天。”

我问刘小红怎么样了？钱平说：“她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一直想出国。她走到哪儿都招人恨，可能因为漂亮？”钱平一直试探我对刘小红的态度，宽厚待人是我的天性，现在更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但有条底线，凡事都得说个清楚。

“刘小红漂亮？她肩特别宽，腿特别细。”钱平不得不同意。“你和赵京兴的事儿连累到她......” “笑话！我们的事儿没连累任何人！别说她根本算不上我什么重要的朋友！”

我和赵京兴在1970年2月14日被抓进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政治审查，当时是林副统帅号召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我一开始并没定性，公安局拿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在里面呆了没几天，西城区西便门印刷厂来了两个外调的人员，问我《中学文革报》跟他们厂的联络事情。

凭心而论，我在那时候，心基本放在遇罗文身上，我关心的是他爱不爱我，一些事情做了也是为了讨他欢心。那天去遇家找他，他说让我陪他去趟印刷厂，我就跟他去了。其他我一无所知。这件事只有遇罗文知道，我想可能是他推到我身上保护大家，反正我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次的外调就更奇怪了！刘小红的男朋友，这个跟我都挨不上边的人，我根本不知道刘小红有男朋友！出监狱后，我见到刘小红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是她男朋友害怕，不打自招，自我检举。

我告诉钱平是这么回事后，钱平说：“是哪个男朋友？都换了好几个了！”

这事儿让我想起澳洲的刘海鸥，笔名凌之的大姐，十几年前写了一部书，请我看书稿提意见。里面有个情节，提到她的丈夫老宋害怕她认识的赵一凡，让她主动去揭发检举一事。

我为她的忏悔勇气感动。写了一篇文章“凤凰涅槃”登在墨尔本《大洋时报》上。

有些人就是胆子小，自己给自己找事儿，也害了别人。

钱平说：“你还记得咱们一起去紫竹院，你假装织毛衣放哨，让我和刘小红与赵京兴谈话。”我不记得，但我记得赵京兴说，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话题纲》是为钱平写的。

听钱平讲她自己的故事。

文革中，她当医生的母亲不许离婚，被迫带着两个儿子去内蒙古劳改农场与原是工程师的劳改犯丈夫一起生活。临走时给钱平留下二百块钱。1969年，钱平去山西插队埋头苦干，火线入团。在1972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时，按照百分比，给“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子女一个名额，竞争非常激烈。有说自己救过火，有说自己救过人。钱平说：“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最后招生办见了我的面，决定要我。我已经想好了，上不了学，我就从山顶上跳下去！”

当时上学和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一样，是庶民阶层唯一的出路。钱平从此一路顺风大学，社科院研究生，然后去美国读博士，留在美国。并帮刘小红出国继续攻读绘画专业，小红在班里找了个小她四岁的美国人结婚。小红画画，丈夫搞美术评论。

最惨的是钱平的父亲得肝癌去世。母亲虽然活到九十多岁，但长期精神受刺激，老不停地说话，临去世前，嘴起的都是泡。

刘小红比钱平的家境要好。因为在她小的时候，当教师的母亲和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军官的父亲离了婚。小红要强，成绩突出，本是初中班里发展的第一批团员，不知怎么还是被查出父亲的问题，入团被取消。但小红一直拼搏，想出国，已经到了香港，让钱平哪怕帮她假结婚也要去美国。

刘小红在美国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