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够无聊，扫把就能立起来：审视无聊

如果以钟南山院士发布新冠肺炎存在人际传播的1月20日算起，全国上下与疫情的战斗已经超过一个月。虽然目前复工复学开始提上日程，但居家防护依然是整个社会对抗疫病传播的重要手段。闭门不出的一个多月里，人们感受到惊慌、担忧、困惑……不一而足。如果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大概就是由于假期延长所多出来的时间，以及现代人少有的需要与这些“多余”时间正面相处的境况。

从“立扫把"、厨艺比拼，到千万网友在线监工造医院，人们看似总有这样那样的办法消耗掉手头的时间。只不过被迫居家的现实，让这段什么都不能干的时间从原本“清闲”属性，变成了一种更为沉闷的无聊、无助，甚至无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次春假居家所产生的无聊情绪，不再与懒散挂钩，而是成了一个引发思考的机会：无论是对眼前现实的思考，还是对自身的思考。

这恰恰也是海德格尔对无聊（尤其是深沉的无聊）的分析落点。他相信在无聊的虚空中，才能看到最根本的存在问题。“无聊”这种以往总是被驱逐流放的情绪，是时候得到新的审视了。

为什么我们将无聊视为

一件“坏”事？

无聊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状态，有时候在一天当中这种状态会不止一次地袭来。如果剥离掉各种负面情绪来看，无聊现身的方式，无非是一段没有事情可做的空白时间。然而这样的空白时间，却并不受欢迎。“无聊，没什么事情做”，这句话的底色更多是负面的、消极的，意即“无聊”是一种不应该出现的状态。

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解读中，无聊之所以是消极的，在于其怠慢——世界由神一手打造，对周遭感到无聊，即是怠慢了神的创作。丹麦哲学家，同时也是神学家的克尔凯郭尔对无聊的分析中即有类似观点：无聊辜负了上帝之爱，同时也拒绝打开自己、拥抱信仰的机会。

克尔凯郭尔作为19世纪的思想家，面对的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个体主义的萌生和成长等现象，这使得他成为存在主义的先驱。无聊这种情绪状态的现代性内涵，在后来不断深化。到了后工业时代的今天，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对当代工作伦理的质疑中，间接触及了无聊这种精神状态背负恶名的原因，“换句话说，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项高贵并且能够令人高贵的活动……除非是为了汲取力量去做更多的工作，否则休息就是有失尊严的事情。”

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

空白的对面不是充实，而是工作、劳动。有趣的是，无聊的英文单词（bored)是在19世纪通过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荒凉山庄》为大众所知的，当时正好是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代，人们的社会身份正从异化程度较低的“工匠”，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机器中的“工人”。无聊也不可避免的染上更多负面色彩——时间是可以交易的，甚至是劳动者仅有能拿出来交易的。如马克思所言，“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支配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当“偷窃”这一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说法介入，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无聊会背上污名：对提高工作效率、工作质量没有帮助的空白时间，就是不好的。

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进一步明确了这种观点，他将都市生活引入分析，指出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时间带来的是压力，同时高强度的外在刺激让人无暇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去塑造充实的生活，无聊是必然的结果。

工作伦理在意识层面上让无聊变得负面，消费主义则透过行动与实践，把无聊与焦躁、不安等情绪联结在一起。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体验：一局游戏结束了，扑面而来的是巨浪一般的空虚，无聊重新回到身体和大脑。这时屏幕适时地弹出“再来一局”的按钮，那就来吧，继续下一盘游戏。通过娱乐手段获得愉悦感是轻而易举，不过，这种愉悦感往往转瞬即逝。

鲍曼认为消费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刺激，而市场提供了条件和环境。“为了提升消费能力，决不能让消费者休息。他们需要不断被置于新的诱惑之下，以便于一直保持激动状态，永远不让兴奋萎缩。”换句话说，商家不会留给消费者无聊和空白，即便有，也是为了诱发下一次娱乐与消遣——这个下一次，来得越快越好。

一面是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一面是作为劳动者的身份，二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容不下无聊的存在。近代哲学家罗素也曾经提到过，过多的刺激，最终导致的是感受刺激的能力走向终结，反而带来更多的无聊。实际上，无论是不知辛劳的工作，还是放任自己沉迷娱乐，都不会有效改善无聊以及随无聊而来的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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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消费者也好劳动者也好，两个身份都有极强的社会色彩。换句话说，无聊之所以糟糕是因为它彰显不出什么社会价值。既然无聊本身是低价值甚至是无价值的，那无聊的人也一同被牵扯进来。对人而言，无聊的害处恰恰来自于它造成的思想负担，以及为了躲避和驱逐它而慌不择路（相当多心理学研究发现了无聊与酗酒、嗜赌等成瘾行为高度相关）。

如果抛开社会角色所带来的规范和要求，不再将无聊视作一种窘境，也不以此给自己增加思想负担，无聊就并不全是“坏”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无聊，因为我们不仅是劳动者和消费者，不仅是社会的一分子，也是人。

为什么感到无聊，

这个问题与意义有关

无聊有很多不同的形态，德国精神分析师马丁·杜勒曼划分出四种。餍足性无聊：当人厌倦同一件事，一切都变得无趣；情境性无聊：诸如等车、等人，一些时间悬置的碎片时刻；创造性无聊：当人被迫去做一件全新的事，而尝试的结果本身是无聊的；最后是存在主义的无聊：人们心里空无一物，世界毫无色彩。

存在主义的开创者海德格尔，很早便从现象学层面剖析过这最后一种，存在主义的无聊。海德格尔的分析纯粹是抽象层面的，并且完全聚焦在个人。他也将无聊划分出了不同的层次，最初级的无聊，即“某物使我无聊”。身处其中时，无聊的对象是明确的：娱乐的手段、工作的内容等，是这些把人拽进了无聊的情绪状态中。之所以将其归为最初级，是因为这种无聊有深化的可能性。一旦陷入无聊，怀揣着这种情绪状态看世界，一切似乎都黯然失色，让人提不起兴致——此时，第二级的无聊便产生了。

海德格尔为第二级无聊描绘了一个生动的画面：你在一个热闹的晚宴上，有美食美酒，宾客往来交际，在这里消磨时光不成问题，事实上，时间似乎一下子就过去了。然而回想起来整场宴会中的状态还是无聊的，至于是因为什么无聊，却说不清楚。这两种无聊还会继续深化，演变为真正的深度无聊，这当中充满不确定性和陌生感。不是因为某个具体对象，也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某人莫名地无聊烦躁”。这种无聊产生的培养基，是客观的事物与主观感受共同形成的整体。而人身处其中，却恰恰与整体分离。

海德格尔几乎描绘出了无聊最完整的模样。“我们并不是要启发对无聊烦闷的思索，而是需要指引我们面对无聊烦闷的理解时，看到我们此在中的深度无聊。”至此，无聊不再只是下班后、回家前用来通勤的空白时间，也不再只是假期在家中闭门不出时任何娱乐都无法消磨的时光，而是一种内心无法着陆的状态。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

别忘了，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当他在谈无聊时，在谈的其实是个体对意义的追寻，以及这个过程与生活的关系——这是存在主义最根本的探索。“内心空无一物，世界毫无色彩”的深度无聊状态，折射的是意义感的缺失。挪威哲学家史文德森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人们为什么感到无聊，这个问题与意义有关。”

无聊（尤其是深度无聊）所有的虚无感、空洞感，都是来自于“分离”。作为劳动者，机械地重复工作无聊得令人生畏，直到真正能通过工作与个人目标产生关联，才找到乐趣。

考虑到无聊这个词语的诞生是在19世纪，当时无论是狄更斯笔下的英国，还是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处于从前工业社会逐步转为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类似的过程也正发生在我们身边）。一系列社会运行方式的改变所导致的问题，成了孵化深度无聊的温床。

当社会运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深度无聊就从个体体验，逐渐成为成为一种集体的社会文化问题。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涂尔干在其著作《社会分工论》中，以劳动分工的发展作为整体生活方式变迁的底层动力。是因为日渐细化的分工，人们从机械团结（由情感、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团结）转变为有机团结（在功能上相互依赖）。

涂尔干对有机团结的态度总体是乐观的。不过，底下也潜藏着风险。其中一种可能是，社会功能上的互相依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以实用为导向——这就回到了最开始提到的，“无聊的时间”或“无聊的人”因其不承担社会功能而遭受白眼。社会学家Phillip Cushman以美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多少说明了这一点。他发现，人际关系正在变得“实际”，成了一种利益计算或形象管理之后的结果，疏离与孤独已是寻常事，人们在不安、无助、低自尊和绝望的泥沼里纠结。回想一下，海德格尔对于第二种无聊的描摹，就非常契合Cushman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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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入信息时代后，随之而来的人与个人意义的疏离，推进了深度无聊的形成。挪威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在他的文集《无聊的哲学》中提出：“无聊是个人意义缺失的结果：一切事物与行为都完全以符码化的形式出现，而我们作为浪漫主义的承袭者却坚持着个性化的意义。”

史文德森的观点是置于现代信息社会这一背景下的。看上去，我们拥有了较之过去更丰富、更多元的信息，然而信息过载，使得我们只能被动观察和消费。社会学家Orrin Klapp的著作《Overload and Boredom》也聚焦于信息社会，他发现大部分信息内容看似独一无二，其实是制造给消费者的、高度同质化的产品。信息呼啸而过，可我们并没有在真正倾听和发现，也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并发展出个体化的、与我们自身相关的意义，于是在信息的包裹之中逐渐变得无聊。

无聊也有珍贵之处

劳动分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只是导致现代人倍感无聊的部分因素，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各种大大小小的变化都影响和促生着人们的无聊感。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在其文集《倦怠社会》中提出，多任务、大量信息和高速切换的现代社会，不接受深度无聊，但他认为“深度无聊恰恰对于创造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他援引本雅明的说法，表示“无聊是一块温暖、灰暗的布，里面却有耀眼夺目、五彩缤纷的内衬。”

值得庆幸的是，史文德森进一步补充，“无聊并不会帮助我们深刻全面地理解‘存在’的意义，但能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是如何生活的。”甚至，抛开各种理论与哲学观念，单凭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便能轻易发现“我们是如何生活的”这一问题，答案令人沮丧：快节奏的社会中，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难得。所谓休息，常常是从劳作切换到消费，而消费无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劳作”，是对商家脑海中“用户行为”的履行。无聊时有，却很快被驱赶。

无聊本可以是珍贵的机会。这种状态产生空虚，而空虚可以意味着善于接纳。史文德森说，“无聊使事物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开启了新的意义可能。”无聊是现象，是引子，抽象剖析有助于理解它，这与海德格尔“但我们应该将它看待成，为了准备追问我们此在，一种特殊的无聊烦闷。”

诺贝尔奖得主、诗人布罗茨基则用了更为文学化、更诗意的方式来诠释同一个观点。他同样认为无聊触及了是对自身的反思和追问。1989年，他在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名为《赞美无聊》的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无聊是时间向你们自己那套世界观的入侵。它从自己的视角打量你们的存在，其最终结果是精确和谦恭。……你们越是知道自己的份量，你们面对同类就越是谦恭和慈悲——面对尘埃，那仍在日光里旋转的、那已静静落在你桌面上的。……你们之于它们正如时间之于你们；因此它们看上去才如此渺小。你们可知道，当从桌子上被擦去时，尘埃说什么？

“记住我。”尘埃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