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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的疫情仍未彻底消除，可就在前两天，有一个好消息传来，在恒大集团的牵线搭桥下，钟南山院士团队与哈佛大学设立“中美新型冠状病毒科研攻关专家组”，正式打响攻坚战。
此次哈佛大学医学院精锐尽出，派出了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副院长、免疫系主任、哈佛大学雷根研究所主任、哈佛大学传染疾病动态中心主任等世界上最顶尖的医学专家。
强强联合，让大家看到了攻克新冠肺炎希望的曙光。
哈佛大学的知名度无需赘言，那么，你知道哈佛医学院究竟有多牛么？
01
与中国的渊源
100年前就已经开始书写
在1780年马萨诸塞州宪法生效之前，哈佛大学还只是叫做哈佛学院。
1781年，哈佛大学第一个医疗机构面向哈佛学生开放，1782年就正式成立了哈佛医学院（HMS），它的成立使得哈佛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
在此后的这几百年里，毫不夸张地说，哈佛医学院汇聚了全世界最顶级的医学专家和最先进的医疗科技。至今，哈佛医学院以及其附属医院一共产生了1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而哈佛医学院与中国的渊源，也不仅仅只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的合作或是平日的学术交流上，早在100年前，就已经与中国有了密切的联系。
1907年的中国，还处在传染病猖獗、医生水平有限、师资极度匮乏的公共卫生环境中。哈佛大学初步形成了在中国办一所医学教学中心的想法。希望培养训练大量内外科大夫，为当时中国的预防和公共卫生工作培养人才。
时任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收到在上海建立哈佛医学院的提案后，欣然同意担任董事会主席。提案通过后，哈佛派出埃德华兹（Martin R. Edwards）博士于1909年来华开展了数月调查，并撰写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卫生措施及对一流的医生培训机构的迫切需求。
1911年5月，哈佛大学的几个毕业生来到了上海，他们追寻着哈佛座右铭“入以增长才智，离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人类”的理念，创办了上海哈佛医学院（HMSC）。
为了在中国初步医学教育中树立严格的标准，上海哈佛医学院对学生的考核异常严厉，及格线直接定到了70分，60-70分之间则需要参加补考，而60分以下直接不合格，因此不少学生跟不上学业，掉队或降级。
尽管刚开始学生不多，但哈佛医学院依然坚持重质不重量的原则，仅1912年就开除了5名学生，要知道整个学校1913年也不过才40名学生。
但遗憾的是，上海哈佛医学院因经济原因，在1917年就关闭。
尽管上海哈佛医学院创办的时间不长，也仅有两批共9名毕业生，但这里面的7人被送往了美国，6人就读哈佛医学院，1人就读霍普金斯医学院，这7人都成为了后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举足轻重的人物。
其中胡正祥后成为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
乐文照解放后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内科学会理事长；
林文秉在眼科方面颇有造诣，并写成国内第一部眼科学专著；
吴旭丹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第十届会长；
祝慎之在儿科方面成就斐然，后成为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的会长；
戚寿南后任中大医学院院长一职直至1948年。
这些学生日后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哈佛医学院的教学质量之高。
02
严格的教学实践
临床与科研两不误
无论在哪个国家，医生都是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是，想当一名医生可没有那么容易，无穷无尽的考试与极其激烈的竞争让许多人都望而却步。
而且，美国医生培养机制与中国有很大不同。
在美国，医学院和法学院一样，招生起点为取得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其中也不乏已经获得硕士学位的人，虽然包括哈佛在内的大部分医学院并不刻意限定关注申请者的专业，但是之前的学科内必须有规定科目，例如物理学、化学、生物等。
其次，招生人数控制得十分严格。
据了解，哈佛医学院每年仅招收130人左右，录取率更是低至2.3%以下，能成功考进去的人都是学霸中的学霸。
虽然录取的学生人数少，条件苛刻，但是却保证了医学院的教育质量。
在哈佛医学院学习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跟商学院、法学院一样，繁重的课业和实践会让生活非常辛苦，但是最终收获的却是别人无法体会的成就和能力。
中国每年都会有前往哈佛医学院进行学习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在他们眼中，入读哈佛医学院，更是可圈可点的经历。
一位曾在协和医院工作过的外科医生，去哈佛医学院继续进修，她原本以为，国内协和医院的患者已经很多了，但是按照医生人均管理病床的数量来说，她所进行临床实践的哈佛医学院下属麻省总医院外科住院医师的人均工作量是协和的4倍左右。
当然，因为医生劳动力昂贵，工作中一些降低效率的杂活是绝对不会让医生来做的，主要由工资相对低的助理来帮助解决（例如医生写病历和手术记录只需要说，有专门的打字员帮助打字，或者用昂贵的语音识别系统，但再贵也比医生便宜）。
所有医生每天早晨基本上在6:45之前就完成了查房，天刚蒙蒙亮，大家已经忙完所有事情准备开始一天的手术了。
白天的手术量很大，有的主治医师一个人甚至要排6-7台手术，值夜班的晚上也是完全不能休息的，不仅要管住院病房，平均每晚还要收治12—15个急重症患者。
在哈佛医学院，不管是职业医生，或是实习的医学院学生，在忙碌的工作之余，都会把大量的时间投入进疑难病例的标本研究和病人的随访观察中。每个人都会积极地用科研去促进临床，在有限的时间里不断提高专业能力。
凌晨3点就起床简直是家常便饭，但即便这样忙碌，能够把临床、科研、教学和个人生活安排都安排得很好，确实非常了得。
03
世界第一医学院背后
有着雄厚的实践环境
哈佛医学院除了提供生物医学硕博士学位的课程：免疫学、神经科学、病毒学、生物和生物医学科学以外，其下属很多教学附属医院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医学领域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麻省总医院
这就是上文中那位协和医生实习所在的医院，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建立于1811年，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教学附属医院，全美历史最悠久的三所医院之一。
麻省总医院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在哈佛医学院任教，在癌症、心脑血管、神经等疾病临床治疗方面，麻省总医院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布列根和妇女医院
布列根和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是哈佛医学院的第二大附属医院，因其先进的诊疗技术和强大的科研实力成为世界著名的综合性医院之一。
这里共诞生了4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年均接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5.37亿美元科研经费支持，是全美接受该项拨款最多的机构。
波士顿儿童医院
始建于1869年的波士顿儿童医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是全球最好、美国最大的儿童医院，历年全美儿童医院综合排名第一。小儿癌症治疗水平常年稳居全美第一。
140多年以来，波士顿儿童医院一直在为儿童疾病的治疗而努力，是世界上最大的以儿童医院为医疗背景的研究机构。

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
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BIDMC）是哈佛医学院主要的教学医院，一向被U.S. News & World Report 列为美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排名仅次于麻省总医院和布莱根妇女医院（均位于波士顿）
在独立的教学医院中，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从国家卫生研究院所接受的生物医学研究资金名列第三位，每年接近1.5亿美元。
还有被美国联邦政府指定的综合性癌症治疗中心，并产生过1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成立于1824年，专门治疗眼、耳、鼻、喉、头颈部疾病，拥有全美公认的一流耳鼻喉科的麻省眼耳医院；在精神病护理，科研，教学上处于世界领先位置的麦克莱恩医院（Mclean Hospital）....
这些历史悠久且资力雄厚的附属医院，也是让哈佛医学院能够常年称霸在世界医学院排名榜首的重要原因。
04
建院200多年
为世界作出杰出贡献
哈佛医学院作为世界顶尖的医学院，对人类医学发展贡献卓著。
比如，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的发明和应用。
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在上个世界，它是一种灾难性的传染病，患病的通常是免疫力较弱的孩子们。即使患者侥幸逃过了死神的镰刀，最后往往会落下不同程度的弛缓性瘫痪，落下终身的残疾。
1916年，美国爆发了27000个脊髓灰质炎病例，其中6000例死亡，绝大多数是儿童。此后，它频繁爆发，历史学家欧尼尔（BillO’ Neal）是这样描述人们对于此病的恐惧的：“大城市的居民无不畏惧夏天的到来，因为伴随而来的还会有脊髓灰质炎这一不速之客。”“脊髓灰质炎是美国人除了原子弹之外最害怕的东西。”
为了孩子们的明天，1948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病毒学家John Enders摸索出了在实验环境下培育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方法，为后来疫苗的研发和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这项成就后来也为John Enders赢得了诺贝尔奖。
还有肾脏移植手术。
器官移植在现如今已得到广泛应用，这项技术要归功于20世纪50年代同卵双胞胎之间肾移植的首次成功及随后的技术完善，而完成这一重大突破性手术的是美国著名整形外科专家、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Joseph Murray. 
1954年12月23日，年仅23岁的Ronald Herrick和Richard Herrick一起被推进了手术室。
他们俩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兄弟，从部队退伍后，Richard被诊断出患有慢性弥漫性肾小球肾炎而住进医院。当时的医疗条件，Richard很快就会死亡，无奈之下，哥哥Ronald提出是否可捐献自己肾脏给弟弟来实现治疗。
（Herrick兄弟）
于是，在哈佛医学院附属的布列根和妇女医院，Joseph Murray进行了5个半小时的肾脏移植手术。手术后，Ronald健康地活到了79岁，而Richard更是整整存活了8年之久，其间他还与一名护士结婚，生育了两个孩子。最后死于心血管疾病，临终时那只移植上去的肾仍在正常工作。
还有人工呼吸机；脑视觉功能定位图；乙醚麻醉的应用；外置式心脏起搏器；心脏瓣膜手术..... 哈佛医学院一直在为人类健康和医学科技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同时，在非洲等欠发达地区，也常年可以看到哈佛医学院派出的医疗队对当地进行援助。
在哈佛医学院任教的Van Rooyen博士带领的团队，曾在包括索马里，波斯尼亚，卢旺达，伊拉克，朝鲜，达尔富尔乍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内的30多个饱受战争和灾难的国家中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的广泛合作。
他本人所著的教学书籍《急救医学》也被视为人道主义救援领域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医者仁心，哈佛医学院世界第一的排名不是浪得虚名，那是一代一代医疗研究者们带给这个世界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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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新冠肺炎席卷全球的态势下，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S. Bacow 也表示，哈佛大学非常感谢有机会参与攻克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他对哈佛大学和钟南山率领的广州呼研院共同合作、发挥各自科研优势攻克新冠病毒肺炎充满信心。
世界顶尖的医学科研机构与中国泰斗级的院士团队合作，相信战胜疾病的胜利也就不再遥远了，一定能对疫情防控、患者救治起到积极作用，最终彻底消除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威胁。
让我们一起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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