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论 | 危害最大的病毒，往往不是毒性最强烈的…- 人类充分认识新毒种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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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冠病毒的险恶就在这里，它不是毒性特别强烈的，也不是传染性最剧烈的。但它造成的危害却是最大的，也是防疫成本最高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冠就可以肆意嚣张，对付它我们还有三张牌可打。

现在随着新冠的疫情防疫数据越来越完整，科学家们对它的认知也更为深刻。虽然和一开始的预判有所偏差，但总体对病毒的认知还是科学、有效且经得起考验的。新冠毒性的确远不如非典，传染性又不如流感，毕竟流感经常都是几千万人一起感染。

从毒性烈度来看，非典的死亡率为10%；新冠原发地因为挤兑医疗资源导致收治不及时，所以死亡率偏高，非原发地死亡率为0.2%，但由于新冠的重症死亡率很高，因此国际卫生组织对其最终的平均死亡率估算约为1%；一般病毒性流感的死亡率则在0.1%左右。但恰恰是新冠这种毒性远不如非典，传染性又不如流感的“中间病毒”，所带来的麻烦和造成的损失才是最大的。

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把病毒看成罪犯，那么请问是德州电锯杀人狂带来的危害大，还是小偷带来的危害更大？一般人都会认为肯定是德州电锯杀人狂更可怕，小偷有什么可怕的呢？但其实德州电锯杀人狂一共也没杀几个人，但全球每年因为偷盗带来的意外死亡简直多到难以计数。如果把每年因偷盗而引发的各种意外死亡人数让德州电锯杀人狂用电锯去杀的话，估计杀到锯齿铰链磨断了都杀不完。同理，每年死于流感的人要远远超过因埃博拉病毒或中东呼吸症以及非典致死人口的无数倍。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西班牙流感据估算至少杀死了几千万人，而全球公认毒性最强的埃博拉病毒（号称生物恐怖主义），一共也杀死了不到5000人。

如果我们把埃博拉或者非典看成德州电锯杀人狂的话，那么流感就是小偷，而新冠就是抢劫犯。但往往杀人狂和小偷带来的问题都相对好解决，抢劫犯才是最大的麻烦。

德州电锯杀人狂也好，还是我们国家之前出现的各种连环杀人凶手也好，其实一般都相对容易破案。因为这种恶行杀人案件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社会恐慌，影响极为恶劣，加之此类犯罪者一般不可能大量或群体性出现，所以只要抓住特定目标就能将其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消灭。比如出动武警、特警、民兵进行拉网式清理、交通管制封锁、人员信息登记、挨家挨户摸底等等。社会可以在短时间内无限投入巨大的资源去消灭这种极端危险的隐患，且一般情况下都会很快见效。各种杀人狂和杀人魔最后都会落入法网。

而对于小偷呢？社会不可能无限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资源去将其彻底消灭。因为新的小偷随时可能产生，且小偷群体非常庞大的、隐蔽性又强，即便进行拉网式清理、交通管制封锁、人员信息登记、挨家挨户摸底，也照样无法将小偷全部排查出来，最多只能抓住一些惯偷团伙。社会资源无法承受对小偷发起一场永无止境的拉网式清理打击。所以针对小偷，警方往往只能在成立反扒大队，在交通工具或人流密集场所进行长期巡查和监管，将偷盗案件发生率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范围内，就行了。

换句话说，德州电锯杀人狂是可以被消灭的，但小偷不行。社会只能选择和小偷共存，尽管每年偷窃带来的社会损失和人员伤亡远远超过德州电锯杀人狂。因此对社会管理者而言，德州电锯杀人狂和小偷都不是最麻烦的存在，最麻烦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抢劫犯。

抢劫的案件发生率远远低于小偷，抢劫犯罪带来的致死率又远远低于德州电锯杀人狂案件，但是抢劫带来的社会危害却是巨大的。这种发生率和致死率居中的犯罪，是最令人头疼的。它既有群体性存在，又有可能随时产生新的犯罪者，所以你很难用对付德州电锯杀人狂的方式去动员全国拉网大筛查，即便大筛查了，也往往无法将其全部清理抓获。但与此同时，你又不能像对付小偷案件一样，只在案件高发地段加强巡查。毕竟抢劫给受害者带来的人身威胁又远远高于偷窃案件。

在我们的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大家知道广州最令人闻风丧胆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就是当年的“飞车党”抢劫犯罪团伙。当年只要是去广州就会有各种提醒，逛街千万不要带耳环、首饰，走在路上千万不要拎着手包，不要边走路边打电话。网络上到处都是各种案发视频，前面一个人走着，后面一辆摩托车飞驰而过，一下子扯下对方的手包、项链甚至是耳环就跑，留下受害者捂着耳朵，鲜血淋淋。“飞车党”就好像是城市的新冠病毒。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飞车党”的存在给广州的城市管理者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也给广州那座城市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同样，在病毒领域也是如此。人类对付埃博拉或非典和流感的方式较为成熟，对于超高致死率的病毒疾病，人们一般会在初期就十分警惕，一刻也不会多等，马上就会启动严格防控隔离措施，比如埃博拉、中东呼吸症、非典等等。而对于流感这种病毒，一般就是直接躺平了基本不管，疾控中心最多就是提醒大家如果家里有患者，就注意多开窗多通风，尽量不要在一起吃饭就行了。其他的，只能听天由命。毕竟流感这玩意感染者太多了，又随时出现新的变种，完全不可能实现防控。人类只能选择和流感病毒共存，直到永远。

然而现在新冠出现了，它带给了世界一个新的难题。你说全面管制吧，它又真的具备流感相似的传染性，防不胜防。你说不管它吧，这玩意又有着比流感更高的死亡率，虽说其毒性的确比非典低十倍，但其致死率仍是流感的十倍左右。对这样奇怪的“中间病毒”，你管或者不管，都很难。

病毒和人类社会的犯罪者一样，都遵守基本的守恒定律。往往越是恐怖凶狠的犯罪行为，其犯罪者就越少。越是一般性犯罪，其犯罪者就越多。一种罪行如果犯罪凶恶度是9.9，那么它的犯罪发生指数就只有0.1；而如果一种罪行的犯罪凶恶度只有0.1，那么它的犯罪发生指数就是9.9。

病毒也是如此。假设一种病毒的致死率是10%，而它有最终传染了数万人的话，那么另外一种致死率是1%的病毒，其最终传染人数就有可能达到几十万人。——总而言之就是致死率越高的病毒，传染性就越差。致死率越低的病毒，传染性就越高，没有一种病毒可以“两全其美”。就像你要造车一样，不可能又要高大宽敞，又要小巧灵活。就像你要造楼一样，不可能又要摩天壮观，又要求整体精致小巧。你永远无法在一个黄昏的早晨，拿着一把长长的短刀，去杀死一个对你恩情似海的仇人。

新冠病毒的险恶就在这里，它不是毒性特别强烈的，也不是传染性最剧烈的。但它造成的危害却是最大的，也是最难防控且防治成本最高的。

如今，广州的“飞车党”早已消失不见，走在深圳和广州街头你会感到无比的放心。城市顽疾抢劫罪案的发生率，早已降低到国际一流大都市的水平。打击“飞车党”，虽然是一场最为艰难的斗争，但是只要用对了方法，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解决“飞车党”顽疾需要三管齐下。第一，提升免疫力。第二，研制特效药。第三，研发针对性疫苗。这其中所谓的提升免疫力，就是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和90年代末、2000年初的中国相比，今天中国的区域性经济发展更平衡，人们可以选择在各个城市就业，西部和北方也有了许多人口千万级别的超级大都市。中国的GDP已经翻了好几个跟头，全国人民的人均收入和持币购买力也连着翻了好几个跟头。在这种自身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大前提下，抢劫罪案的发生率自然会降低。

其次，所谓研制特效药就是指成立专案组，专门针对这类犯罪团伙进行长期的卧底、追踪、摸排，直到将其形成组织团伙的幕后黑手资料全部掌握之后，再雷霆出击将其一网打尽。当年广州的街头巡警和保安人员甚至专门配发了一种针对“飞车党”的神器：伸缩钢勾。照准轮子勾下去，谁也跑不了。

最后，所谓研发针对性疫苗，就是上马三代智能身份证、住宿和出行实现全国联网登记、街头安装天眼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系统。对所有人的信用情况、综合信息进行风险评估。在这些智能化网络的监管下，抢劫罪案的犯罪成本无限增加，过去那种抢了就跑的可能不复存在。现在只要你敢抢劫，分分钟就会被抓到。

因此，在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市顽疾“飞车党”终于被消灭了。

同理，我们对付新冠，也需要用到这三招。第一，就是加强免疫力。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这次的疾病中吸取教训，平时要多锻炼身体，别吃野生动物，不要去接触那些脏乱差的环境，不要吃非全熟的牛排、醉虾、生淡水鱼片等等。只有个体和社会的免疫力都得到提升，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才会远离我们。

第二，就是加强研制特效药。虽然理论上病毒很难有特效药，毕竟它是躲在细胞里的。不过在人类在抗病毒等领域还是有很多投入以及研究成果的。事实证明一些古老的中药方子、苏联和美国之前研制的某些抗病毒药物、以及一些抗艾药物对抑制新冠病毒还是有一定疗效的，现在就是要找到一种更好的特效药，使之能更有效地抑制这种病毒，避免其发展成重症。只要能彻底避免患者发展成重症，那么这个病就没什么可怕的，也就是一场感冒。

第三，就是研发疫苗。这个病毒毒性比非典差太远，但其传染性比较强，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将其彻底消灭的话，我们就唯有研发疫苗这最后一条路可选了。冠状病毒比较稳定，其变异率较低，只要针对性疫苗研发出来之后，这种病毒就会得到完全抑制。

总而言之，科学家们从观察到新毒种出现，到前期论文推断它的一些特性，再到如今不断完善和修订对它的认知，其实都是一个人类认识新事物的必经过程。这种认知过程恰恰是讲科学、讲证据的表现。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现在还不够强大，我们对一种新毒种的特性研究往往需要花上十几天甚至一个月之久，这就使得我们会错过一些宝贵的防控窗口期。如果我们能快一点，再快一点就好了。

但这种再快一点是无法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它所必须依赖的就是科学技术和检测手段的进步以及革新。除非我们人类掌握的科学武器有了革命性的进步，否则我们下一次在其他新毒种面前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来逐步认知和了解它，并根据认知情况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这就是我们在技术手段不足的情况下，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