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后,人们重新齐齐戴起口罩。/《非典十年祭》
近日流传黑格尔的一句格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回顾17年前的教训,难道我们的教训只有这个吗?没有人甘心。
“如果妈妈知道我在中国吃了这种东西(猴脑、猪脑、狗肉),她可能会骂我。”
2003年2月12日,广州,结束了中国与巴西的友谊赛后,罗纳尔迪尼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被问到会否尝试中国的野味和下水,小罗礼貌地表示拒绝。
在这场足球赛中,巴西派出了2002年世界杯的首发阵容,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里瓦尔多、卡洛斯、卡福等悉数到场。
但巴西队像走秀一样,“外星人”罗纳尔多全场漫游,双方打成平手。世界杯巨大的成功,中国商赛带来的可观收入,令罗纳尔多有点飘飘然,直到几个月后,他走进了金嗓子董事长江佩珍的饭局。
超过五万人进场观看了那场沉闷的比赛,只有少数人戴起了口罩。罗纳尔多后来回忆说,当时看到广州球迷戴口罩,还觉得“很好笑”。
那时人们都没有意识到,一场由吃野味引起的疫病正在人群中蔓延。
2003年5月,姚明为医护人员发起募捐,罗纳尔多声援。
一场“谣言与事实之间的演唱会”
中巴友谊赛结束后,广州紧接着又迎来一场大型集会——2月18日的罗大佑演唱会。
2月17日,罗大佑召开了最后一次媒体发布会,向大家解释演唱会将如期举行的理由。
“这次演唱会开始于谣言与事实之间......以我对香港媒体的了解,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消息。我相信他们没有找到事实证据。传播让人不安的消息成了最新的流行病,比感冒和肺炎更可怕。”
罗大佑在演唱会上这样说道。/《非典十年祭》
出生于医生世家、曾经做过放射科医生的罗大佑认为,当时媒体报道的病例并不多,连续多天都没有疫情扩大的消息,因而“情况根本不算严重”。
最后,他颇为动情地宣告:“我要用歌声问候南中国的这座城市,让这次聚会使我们在谣言中增加相互的信任。......大家放心来看演唱会,我们会在现场发放口罩,虽然可能没有必要,但可以作为纪念品!”
但人们的理性还是战胜了情感,原定嘉宾齐豫担心疫情,最终没有出现在舞台上。2月18日晚上,两万多人去了天河体育中心,上座率不到五成,创下罗大佑内地演唱会上座率纪录新低。
可能是因为上座率太低,可能是因为非典对广州形成的低气压,整场演唱会有点沉闷,罗大佑用了不少时间和观众活动,聊爱情,聊人生,聊非典与信任,但观众们更想听他唱歌,现场一度响起嘘声。
最后,罗大佑以健康和安全为由,结束了演唱会。
半个月后,在上海的一场活动中,广州记者问罗大佑如何看待“说得比唱得多”的评价,罗大佑怒不可遏地爆出一句国骂。顺带地,罗大佑也愤而回应了公众对其冒疫情风险举办演唱会的指责:
“我是做医生出身的,在这种时候(指在非典型肺炎流行之时在广州开演唱会),我的演唱会如果有问题,按国外的说法,我就是杀人犯。......后来主办方跟我说你一定要开这个演唱会,我就跟他说:‘我去你的,我替你唱歌,碰到这种事情,你让我来决定?’”
策划这场演唱会的朱德荣对罗大佑的指责感到很委屈,但他的话却透露出,主办方对非典疫情的了解并不准确:
“大概在2月13日左右,罗大佑向我们要求延期或取消演唱会,但我敢吗?一来我们已用了很大的投资进行运作,不可能停下来不做;二来广州的情况根本没有外面报道的那么严重。我当时把实情给他说了,最后罗大佑还是按时演出了。”
第一起病例出现三个月后,广州才开始采取措施。/《非典十年祭》
他们当然有理由判断疫情并不严重。就在几天前,2月11日,广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当前仅有2例死亡,“所有病人的病情均在有效治疗和控制之中,群众不必为此恐慌”。
17年后,在同样的情况下,武汉百步亭决定继续举办万家宴。罗大佑说,他当年的判断是对的,“没有出现什么人因为看演唱会而出现咳嗽了、吐痰了、扛到医院去”。但在百步亭,人们不久后便面临疫病的逼近。
“大街上戴口罩,我觉得有点过头了”
虽然罗大佑表示当晚的演唱会将派发口罩,记者入场后却发现,数个入口都没有人派口罩,更没有观众戴口罩来看演唱会。
与此同时,一名周姓患者,从1月31日开始入院,一周内辗转三家医院,几乎所有接触过他的医护人员都被感染了,整个中山三院一度瘫痪,找不到一个能够继续救治他的健康医生。
到3月3日出院时,超过130人被周感染,包括他的21名亲属,其岳父母不幸去世,两名医护也因抢救他而殉职。
但这些情况,当时都没有对外公布,甚至医疗疾控系统内也缺乏了解。
《非典十年祭》
就在2月18日,罗大佑即将唱响广州的当天,来自山西太原的徐丽(化名)带着几包板蓝根,带弟弟来广东出差。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出发前,她父母特地调查了广州的肺炎情况,从网上得知“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危险”,放心让她出门。
到广州后,徐丽依然不放心,向出租车司机打听真实情况,司机告诉她:“我们每天拉这么多客人,没有防范,什么事也没有,一点不害怕。”
2月22日晚,在广深列车上,她开始发冷。23日回到山西后,徐丽高烧至38.8摄氏度。辗转多家医院治疗都没有起色,徐丽丈夫带她到北京求医。
这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徐丽丈夫、父母均被感染,入治北京302医院后,10多名医护人员“中招”。
4月前后,一名天津患者、一名内蒙古患者在北京医院相继被感染,将疫情扩散到了天津与内蒙古。
后患无穷。/《非典十年祭》
即使到了此时此刻,公众依然被告知,疫情不太严重。
4月4日,杨维中(时任疾控中心疾病预防与应急处理办公室主任)接受央视《东方时空》采访时仍表示:“大街上走,他都戴上口罩,我觉得这样有点过头了。”
但官方消息没有释除公众的忧虑,一些防控非典的土方开始流行。板蓝根、白醋是解毒消毒的标配,冬虫夏草一夜之间成了“解药”,甚至洁尔阴也被传具有“抗SARS作用”。
民间传言依然荒诞。多地传出谣言:一名刚呱呱落地的婴儿,忽然开口说话,念出一个治非典的方子——“喝绿豆汤”。有人开始抢购绿豆,也有人认为婴儿说话是异象,放鞭炮辟邪。
类似的谣言在今天依旧猖獗。/丁香医生
年轻人开始用娱乐的态度解构非典,多多少少表现了,人们对非典的严重性依然缺乏认识。有人虚构“非典”二字源自《三国志》,编成短信流传一时:
太祖退住舞阳,闻韦死,为流涕,幕间取其丧,亲自临哭之,曰:“非典,吾命休矣。”
不少新婚夫妇给小孩起名“非非”“典典”。武汉人邓先生希望给儿子取名“萨达姆·邓·非典”,以此来纪念非典以及3月20日爆发的美伊战争。
相比起来,“戴口罩”反而没那么荒诞了。
站在2020年的今天,我们并没有资格笑话17年前的人。火神山、雷神山被拟人化为“小火”“小雷”两兄妹,江苏援助湖北孝感,部分网友煽情喊话:孝感妹妹别怕,十三个哥哥(指江苏十三市)在呢
双黄连成了新的板蓝根和洁尔阴,好些本已隔离在家的人,涌向药店抢购。郑州一名44岁的女子曾于2020年2月2日外出购买双黄连,回家十多天后出现身体不适,2月14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盲从引祸端。/“郑州发布“公众号
“地雷出现了,扫雷班不干谁干?!”
事后总结时,人们总会为2003年初的SARS疫情找到一些不寻常的预兆。
那年的2月3日,大年初三,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按照传统惯例到沙田车公庙求签,为香港祈福,结果摇出一支下签:
“挂帆顺水上扬州,半途颇耐浪打头,实力撑持难寸进,落桡下𢃇水难流。”
解曰:凡事不吉。
一语成谶。
半个月后,SARS疫情在香港爆发,传播到医院及多个社区,并扩散到加拿大、美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
到了3月13日,威尔斯亲王医院已经严重感染,全院瘫痪。但是,次日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会见传媒,依然特意强调当前香港“没有肺炎爆发”,传言只会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
在这样的态度下,港府对疫情的处理明显滞后。重灾区淘大花园直至3月31日才被封锁隔离,SARS在这里感染了331人,夺去了42人的生命。
2003年3月14日,杨永强会见传媒。
对一个致死率达到10%的传染病,政府措施慢了一步,代价将是医生和民众无法承受的。
在3月23日香港西医工会的讲座上,医管局和卫生署派人介绍疫情,遭到医生们炮轰:港府误指“社区无爆发肺炎”,致使前线医护未能及时提高警惕。
加上防护物资严重不足,很多医护人员都是赤手空拳对抗病毒。屯门医院的护士刘永佳、医生谢婉雯在为危重病人插喉时感染,一个多月里先后殉职。
一名护士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哭诉,成为了香港人无法遗忘的声音:“可不可以让我们换好衣服再救治?还要死多少个同事才够?”
沈祖尧时任威尔斯亲王医院内科部主管,带领香港前线医护人员抗疫,他最大的感触是:“我们不但要面对一个未知的病;更为难的,是每一个病人都是自己的同僚。”
SARS最终在香港造成299人死亡,包括8名殉职的医护人员。
香港护士的哭诉。/TVB纪录片《非典下的香港》
没有医护人员不害怕,怕防护装备无效,怕病人隐瞒病情。在北京,一名秦姓患者隐瞒病情,致使治疗他的15名医护人员全部感染。
在那一年的广东,有23%的感染者是医护人员。病原体不明,医护人员只能硬着头皮上,包括当时67岁的钟南山。
钟南山说:“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背过希波克拉底誓词的医护人员,都明白自己的本职工作,但他们最缺的是人力和物力的配合。
非典后,钟南山的名号开始在民众心中封神。/《非典十年祭》
当年参与小汤山抗非的广东医生郭亚兵说,小汤山虽然有物资,但搬运、拆包等工作都要医生们亲自去做。如此一来,前线医护人员便要耗费大量人力、心力分担后勤工作。
17年过去,我们同样看到前线医护人员因物资供应不足,只能自制口罩,自己找缝纫机,自己找材料,自己设计版型,自己做口罩性能验证,这些本不该是他们的工作。
西安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自制口罩。/梨视频
据2月14日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截止至2020年2月11日,新冠疫情已造成1716例医务人员感染,其中6人逝世。
2003年5月,钟南山在《焦点访谈》节目时谈到参与抗非的选择,语气很坚决,也很悲壮。
“这个工作我们必须要承担,就像我是一个扫雷班,目前要解决地雷的问题,那你扫雷班不干,别人谁去干?这是我们本身的职责所在。”
结束隔离
17年前的那场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当时流行一条幽默短信:
“卫生变好了,吃喝减少了。男人回家了,女人不逛了。健康重要了,亲情胜过金钱了。”
笑过之后是苦涩的记忆,非典在人们心里造成的阴影经久不散。
许多非典患者都要带着后遗症过余生。/《非典十年祭》
那位周姓的超级传播者,治愈出院时跪在地上感谢医生的救命之恩,随后便消失于人海中,搬离原住所,隐姓埋名,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他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解释为何不敢露面:
“上电视的话就全世界都知道我了,我到商场买趟货,商场的人认出我就会歧视我;我到酒家喝茶,酒家的人就会歧视我;我打车,司机肯定不载。”
他被坊间一些人称为“毒王”,连医生都说他“好坏,把我们那么多医生护士都传染了”。人们对这位超级传播者闻之色变的时候,都忘记了,他同样是非典的受害者。
一出院病人向医护人员表示感谢。/《非典十年
2003年6月,非典已经告一段落,但对很多痊愈者来说,他们遭到的“隔离”仍未结束。好些患者通过媒体向社会哭诉:
“我们是无辜的非典受害者,一直生活在别人的歧视中,不知道这种被社会‘隔离’的生活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没有人能肯定地回答他们。17年后的今天,人心之间的隔离没有变得更少:
雷神山医院建设工人返乡后遭到歧视,“被村里人当怪兽”;有旅行在外的武汉游客,酒店不让住,饭店不让进;更有小区业主以医护人员可能携带病毒为由,投票禁止他们回小区居住......
没有人应该变成一座孤岛。我们在17年前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信息的阻隔,加剧了全球化时代的疫病传播,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隔离。
据参加过抗非的公共卫生专家缪晓辉对《三联生活周刊》透露:
2002年底,非典尚未爆发,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感染科主任侯金林了解到部分患者的情况后,发邮件通知外地同僚注意“广州出现了奇怪的新型肺炎”。
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2003年的吹哨人。侯金林要求自己科室的同事戴好口罩,做好通风,后来整个科室无一人感染SARS。
防疫专家劳丽·加勒特在《逼近的瘟疫》一书中总结道,非典给21世纪人类最大的教训是:
不能再把传染病视为内部事务,全球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要迅速、准确地报告疫情,互通信息,加强合作,内部更要建立公开透明的疫情报告与公布制度。
遗憾的是,专家们的期待终究还是落空了。/《非典十年祭》
非典后,相应的疫情报告制度也建立了起来,但为何没有阻止新冠肺炎的蔓延?在病毒学家何大一教授看来,原因是悲剧性的:
每次遇到健康危机,人类逃过一劫后,视线总是会很快转移,不再重视疫苗和药物的研发、防疫制度的完善。除非改变以上问题,否则暂时受挫的病毒卷土重来,新的流行病毒蔓延成灾,注定会发生。
近日流传黑格尔的一句格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但愿我们不要等到同样的错误再三发生时,才想起这句话。
[1] 罗大佑无惧病毒影响 广州个唱今晚如期举行.南方都市报,2003年02月18日
[2] 罗大佑广州演唱会:门票卖出三成 现场派送口罩,信息时报,2003/02/21
[3] 罗大佑“脏话四日游”追踪-吐国骂吓坏全场歌迷,21世纪环球报道-明星周刊,2003年03月12日
[4] 广州政府召开发布会公布非典型肺炎情况,中国新闻网, 2003年02月11日
[5] 非典十年 消失的“毒王”在哪里?博客中国,2013-04-11
[6]“把脉”非典型肺炎,时空连线,20030404
[7] 西安城内出谣言:婴儿落地说话 绿豆汤治非典,华商网-华商报,2003年05月10日 
[8] 非典百日实录,南方都市报,2003年05月21日17:50
[9]《非典下的香港》,TVB纪录片
[10]《非典十年祭》,凤凰纪录片
[11] 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强调没有小区爆发,香港电台,2003年3月14日
[12] 从“遭遇战”到“狙击战”,非典遗产改变广东,南方日报,2019-08-09
[13] 广东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医疗队:逆行者从“SARS”到“新冠” 克服物资短缺、抵御身心强压,21世纪经济报道,20200203
[14]专家发出呼吁:公众不要歧视“非典”痊愈者,中国新闻网,2003年06月08日
[15]CGTN专访:国际艾滋病研究专家:SARS之后,要是我们继续研究药物和疫苗,也许能助力新冠病毒
✎作者 | 张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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