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牛奶和饼干,司机的后座上常会捡到医生和护士们留下的礼物,有时候是一罐八宝粥,或者一枚珍贵的N95口罩。
文 | 林秋铭
编辑 | 金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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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场疫情,今年春节,52岁的李明和他的妻子将会出现在希腊。这是他和妻子计划已久的旅行,两人提前买好了1月20日的机票,从武汉出发。18日那天,他们提前吃了年夜饭,他收到别人转来武汉疫情的消息,随即把机票退了,转身和妻子说,「你一个人去吧。
他决定一个人留在武汉,为了这事儿,妻子到现在都还埋怨他。
李明的警惕不是没有来由。他是一名非全职滴滴司机,他想,如果武汉的疫情爆发,自己留下来一定会有帮助。2003年,他报名参加了非典抗疫的志愿者。那年春天,他驮着18斤的喷雾器到各个街道喷洒消毒药水。来回走4个小时,每天要喷4壶,他喷了3个多月。那时候防护设备还不齐全,他戴最普通的一次性口罩,穿的是一次性雨衣。「非典都参加过了,我还怕什么呢?
和李明预想的一样,1月23日,武汉市内的公共交通停摆,各类平台的叫车业务下线,这个城市被强制按下了暂停键。封城后的一两天,有民间志愿者自发组建过车队接送市民,很快因为安全问题被叫停。
但情况严峻,医护人员上下班无车可乘,有报道指出,一些医护人员只能选择骑2小时的共享单车到值班的医院。另一个巨大隐患也在凸显,武汉各个定点医院清空非肺炎患者后,他们大多在家里服药或被转到偏远的医院,医疗资源被挤兑的同时,如果交通再遇到阻滞,他们将面临断药、中断治疗的风险。
为了解决「禁车」之难,23日封城当天,滴滴平台开始招募武汉当地的司机志愿者,分别负责社区和医院的「摆渡」工作,消息在平台上发出后,李明和另一位滴滴司机安飞在第一时间报了名。
李明
安飞比李明小14岁,他们和另外两位司机组成了一支社区保障队,负责接送社区里的非肺炎病人来往医院拿药打针、做透析治疗,以及为社区购置药物和蔬菜。武汉全市,和他们相似的,还有1000多名司机志愿者。
社区的工作人员会将消息转发到4位司机的群聊里,对他们分配相应的任务。李明记得,每次社区发来请求,他们4个人都同时在群里发「我去!」,像以前抢单似的,没有人犹豫。
「带一个病人去打针。」一次,李明接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发来的消息。
他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一位脑癌患者。她瘫痪了好几年,当时正处于昏迷状态,完全失去了意识,左半边身子是僵硬的,整只手臂都无法动弹。李明和她的丈夫配合着给她穿上了毛衣,把她抬下楼。
老房子楼道狭小,不过1米左右,无法并肩站人。楼梯也陡斜,如果用担架,病人很可能会从担架上滑下来。他们只好叫来了邻居和另一位司机,用床单将她整个人兜起,一人拉着床单的一角,一前一后地向下走,将140斤重的她慢慢腾挪到一楼的车里。一层楼的距离,4个男人走了近20分钟。
大年初一直到初十,李明每天都要重复这些动作。早晨9点钟接到这位病人,在医院门口等待她打完针,12点再开车接她回家。有一回,吊瓶挂了500毫升的量,比平时多了一倍。他们下车后,李明注意到座位上有一滩尿渍——病人小便失禁了。他默默用水清洗了尿渍,没有和她的家人提起这件事。「唉,怎么好意思说呢,人家是病人呀。
南方人喜欢吃叶子菜,绿油油的青菜是超市里的抢手货,中午就卖得所剩无几。超市下午5点关门,李明5点30收车,他得在订单之间的缝隙里,抓紧时间去附近的超市排队抢菜,再送往社区。最多的时候,他抢了200多块钱的青菜,开心坏了。
比买菜更困难的是买药。刚封城的那几天,武汉的药房大多都歇业了,李明和他的车队不得不开车走遍了各个城区的药房,一家一家地询问。曾经为了某一种特定的处方药,他们4个人从清晨找到下午。
司机们在运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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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的除夕夜,滴滴平台的程序员们也在同样的焦灼中度过。
得到封城的消息后,他们率先发起动作,前后用了31个小时,紧急上线了一套新程序,将它植入App后台。医务人员通过滴滴app就能自主完成叫车,并能实时看到车辆的位置。比起人工调配,效率快得多。截至2月9日,滴滴武汉医护专车已经接入了15家医院和25个院区,共接送了8600多名医护人员。
程序之外,是鲜活的个体。与李明、安飞共同维持武汉运转的,是另一支专门保障医护人员的车队,目前人数达到了200余人。他们被拆分为多支小分队,分别驻守不同的医院,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费用由滴滴来承担。
胡建斌是其中一支分队的队长,他的队伍里一共有5台车,对接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那是一家收治肺炎危重病人的救治定点医院。
胡建斌的生物钟被完全打乱。每天,他至少会接10个左右的订单,为了接下夜班的医生和护士,他需要在凌晨1点左右蹲守在医院门口,3点到家入睡,7点起床继续送早班的医护上班。疲惫得不行,他就把车停在离医院2公里左右的位置,趴在方向盘上小小地打个盹。
胡建斌
医疗保障队里仅有2名女性司机,何明荣是其中一位。和胡建斌一样,她也是第一批报名接送医护人员的100位滴滴司机之一。
武汉封城之后,何明荣执意留了下来。她把儿子和丈夫支回了新疆的老家,独自一人在武汉跑车。留下来的司机中,她是为数不多的外地人。她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度过了除夕,公司给他们每人都发了「年夜饭」,那是一个番茄味的自热小火锅,「你看,公司多贴心,这个火锅是不辣的。
前年,还是全职太太的她跟随上大学的儿子到了武汉居住。她笑自己只会开车,所以做了一名滴滴司机。「我喜欢武汉这座城市。以前开车,就是想多看看武汉的风景,去年我和儿子去看了武大的樱花,非常震撼。」她说,「但武汉被封以后,就完全变了样。
何明荣在车里听到过不同的哭声。几天前,她接一位同济医院的护士下班。护士看起来二十出头,在路上,她接到了一通电话,边打边哭了起来。她告诉何明荣,电话那头是她的同事,一家四口有两人确诊,那位同事和婆婆住进了隔离病房,剩下丈夫和一个两岁多的孩子。现在,丈夫也出现了咳嗽发烧的症状。
「娃娃该怎么办呀?」护士哭得停不下来,她和同事都慌了阵脚。
何明荣劝她,「娃娃抵抗力好,先带他检查一下。你现在不能哭,要鼓励你的同事,她家里人都还很年轻,康复的可能性很大。」她劝完那位护士,自己扭头在护目镜下无声流泪。
一天早上10点,一位同样年轻的护士哭着坐进了她的车。那位护士才怀孕不久,丈夫和婆婆都回了老家,她留在武汉,继续在一线工作。前一天晚上,她上完夜班,一觉醒来,肚子莫名剧痛。她艰难地走下了楼,准备去妇幼保健院,却一直打不到车。
坐进何明荣的车,护士开始嚎啕大哭。「我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何明荣劝了她两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过来。后来,护士把眼泪擦了擦,带着哭腔自言自语,「我今天还要上夜班,等我白天检查完了,我得好好休息一下,吃个饭,才能上好夜班。
何明荣扭过头,仔细端详了她的脸,那位护士不过才二十七八岁的模样。何明荣心疼她,「孩子,你有没有想过,疫情过去了,咱们不干这一行?」护士挂着一双朦胧的泪眼,摇了摇头。
「我那时候心想,她还都只是孩子,碰到这种大是大非,都能这么明事理。」何明荣说,「在这个环境里做司机,我听到太多故事了。一到晚上的时候,我都不能细想,不敢从头理一遍,太难了,太难了。
何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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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5点,李明便起床了。武汉人讲究「过早」,他给自己煮了些饺子或面条,那是一天中重要的一顿,因为下一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吃上。
车里弥漫着浓郁的消毒液的味道,穿戴上亮黄色的防护服和口罩,整个人像置身在一个蒸笼里,不断向外冒汗。他偶尔会开窗透透气,但过了一会儿又有些担心,赶紧把车窗摇上。
自从武汉开始大力建设地铁之后,堵车就成了这个城市撇不开的话题。但现在这个问题不复存在,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和车,安静得只听见外头的雨水轻轻打在车窗上的声音。他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但从这个冬天开始,他对武汉有了些许陌生。
中午,社区保障队的司机可以回到社区的办公室,用方便面解决午饭这个难题。医护保障车队没有定点休息,只能在给车充电的间隙,边等着充电,边找热水泡面。20分钟电就能充满,他们要利用短暂的间隙,在狭小的驾驶座上把面吃完,暂时没有接到订单的时候,还能在后座躺上几分钟。
现在,留守在武汉的每个滴滴司机都害怕再看到泡面。不论是哪种口味的,闻到那股味道就反胃,但还是得吃。
滴滴公司定期向他们发放物资,包括防护服、口罩、一次性手套和消毒液。每次出车前,他们要花上近半小时对全车进行消毒,再套上防护服和手套,口罩需要戴两层,一次性口罩的外面罩着一个N95口罩。防护服里湿闷,口罩透不过气,但只能忍上整整一天。口罩上的绳子常把耳朵后根磨破,暴露的伤口让司机们心慌。
物资的紧俏始终是抗疫的共同痛点。滴滴公司在后方为一线司机四处求援,公司总裁柳青在微博上发出抗疫物资求助帖。不论是前线还是后方,都在竭力守卫着每一套防护服。无法预知下一次发放的时间点,司机们只能尽可能地节省。逼不得已的时候,一套防护服要穿上3天,用酒精喷过一遍后,放在后备箱里,下次接着穿。
防护服穿脱不方便,内层一旦接触到外部空气就会遭到污染。有一回,李明着急上厕所,「脱不赢」防护服,不得不尿在了防护服里。他后来有了经验,每天出车前只喝一杯水,尽量不去卫生间。
回一次社区就要洗一次手,每天近乎要洗上二三十遍。李明的手被洗得通红,长了不少冻疮。冻疮破了,冲冷水的时候生疼。和李明相反,安飞的手泛着不同寻常的雪白,他有时着急出任务,没来得及戴手套,只能干完活再用酒精消毒。因为长期直接接触酒精和消毒液,原来粗糙坚硬的双手被泡得柔软,干巴巴的,没有血色。
滴滴司机们在运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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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物资和工作上的难,司机们还需要承担更多的苦。高压的环境里,心中的压力与日俱增。「现在的武汉就在生死边缘,没有那么多考虑的东西,大家无非就是默默地干。」胡建斌说。
接受采访那天,他才送完一位医护人员,把车停在小区的停车场里,又有另一位队员找他拿物资,他急着把车开出去,没想到在小区花坛的拐角,一不留神,撞了。
车子右边的后轮撞落了花坛的一大块瓷砖,车身被刮出近半米长的划痕。那条划痕成了压垮胡建斌的一根小小稻草,他在电话里语气激动,「你知道吗?我们小区不到25栋楼,已经有10个确诊,都没能住进医院,我那个单元就有一个。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叫做何辉的志愿者?他以前是我的领导,都是朝夕相伴的人啊,几天就没了,孤零零地一个人走了,火化的时候旁边没有一个人。根本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你明白吧?
他变得越来越谨慎。过去几天,他在地下室停好车,会把护目镜和防护服悉数脱下再上楼。现在,他开始担心了,什么也不敢脱下,就穿着这么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走回家。
开车走过武汉的街头,他想起自己曾经读过一本法国作家写的书,名叫《垂直的国度》,「武汉有那么多高楼,就和书里写的一样,每一栋都是垂直的街道,都在向外散发着病毒。
面对这些压力和恐惧,胡建斌的方法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要让别人看到正向的一面」。医护人员开了车门,他就转过身,冲他们喊一句,「加油啊」,这是他的例行告别。
报名了这次志愿者活动,安飞已经十多天没有和家人好好相处过了。他把妻子和孩子安排到了妻子的娘家,每天只有一次见面的机会。下午下班以后,安飞把车停在路边,妻子把做好的饭菜放在饭盒里,递给他,过程不过几秒。「家里有小孩,有老人,我怕万一把病毒带给他们的话,就不知道去照顾谁了。
孩子只有4岁大,以前安飞出完车下班回家,总会抱一抱他。现在,他只能在视频里逗逗他。前天,他和妻子念叨:「我半个月都没有抱他了。
「我家里也有亲人确诊去世了,那天他走了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在做一件危险的事。可是总是还要有人去做啊,要是都不出来的话,社区里那些病人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让他们直接等死,对不对?」安飞说。
李明和安飞所在的车队,原来共有5个人。偶然,安飞联系到那位离开的司机,才知道他已经被隔离了。闲聊中,他对安飞说,「当时接了一个老太太,没有发烧和任何异状,也没说有病,但过了3天,那老太太就因为新冠走了。」安飞听完,心里一惊,「我当时想,完了,谁知道下一个乘客有没有病呢。」安飞说,「我现在只庆幸一件事,我没有接触过我的家人,即使有病毒,到我为止就好了。
比起自己,安飞更担心李明师傅。李明长期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虽然他会随身带着这些药片,但安飞知道,有基础疾病的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病症会更加凶猛。身边的人劝李明别做了,他一一婉拒。「我觉得我身体没问题的,」像他曾经参加的非典一样,「我会坚持到疫情结束的那天。
滴滴社区保障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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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的当下,1300多位滴滴司机的后座上承载着太多的情绪。
一名护士在车里倾吐自己的无助,独自照顾6个床位的病人已经让她备感吃力,现在又被增加了2个床位的工作量。另一名护士半开玩笑地说起自己第一次值班的窘态,她不熟悉那些器械,手忙脚乱,和病患沟通,平缓他们的情绪,也耗尽了她的精力。但更多时候,司机们会看到医护人员沉默地瘫坐在后座上。
「我把车开慢一点,你可以眯一下。」李明做完社区的工作,也会帮忙着接一些医院的单子。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安抚那些累坏了的医生和护士。
他对一位曾姓医生印象很深。在李明接送他上下班之前,曾医生靠自己的腿足足走了三天的路。他所在的武汉市第三医院和社区距离7公里,他走得慢,每天要徒步走3个小时。大年初四,曾医生无法坚持下去,只好打电话给了社区,请李明帮忙。
李明问他,「你需要车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和我们说呢?」「我不好意思和你们说,不想麻烦你们,但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曾医生苦笑。偶尔碰面,他总会给李明塞些牛奶和饼干,向他解释,是「医院发给他们的」。李明知道,曾医生对他说了谎,牛奶是8盒一个的礼品包装,一定不是医院送的。
除了牛奶和饼干,司机的后座上常会捡到医生和护士们留下的礼物,有时候是一罐八宝粥,或者一枚珍贵的N95口罩。
沉默的城市里,关怀也是悄然的。
何明荣几乎没见过车队的其他同伴。她称他们为「兄弟」,只记得他们的名字和头像,会偶尔闪现在群聊里。但是他们有各自打招呼的方式,在外出车的时候,如果看到车上贴着滴滴的标识,她会按上一喇叭。对方也会回一声喇叭,以示问好。然后,两辆车又在下一个路口分离,驶向不同的街道。
他们车上备有84消毒液,但没有酒精。偌大一个武汉,哪里都买不到酒精了。有一次,她记不清是哪个兄弟弄来了一矿泉水瓶的酒精,就在群里吆喝「我这儿搞到了一点酒精,在XX地点,你们快过来取。」路过的司机就拿着随身携带的小喷壶去分,大家都只敢接几十毫升,不敢接多,酒精太珍贵,要留给其他兄弟。
每晚到家后,她要在群里发一句「到家了」报平安。这一群没有打过照面的司机们约好,疫情结束后,要出来好好吃个饭。
滴滴公司为这些前线的车队兄弟们筑好了防护的后盾,从2月11日起,滴滴在武汉等地试点,在网约车的车内装上了防护隔离膜,为网约车带上一层口罩。看上去,就像给司机罩上了一个透明的防护舱。
他们向医护人员和专业人士请教过,在车内加装塑料隔离膜可行性较高,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飞沫传播。滴滴在公开发布的声明里承认,这是「特殊时期的笨办法,甚至有点简陋」,但「愿意尝试多种可能」,保护一线司机。
车内的防护隔离膜
作为车队长的胡建斌说话直爽,他对队员的关怀来得有些粗暴。一位护士在车上和他闲聊,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有司机没有穿防护服、戴护目镜。他气坏了,「中法新城院区是收治危重病人的,医护都是极高危人群。我们还要接其他医护人员,要是不保护好自己,把其他人感染了怎么办?
他急得在群里发消息,警示其他司机:「我们是次高危人群,一定要高度注意自身防护措施。」他在最后说,「我们医护保障首发战队,一定要做到零感染、零伤亡,全胜归来!」发出的消息占了满屏,这两句只是其中的节选——他急切地想保护好车队里的兄弟。
「医护队员200多人,社区服务队还有1000多号人我不想说自己多英雄,我只是群像中的一个,只能是群像。」胡建斌说。
2月8日那天,胡建斌发了一条朋友圈,将车队兄弟的名字一一写上——「我们没有英雄事迹,只有行驶的轨迹。多年以后请记住这些普通的名字:曹畅、黄飞、童亮、刘金鑫、何明荣、刘青洲、係金玉、黄腾飞、周义凯、周世钧、宗涛、刘树成、刘邱斌、王有为、别华容、李亚平、董浩、毛腾……」
车内的椅背上的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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