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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夷秩序当中,自清之后,日本一直以来都有对儒家文化的自承与高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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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国人民的朋友圈又被一句诗刷屏了。
日本舞鹤市政府驰援大连捐赠物资的箱子上写着: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这句诗出自王昌龄《送柴侍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前几天震惊中国人民的是这句: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这个来历就更生僻了。《鉴真和尚东征传》里记载:
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
其实鉴真东渡和玄奘西游,都非常艰难。官府查禁,学生举报,这两个人出国,用今天的话说,那是“非法出境”,算偷渡出去的。什么唐太宗西华门送别唐三藏,都是小说家瞎编的,李世民那会巴不得把玄奘抓回来呢。这个扯远了,我们转回正题。
为什么日本人显得比中国人更懂中国文化?
日本的汉字传统

日本早期的史书比如《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均系汉字书写。《古事记》成书于和铜五年(712年),由太安万侣编撰。《日本书纪》在八年后的养老四年(720年)由舍人亲王等人撰写完毕。这两部书均系日本最早的史书,后者被称为“日本正史之首”,怎么比较呢?相当于中国司马迁的《史记》。

《日本书纪》是建立日本国家认同的第一部史书。本书把670年创立的“日本国”国号及“天皇”称号,追溯到公元前660年的神武天皇时期,并主张日本列岛自古以来均为日本天皇的统治区域。(见冈田英弘所著《日本史的诞生:东亚视野下的日本建国史》)。
日本有历来使用汉字的传统,其实不止日本,还包括韩国、越南等国,在汉字输入之后,仅成为一种具备记录用途的文字,口语则使用本国的语言。故而与中国相同,即所谓“言文二途”之制,说是一套,写下来另一套。中国早期的话本小说里的人物对话(比如《莺莺传》),即是口语。
但是中国口语和日本口语的文法结构完全不同,记录时全部以汉字写的话,难以表达的地方也多。于是日本人发明了万叶假名,这是把汉字视作单纯表音符号的一种表记法。万叶假名逐步简化之后,成为今日之日本现代假名,而且与汉字混合使用,汉字遂成为日语表意文字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日本旅游,虽然不懂日语,但是坐地铁高铁仍然不会迷路的原因,有一大半文字都是汉字。比如“新宿”,我们读作xinsu,日本人读作Shinjuku,“池袋”,我们读作chidai,日本人读作Ikebukuro,汉字不完全是汉语里的表意文字了。

日本人的文化传统中,读中文典籍、写中文诗歌、乃至书法、篆刻与文字有关的训练从未中辍。当年梁启超吹牛,说自己在去日本的船上,一晚上就学会了日语。其实不是他懂日语,而是伊藤博文这帮人中文(文字而非语言)太好了。当年中日名人之间所谓的笔谈,就是写汉字交流。
略举一例,有一年冬天我在东京的一个咖啡馆写稿子,管服务员要一个烟灰缸,一来可能是我这个ashtray这个发音不准,二来日语里管这个ashtray叫“阿斯托雷”,服务员一脸懵懂。我灵机一动,让服务员拿纸笔,写下两个汉字:灰皿她非常惊讶又很高兴的去拿来了烟灰缸。老实说,我觉得“灰皿”比“烟灰缸”的表达准确。因为古汉语里,“皿”就是指“浅底的容器”。至于缸,是很大的盛水用具。
又比如,日文里“駅”即中文里的“驿”,即驿站,引申为车站。有一次,我去函馆山看夜景,出租车司机问去哪里,我写了“山麓駅”三个字给他。所以梁启超那种笔谈并不难。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日文典故追到辞源,都是中文典籍里的典故。日本文化里非常重视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汲取。明治维新的时候,那一帮人的汉诗都很好。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就是诗经《秦风》里的。我想起来,当年南联盟大使馆游行的时候,中文系的同学写的标语就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物理系写了一句“打倒北约”,生物系写了一句“血债血还”。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有文化就是“与子同袍”,没文化就是“武汉加油”。
打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日本文字里的汉字,有点像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之于拉丁文的关系,是一种文字源头。与日本不同,韩国的谚文纯用表音符号,不使用汉字。但韩国的典籍均以汉字书写。所以在日本、韩国,研究本国历史,不懂汉字完全无从下手。
为什么我们不懂这些

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化教育要说没有吧,那不符合事实。要说有吧,那也挺半吊子的。文言文比例大约占三成最多四成,相比台湾、香港而言,那是大大不如,台湾文言文占比是七成。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港台人民的用词比较“雅”,那是有原因的别的不说,我记得当年连战登陆,给中国新闻界送了两个词,一个是“履新”,一个是“福祉”,后来都用滥了。
我们经历过两次的语言革新,所谓革新,也未必是新,只是另一种东西而已。一次是五四,从文言文向白话文有一次过渡。号称砸烂孔家店,口号叫得爽,但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确抛弃了不少东西。比如做旧诗这种事,过去是学生们的基本功啊,但是五四以后,做旧诗成为遗老遗少的事儿。胡适拿新诗恶心黄侃,黄侃拿旧诗恶心胡适,段子很多。
为什么我们民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的学术大师,乃是因为中西兼通的缘故。现在的一些学者,“西学”说“通”的太难,因为“西学”的专业化程度在过去一百年中越来越高,皓首穷经也未必能说通。“中学”说“通”的那则更难,很多学者的论文,错别字连篇,语法错得感人。
至于诗歌,除了现代诗之外,当代中国人要做旧体诗,一概都是“老干部体”。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平水韵的七阳韵,写生活小康的诗。
这是康熙老师写的:
山左编氓闲且乐,畿南黎庶喜而康。
我们老干部会这样写:
  生活天天在变样,齐心合力奔小康。
当然康熙老师这句也不入时人法眼,但比今天的老干部体还是好一些。
第二回革新,我认为是简体字代替繁体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已经发表了十多年,但没人当回事,而且那时候从体制内诞生出了一套体制语言,即所谓的“新话”,掌握新话才有在体制内生存的能力新话系统使用至今,以至于离开这套话语,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讲话。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你是给武汉捐助救灾物资的一位执行者,你在包装箱上写了八个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领导看见了,会直接骂你:“你特么神经病吗?写这个干嘛?应该写武汉加油,还要加一个大感叹号。
为什么不能用这八个字?因为这八个字不在那一套新话系统里面。这就超出了一位领导干部的思维边界超出思维边界的事物,都是危险的、不可控的,是不可以使用的。
领导还要问你:你听明白了吗?能不能做到?
所以,你只能写个“武汉加油”。
到底文化是什么?

有时候吧,我觉得,自强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比如黄遵宪、薛福成、冯桂芬这批中国人,和五四运动后那批中国人,很不一样。五四后,胡适、钱玄同、梅光迪这批中国人,和文革后的那批中国人,也不一样。都是中国人,但是在时间的连续性上失去了同一性。
换句话说,这是不同性质的中国人。当代的中国人被改变了。
判断一个族群的共同特征,首先当然是从语言上去考察。如今,我们使用的语言,与黄遵宪的语言不同,与钱玄同的语言不同,虽然表面看上去都是方块字,但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了。我们当代中国人是“新的中国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的语言不是古典中国和近代中国的语言了,是一套完整的、有指挥功能的新语言。

为什么语言如此重要,因为人类的思考是要依赖语言的。你掌握的语言、词汇、概念、定义有多丰富,你的思维就有多丰富,能够到达别人无法到达的边界和境界。在一切被管制的情境中,唯有思维是真正自由的,然而,恰恰因为其是自由的,所以要从根本上确立思维的边界,那就只能通过语言来确立。
你想不到这句唐诗,那不过是因为你没有读过而已,所以写不出来那样的话,也想不到。同样,很多事情你想不到,是因为你没有接触过,你不掌握那些新词汇新概念是什么意思,自然无助于思考。
思维自由会带来很多美好的创造。去过日本的读者应该都看到过,日本的汉字字体非常丰富,很好看,很多店的店招字体都很诱人,一看就是经过设计的。我们这边就一水儿的黑体字。从美感上,多元自由的各自努力肯定是超过整齐划一的集中管理的。
我知道我讲得很绕,但应该是说明白了。
“中华”这个概念是以文明的敷化为其后盾的。钱穆说过,教化敷于何地,其地自然就是华夏。这就是以夏变夷。当年李自成借兵之后,多尔衮一马平川地打到江南,“华夏”是沦陷了,被夷狄所侵占。注意,“天下”这个词从来都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的。
然后呢,越南、朝鲜和日本在满洲人宅夏之时,坚称自己才是“中华”,至少是“小中华”。朝鲜当时依然奉朱明为正朔,号称“永不帝清”。日本学者山鹿素行则提出,夷狄统治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国,日本才是“中国”,随后萌生出这样一种观点:“日本虽非中华,日本近于中华,中国虽曰中华,实乃鞑靼支那”。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在签字之时,日本方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所以在华夷秩序当中,自清之后,日本一直以来都有对儒家文化的自承与高度自信。
所以,我们看到日本人这么熟悉唐诗宋词,也不要奇怪,历史就是这样的,而且,当下也是这样的。很多中国人对于日本有一种在文化上既亲近又疏离的感觉,就是这样来的。日本人的文案设计,往往让一个中国人有情感的共鸣,也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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