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动物双城记的第90篇文章
湖南湘雅医院抗击疫情的一线医护人员，因为长时间佩戴护目镜和口罩，脸上形成勒痕。
昨晚，我和猫姐在讨论香港医护为了怕本地疫情爆发造成医疗资源挤兑，罢工数日要求政府封关，也客观上造成了急诊服务受影响的事情；也一并对比了在防护物资不足、工作强度大、个人彻底透支的险境下，仍奋战在抗击一线的湖北以及各地的中国医务工作者们。
猫姐提到两个更宏大的切入点：
一是制度决定了疫情的爆发和奋不顾身的拯救；

二是冲在一线的医护状态会不会和我们的国民教育有相关性？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集体的、义无反顾的、无私的，而在其他一些体系里的教育方式，更强调在有足够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才能去救人，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看起来是一种相对“自私”的教育。
而我的感受是，这或许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医生在用实际选择坚守希波克拉底誓言；而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选择义无反顾的他们，身处险境，却无处防身，只能以身躯做抵挡病魔的盾。
希波克拉底誓言
这些年，高强度的工作、不健康的就医文化、缺失的对医生职业的尊重、不完善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不健全的安全保障、低效的医患沟通以及不算有激励的物质保障等等现状，对中国医生来说，日子不算好过。
一个鲜活的例子是，1月20号，钟南山院士公布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的真实情况，形势已然失控，需要无数医护的奋不顾身去挽救；而就在同一天的下午，一位患者的刀一次次砍向了北京朝阳医院的眼科主任陶勇医生，幸亏有其他患者和同事奋力抵挡，他保住了一条命，但手神经被砍断，可能再也没法拿起手术刀。
那一天，我看到不少医生在感叹，一边是未知的病毒，一边是无尽的杀戮。
但病毒来了，疫情来了，病人需要他们，责任需要他们，没多想，本能反射他们还是往前一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一位医生朋友说起他去武汉一线的选择，“我也是宣誓过的人啊，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今天想要推荐正在持续更新，豆瓣评分达到9.2的九集纪录片《中国医生》。在全国六家大型三甲医院（看到有我钟爱的华西）做了一年的纪实拍摄，没有过度的煽情和神化医生，没有叫他们白衣天使；记录中，他们也是凡人，他们肯钻研、有责任心、有韧劲。
和病人家属一样，他们都是最希望病人战胜疾病的人。
第一集开场，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卒中中心的主任医师朱良付讲起发生在自己身上，至今还有些无法释怀的事仍然有些激动，“那个阿姨说‘我想把你撕成碎片’”。
在治疗阶段本和他关系很好的患者，因为病情恶化不幸去世。但家属认定是朱良付“害死了老爷子”，恶语相向，要把他撕成碎片。
“她们也知道你是一个好大夫，她一边说着这个（把她老爷子害死了），一边还说‘我近来血压高你再给我看看’，但这不耽误她投诉你，理解吗？”
朱良付对着镜头问“你理解吗？”，停顿了几秒以后，没再说话。
每当朱良付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他总会到医院的一个走廊里看看，这里张贴着很多激励引导医生的话。
特鲁多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
朱良付说，医生肯定是百分之两百想救病人的，但是家属不一定理解，失去病人医生的难过不会比家属少。
但作为一个卒中中心的主任医师，更多时候，朱良付的忙碌程度让他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么多。
朱良付曾有一个纪录：一次工作连续做了16台造影手术，从前一天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工作了近三十个小时…
为了让生命危急病人能够最快就医，河南省人民医院开通了心脑血管绿色通道，朱良付任组长。这就意味着只要急诊病人有需要，不管凌晨几点，他都要第一时间冲在前线从死神手里抢过病人。

看到数年如一日随时待命的朱良付，同科室的护士说，“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当医生”，没有生活乐趣，没有质量，家庭根本没办法管。
跟患者家属持续交流说明情况，交代利弊风险，上手术台做手术，普通病房巡房了解情况，重症病房监测危急病人……是朱良付每天工作的日常。
巡房时的朱良付尽量让病房的氛围轻松些，他给特意给一个3岁已经做过4次手术的孩子带去一块巧克力，鼓励他“要像个男子汉”。也会调侃恢复中的老年人，和他说笑，要买条红内裤穿才能像隔壁床一样恢复得快啊！众人都笑。
朱良付有着对这份职业的热爱与敬畏，但也有着自己的怕。怕自己天天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会突然猝死。
但朱良付不敢死，不能死，他说国家培养自己这样一个主任医师需要25年，自己家庭责任和医疗责任也都没尽到。“我现在44，如果我死了，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尽管有着这样的怕，当朱良付回到家抱起自己年幼儿的二女儿时候，依然会问她，“你当个医生行不行？”。
在第一集里和朱良付一样和病魔抢时间的，还有南京鼓楼外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被称为心脏拆弹专家的王东进。
王东进患有很严重的颈椎病和静脉曲张，自己调侃说“快残废了”。但他经常早上进手术室，连做几台，出来时，已是深夜。
所以在他来看，能当心脏外科的医生，身体必须是最好的。
尽管王东进在争分夺秒救人，病人和家属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医院大厅里，经常满地躺着病人家属。这些人，为了省一点钱，舍不得去旅馆，也舍不得吃顿好的…
王东进就想：如果我们能做的多一点，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是不是可以生活得更好点？
《中国医生》里，除了医生视角，也有患者视角。
南京鼓楼整形烧伤科住院医生徐晔，因为帅而被粉丝称为现实版“入江直树”（日剧《一吻定情》的医生男主角），可能会是整个纪录片里面人气最高的医生。
刚从中山大学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博士专业毕业的他，工作两年，他觉得作为医生，最大的无力和遗憾是无法为所有的病人拼尽全力。“我可以做到，但没给我机会”。
因为对于重度烧伤患者和家人，障碍往往不在于医学技术，而在于家里的经济承受能力。
老刘，60岁，因为煤气爆炸，和妻子一同被烧伤。他站得靠前，病情最重，全身皮肤达到了95%烧伤。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不佳，伤势较伤的妻子，被送回了当地医院治疗，儿子和儿媳，把他送来了鼓楼医院整形烧伤科，由徐晔医生负责对他的治疗。
几天住院，换药，急诊处理，因为病情危重，已经花掉了二十几万。按照病情，因为烧伤面积过大，需要植皮，而植皮手术又需要分几次完成，预计费用会近百万。
老刘的耐受力很强，面对全身烧伤，每天接近酷刑的换药，他都能忍耐。换完药，他还会跟徐医生说，“耽误你时间了。”
这样的病人，从医学上来说，及时手术、配合治疗，治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老刘的儿子却有经济上的困难。
在和徐晔医生的几轮沟通中，他很无奈，一方面，救治父母是自己的本分，另一方面，因为父母同时烧伤，积蓄和向亲戚借的钱已经无法再支持医疗费用。
弹尽粮绝，他考虑把父亲转回当地医院，不做植皮手术，做保守治疗。
但一旦转回地方医院，基本上意味着老刘的一线生机也会断掉。徐晔还想再争取一下，他详细跟老刘的儿子和儿媳解释了做植皮手术的重要性。
他看出老刘儿子和儿媳的纠结，但他也坚持告诉患者家属：“创面必须要关闭。否则最常见的细菌也会给他造成很大但是危险。” 徐晔希望，老刘能至少把技术难度高最关键的植皮手术做完。
这样，“他能尽快恢复好。到时候就可以再走得远一些。”
他也去跟医院的大病援助基金会申请，希望能够为老刘争取额外的援助。
但基金会支持的两万援助，以及老刘家人在轻松筹筹到的五万左右捐款，对于老刘所需的治疗费用来说，都太杯水车薪了。
就在这样的一筹莫展中，徐晔突然得到通知，老刘家属办理了出院，已经把他送走了。
等徐晔赶到时，老刘的床位已经空了。而一个月前，徐晔的另外一位重度烧伤病人，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家属放弃了治疗，后来病人就去世了。
这蛮让人沮丧的。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医生看起来冷酷，其实他们是冷静。因为这种情况，他们遇到得太多了，而每一次遇到，他们的极限又被抬高了一分。
医生和疾病之间的障碍，其实不仅仅是医术，更多，也是人心的瓶颈。
文章最开头提到的被砍伤的北京眼科医生陶勇，在几场漫长的手术之后，从ICU清醒之后，口述了一首诗《心中的梦》，他说，即使以后不能再重返手术台了，也想组织一群盲童进行巡演，让他们赚钱养家。
不要在遇到重大灾难之时，才高光这些逆行者。
也不要在重大灾难来临之时，过度神化他们，去宣传“不计酬劳、无计生死”。
这些天，看到在武汉和湖北其他城市抗击新冠疫情的一线，无数超负荷工作的医务工作者，为了节省物资，厚重不透气的防护服穿上去就12个小时不脱下来；而他们也尽量憋着不喝水不吃东西，因为上卫生间，防护服就作废了。
还有压根没有足够防护的医护，就像17年前也没有很好防护条件的、面对SARS的医生们一样，戴着普通的棉布口罩，就直接冲上去了。
因为病人，不能等；病魔，也不会等。

今天还看到财新报道，武汉中南医院医护人员感染40个人，是武汉医院中感染比例较小的，而武汉目前的定点医院，有28家。
这样的中国医生，当然值得世间所有最美最好的称赞。
但在神化他们之前，请先善待他们，让他们得到应有尊重、得到患者理解、得到安全防护、得到物质激励、得到有效支持、得到应有休息。
只要生命还可贵，医生就应当被尊敬；珍惜这些为了责任和病人，不敢死，拼尽全力的中国医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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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猫姐
前媒体人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一个美国求学多年，现居北京
一个北京飘荡多年，现居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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