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有如此丰富的跨境并购经验，引领了许多公司的重大交易，她总是能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最迅速地提供量身定制的法律建议。
      ——《钱伯斯全球法律排名2017》（Chambers Global 2017）
”
律师心语：“尽管文革本身限制了我们很多的教育和想象力，但是读书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境界，让我意识到除了眼前的这些动乱，还有另一个世界。”
嘉宾介绍：符迎曦律师，在文革中长大，高中毕业时值文革结束，同学们被统一分配到工厂、农村，符律师被分配到上海第一百货店纺织品销售部做艺徒。在三年后终于得到组织批准得以参加高考，进入华东政法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毕业后考研，修读法学硕士学位。1986年，经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CLEEC）赛选，获得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院JD奖学金和CLEEC生活费资助，赴美深造，于1989获得了JD学位。毕业后，符律师首先进入Stoel Rives律所西雅图办公室的公司业务组。1995年，受到总部在纽约的Kaye Scholer律所的聘请，赴香港办公室工作，于1998年为该所开辟了上海办公室，并为上海办公室管理合伙人至2015年。符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涵盖跨境并购、战略联盟、知识产权许可交易、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并购。2015年，再次回到美国，来到硅谷办公室。符律师在2010-2017年钱伯斯全球排行榜、2009-2017年钱伯斯亚洲排行榜连续被评为“最顶级律师”。
由于微信限制音频大小，符迎曦律师访谈（下）请见今日推送的第二篇文章《实习职位 | 中伦、锦天城》末尾
我在美国做律师系列访谈 | 第三季
作者：刘晓笑
摄影：周杰帅
壹
从文革到上海第一百货
“
您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文革中度过，接下来又被分配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做艺徒，这对我们大部分九零后的读者来说都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可以给我们谈谈那段经历么？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正值文革结束，我是最后一届被分配的高中生，我哥哥那个时候已经在插队落户了，按照当时“一工一农”的分配政策，我是被分到了上海第一百货做艺徒，我算是幸运的。我高中毕业后，大学重新开放，全国高考开始。工作不久，我知道一辈子像我的师傅那样在第一百货商店，我肯定呆不住。所以我就申请高考。当时非常困难，因为我算是最早要申请上大学的那一批。参加高考是必须经过组织批准和政审的。第一百货纺织品的党支部书记、人事部们就是我的“组织部门”，在他们看来，参加高考就是不安心工作，不服从国家分配，所以都不支持。我当时千方百计的求人，才获得批准参加了高考，离开了第一百货，上了大学。
贰
我要读书，我要出国，我要做律师
“
在那个压制文化、不重视教育的年代，您是怎样突破重重困难，进入华东政法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读书呢？
这中间有很多幸运的因素，当然也有自己的努力。
第一个因素，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其中有两个老师对我影响深远，一个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鲍红老师，另一个是中学四年的班主任张经纬老师，他们在那么乱的时代，兢兢业业，给我的语文以及逻辑思维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个因素，文革期间我偷偷地读了很多书，都是中国和欧洲古典文学，那个时候都算是禁书，但是我们有一个圈子，大家都会轮流看，每个人必须二、三天时间看完。尽管文革本身限制了我们很多的教育和想象力，但是这些书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境界，让我意识到除了眼前的这些动乱，还有另一个世界。
第三个是家庭因素，尽管父母不敢跟我说我的祖父母那一辈都是做什么的，但是我陆陆续续知道，我的祖父是国民党时期的检察官，也是二战时期在国际法庭的检察官，参加起诉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可能这一点点和法律的联系给了我想象力，我觉得我应该读法律，尽管那个年代读法律的人很少。
“
那个年代不仅读书人少，读法律的人更少，即便上大学，大家也都是读工程类的学科，您当时为何选择读法律呢？
但是父母当时对于我选择法律是反对的，他们非常担心文革再来一次，那么我们这样学法律的马上又会变成牛鬼蛇神。但是我非常坚定，好像就是凭着想象力，觉得法律能让我用自己的语言建立一种社会秩序。
“
您不仅读了大学，还读了研究生，当时为何毕业后不直接工作呢？
当时大学毕业时，我们面对的还是国家统一分配。华东政法本科毕业基本都是分配到公检法。我大四时的一个实习经历告诉我我不能直接进入公检法工作。
我大四实习时，正值全国严打，按照现在的观点就是没有任何due process就抓、关、判的。我在公安局做实习生，也有同学在检察院做实习生的。在公安实习时，需要审问嫌疑人，我记得一个可能二十左右男孩有了女朋友，被怀疑和其他女性发生了性行为，结果就被当做“流氓”抓起来了。那时我们晚上回到宿舍，都会谈谈自己白天实习经历的严打案子，挺震撼的；虽然我们都没听说过类似due process的说法，但我感觉法制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说实话，这个实习的经历给我毕业后需要逃避工作带来了动力。当时，逃避统一分配到公检法只有考研究生这一条路，结果还考上了，很幸运。
“
您在1986年，得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院JD奖学金和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生活费资助，来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读取JD学位。但是如何得到这个机会，在选择是否出国的过程中，是否也有过矛盾？
当时这样的机会是稀有的，基本本科英语专业的高材生英语才有可能过，我本科是学法律的，其实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在身边朋友的鼓励下报名参加了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要求和主持的考试和面试，是当时三个JD生之一，唯一的女生。拿到这个机会后我没有任何犹豫，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在读华政读研究生时，华政聘请了一位美国律师给我们上美国法课程，在当时是非常前卫。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是Chris Oechsli，他给我们上商务法、合同法，以案例的方式教我们，还教我们如何写Memo，如何写brief，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美国法律，立即能感到和中国法律的思路非常不一样，开阔了我们的思路。而且Chris不仅给我们给我们传授了美国法律，让我们震撼的还有他和他太太的敬业精神，他太太是教我们英文的。
现在的年轻人面对是否来美国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考虑，但是我那个时候感觉在中国想学的已经都学得差不多了，接触了Chris Oechsli夫妇，看了一些有限的英美法书籍，觉得要学新的东西就要去美国就学。后来还参加了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在北大举办的美中法律交流中心，给我们讲课的教授包括哥大法学院的合同法教授Allan Farnsworth、哥大美国行政程序法鼻祖Walter Gellhorn教授、 斯坦福法学院的宪法教授Gerald Gunther、耶鲁大学法学院民诉及律师职业道德教授Geoffrey Harzard，等等， 真是大开眼界。 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们都是美国最著名的法学教授。
叁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接受Morgan Chu的邀请
“
您在圣路易斯华盛顿法学法学院第一年暑期实习是在洛杉矶的Irell & Manella LLP律所，第二年是在西雅图的Stoel Rives LLP律所。在华盛顿读JD期间是您第一次接触美国，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又有什么有意思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分享么？）
我在1986年进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我们那一届一共200多个学生，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上一届没有中国学生，下一届好像有一个中国人，基本上都是白人，好像有一个非洲裔的，有一个印度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刚到法学院，前几个月其实听不太懂课堂讨论，只能靠自己看案例书，自己总结。课堂讨论环节我是基本上参与不进去的。不过我一节课都没有落下，我想一定要让自己从听不懂到听得懂。能听懂我就尽量举手发言，有的教授可能想照顾我，怕我答不好，就不会叫我。有一些教授也会叫我，我就尽量发言。到第一个学期感恩节左右，大概脑神经元经过几个月的英语激烈碰撞，突然通了，都听得懂，整个法学院的经历也好了很多。
第一年法学院结束以后，我得到一个Irell Manella summer associate 的机会，第一次进到律师事务所，跟那么多优秀的律师在一起工作，又是一个大开眼界的经历。
现在回过头来想，自己那个时候对于美国法律、律师行业、美国社会非常不了解，非常green的状态，另一方面有非常想要了解美国社会、因为我是最早一批到美国读JD的，有一种非常有使命感的心理。这两方面同时在对我发生作用。
有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当时我很天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big law 也不知道summer associate是什么意思。当时拿到Irell & Manella LLP的实习机会，他们给我一份通知书，上面写的是一个星期的工资是900美金，我看半天，就想是不是写错了，一个月900美金还差不多吧。我就给他们打电话，问是不是写错了， 需要纠正一下，他们说没错，就是一个星期900美金。
在这家律师事务所还有一个Morgan Chu律师，他在Irell Manella倍受尊敬，大家都说他很厉害的，一个小时的工资是400美金，but he worth every penny of it。记得Morgan Chu还到我办公室提议说have a lunch，但是我即不懂要怎么跟partner相处，怎么找mentor，也不知道Morgan Chu的名望，过也整个Summer也没跟进Morgan Chu。
我那个时候绝对比现在的学生们要青涩多了，不过我的内心还是很有使命感。当时中国学生都比较穷，来美国都会打工给家里寄钱，所以学校里对中国学生有一种偏见，觉得中国学生来这里不是为了上学，而是为了打工挣钱的。我当时就告诉自己我不能打工，我要专心学业，一定要拿个好成绩。学校里中国学生少，我一个人可能就被视为代表了中国学生，所以我学习、工作、甚至社交都要拿一个好的表现。
肆
回到上海，我的故乡
“
在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之后，1995年，您收到了Kaye Scholer律所的聘请，赴香港办公室工作，那时候您已经在美国发展了10年时间，突然要回国工作，您的心中是否也有一些犹豫？
我开始心中是有一些犹豫，那时我在美国已经10年，觉得是家了， 西雅图又是好山好水的。另一方面我在1992年曾经回国一次，那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前，国内气氛还是比较沉重，我担心这会不会给我的事业发展有障碍。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我在美国已经十年了，做associate也已经七年了，看看在所里做了二、三十年的合伙人，我心里还是有一些再闯荡一下的burning desire，想要改变的话，可能回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
回国之后，您的业务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1998年您就为Kaye Scholer开辟了上海办公室，目前是在上海的中信广场，在开辟上海办公室的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挑战？再次回自己的故乡，您有何感想？
我真的是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中信泰富广场那个楼距离我小时候长大弄堂只有两个blocks，回去感觉特别亲切熟悉。
那个时候挑战很大，因为从来没有自己开过办公室，只有一个从香港来的助手，其他都要从头开始。招人、做业务、发展客户、扩大办公室、培养年轻律师， 等等，都是一边干一边学。
伍
美国，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
2015年，您在回到中国18年之后又来到美国，再次来到这片土地，您有何感想？对接下来的工作又和展望？
我在香港工作了2年，在上海16年，2015年又搬回加州，回来开始还是有一段时间需要适应，不少时间在上海和加州两边跑 。现在我们上海办公室团队和客户稳定发展，Arnord Porter和Kaye scholer今年一月合并后两个律所之间的优势互补。我有十几年在中国做律师的经历，现在站在一个新的平台，以一个新的高度看待很多问题，协调发展事务所中国美国两边的与中国有关的业务，更好地帮助中国客户到美国发展、美国客户在中国的业务。
陆
钱伯斯最顶尖律师
“
你现在主要业务内容是什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您印象最深的一段工作经历么？
我主要从事跨境并购、战略联盟、知识产权许可交易、中国公司海外投资。
在上海的16年，上海办公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看到客户在中国的发展，都是非常兴奋、令人有成就感的。看到我和我的团队做的成功项目， 如上海的外滩源，中国首家柏悦酒店及公寓，中国医药企业许可引入新药，银轮并购，等，非常高兴。看到不少进入我们上海办公室时和我当初一样从中国法学院毕业优秀而青涩的同事几年后上了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成为合伙人，公司法务， 我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对社会还是有一些贡献吧。
柒
我做律师近三十年
“
一路走来，您总是走着一条不寻常的路。在大家都不重视教育的时候，您读了本科、研究生，还赴美留学读博士，在大家都往美国跑的时候，您又另辟蹊径回到中国执业。您的一生充满太多不被理解与不可思议。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在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作出坚定地抉择？
几十年下来，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平衡，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坚持，什么时候要调整方向。既不能急于求成，太有功利性，又要随时洞察时代行业的变迁。比如我如果在bid law一开始做associate时最迷茫的时候就放弃的话，就不会明白这个行业的规律。如果我在美国呆了十年之后没有回国，一直就在美国呆下来，可能也不会有后面的成就的感受，所以，关键时候还是要愿意take risks。我想这两方面的平衡应该说是最难的。、
第二点也是我一直提到的，要有使命感，有比自己更重要的purposes. 早年来美国时，上法学院JD的、在Big Law工作的中国人非常少。 我的言行产生的影响就可能不只是局限于我了。回国后，客户特别需要我们，年轻的律师们是我们左右手，他们的成长我有责任。这些都是purposes。
第三点不直接是事业发展，可能有点鸡汤，那就是感恩的心里，我们得pay it forward.  我前面从我小学老师一直讲到美国最著名的法学教授，我一路走来，帮忙的能人真不少。They keep me going and I shall pay it forwar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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