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不回家过年,
其实,我是松了口气的。
但随着国内疫情爆发,心里又多了份担忧和牵挂。
成家立业,漂洋过海,思乡之情犹然
但对于过年,我已经没有盼头了。
想来,自从过了而立,
我的年,似乎只存在于记忆里了。

宴席
去年初一,一家老小,聚在姑姑家。
姐夫特意从酒楼预定的宴席,铺了一大桌。
我却兴味索然。

默默抽身,站在厨房看窗外漫天的烟火发呆。
身后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并没有人注意我的离席。
忽然,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膀,是我妈。
“回来之后就不怎么爱说话,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是啊,很累。”我在心里回应着,嘴上却说:
“妈,过年还是要吃糖醋鲤鱼啊……”
2000千禧年,我十五。
腊月二十八,睡到快中午。
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看见我妈坐在餐桌前,一边小声嘟囔着,一边用笔在纸上划拉。
我知道,她在写除夕年夜饭的菜单,那是惯例。
“哦,你的糖醋鲤鱼改成清蒸了啊。”我妈头也没抬。
“为什么啊,每年都是糖醋鲤鱼的啊!”我一下子就急了。
“已经有了炸丸子炸鱼,糖醋也要炸。清蒸挺好,换换口味。”
“不!我不要清蒸,就要糖醋!”我吼出来,带着哭腔。
为了一条鲤鱼是该“糖醋”还是该“清蒸”,我和我妈吵了一下午。
结果,我妈被我气哭,我道歉赔不是。
除夕年夜饭,我照例吃到了糖醋鱼,但不是鲤鱼,是黄鱼。
我大口朵颐,偷偷瞟了一眼我妈:“咱俩这算平手吧?”
她使劲白了我一眼,夹起香脆的鱼头,放进我的碗里。


腊月二十九,我在满屋飘香中醒来。
脸没顾得上洗就赖在灶台前,寸步不离。
眼瞅着我妈把炸鱼、炸丸子、炸麻花从锅里捞出来,放进晾盆。
我猴急地抓起一个,鼓着腮帮子猛吹几口,就往嘴里塞。
那个香味啊!在记忆里百转千回,再难抹去。
腊月三十,我没有手机,也没有ipad。
从早到晚,我老老实实黏着我妈,看着年夜饭像变戏法一样,
从她的一双巧手里,翻着花样,摆出丰盛的一桌。
我如今还算拿得出手的厨艺,大概就启蒙于那些仅存的关于年夜饭的记忆。
后来,我越长大,我妈的年夜饭就变得越简单。
她说平时吃的就像过年,年夜饭何必再大操大办。
再后来,我的糖醋鲤鱼变成了红焖“各种”鱼。
她说鲤鱼都被打了药,吃不得。
我和我妈再没有因为鱼是“糖醋”还是“清蒸”吵过架。
我想,我妈许是折腾不动,也吵不动了。
现在,我家的年夜饭,就是家常便饭。
仪式
姐夫的手机响了,
热闹的饭桌一下子安静下来。
大家像是被什么唤醒了似的,不约而同地拿起了手机,
小孩儿们也坐不住了,吵着要玩游戏。
一桌精致的宴席瞬间就被冷落了,
虚拟和真实的世界只隔着一层小小的屏幕而已,
我们有多想逃离这个真实的世界,
与虚拟的世界划清界限,就有多难。

我们在一起,彼此的心那么近,又那么远。
此时,只有我的手机还孤独地躺在饭桌上,
与之相隔几步的距离,
意外地,使我成为当下唯一那个可以抽离的人……

1998年,我十三。
初一一大早,我就被鞭炮和敲门声叫醒了。
那时候没有微信可以群发祝福,拜年还基本靠嘴和腿。
我觉得整栋楼的邻居,平日熟络或不熟络的,都在排着队敲我家的门。
我妈把我从被窝里拎起来,杵在门口迎客,还要接听电话。
当年那些拜年嗑儿和吉祥话儿,我顺口就能溜出一长串儿来。
我妈在厨房哼着歌煮饺子,
我听出来那是春晚那英王菲合唱的《相约98》。
那时候,除夕夜我陪着爸妈守着电视看春晚,
一直陪到《难忘今宵》的曲子响起。
那时候的春晚,还是一台春晚。
歌舞还是歌舞,魔术还是魔术,还有能包办整年段子的本山大叔。
没有要追的流量爱豆,没有要抢的红包,也没有几分钟不刷就手痒的热搜。
那时候的春晚,像是年夜饭里的一道热呼呼的菜,
不稀奇,但味道好,吃着舒服。
如今,菜是越来越讲究了,却对不上胃口。
直到彻底凉了,就再也不想吃了。
初二,去姥姥家。
终于穿上自己花心思为过年置办的新衣。
嘴上不说,但小姊妹们过年暗戳戳地“较量”已经心照不宣。
有一天,邻居小姐姐穿了一条黑色皮裤,看得我眼睛发亮。
我妈就去裁缝铺给我做了一条红色的,说过年就要穿得喜气。
我还烫了发卷,抹了口红,把自己捯饬成了人堆里最亮眼的一抹“中国红”。

后来,当年留下的照片,和那条被嫌弃的“土洋土洋”红皮裤,统统被我压进了箱子底。
现在,我几乎想不起要为过年准备一件新衣。
毕竟,再多的用心也抵不过满身玲琅耀目的LOGO了。
虽然也还会被赞赏会穿衣,有品味,
我却真的想说:11岁那年的我,才是真的摩登。
那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仪式感”。
只记得我妈说,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一个一个照着做就是“过年”了。
过了腊八,她就开始张罗起来——
办年货,扫尘、贴年画、年夜饭、守岁、祭祖……

工作以后,我都是到了年根底下才赶回家,又匆匆离开。
那些过年的“仪式”,很少再参与了。
有两年,我没回家过年。

我妈说,他们现在是“空巢”老人,过年也一切从简。
其实,我特别想念和我爸用大米糊贴年画;
我妈在祭祖时虔诚的模样,也曾让我看得入神。
可惜,这些珍惜的一帧帧画面,也只能去泛黄的记忆里翻找。
现在,我们可以拿着手机随时随地拍,但能留存在记忆里的,却又太少了。

团聚
爷爷奶奶去世以后,最年长的姑姑是家里掌事儿的人。
眼见饭桌沉寂下来,她清了清嗓子,试图将一家子“低头族”拽回来。
姑姑的目光扫了一圈,最后锁定在几个叽叽喳喳的孩子身上。
我眼疾手快地从皮包里掏出ipad塞到儿子手里,示意他和弟弟妹妹去客厅玩。
所幸,避免了又一场“才艺汇报演出”。
可没想到,一直做丁克的大表妹却取而代之,成了众矢之的。
这些年,这样的场景似乎在过年的聚会上重复上演着……

1996年,我十一。
初一,我和兄弟姊妹们相聚在奶奶家。
那时候,大表妹还没去省医院当医生,
她爱看书,戴着近视镜,头发从没长过耳朵;
那时候,小表妹还不是金牌销售,也不是俩娃的妈,
她最爱漂亮,兜里总揣着梳子,整天嚷着要去当演员;
那时候,表姐还没有远嫁南方,
她是学霸,也是个话痨,总是咯咯咯笑个不停;
那时候,表哥还在,多么希望他从未遭遇那场致命的车祸,
他是那样温暖又快活,一过年就领着我们到处撒野捣蛋,闯了祸他就一个人担着。

那时候,我们见面就掐,分别时又哭的稀里哗啦。
那时候,我们总说想快点长大,可以尽情挥霍不必“充公”的压岁钱。
如今,我们都成家立业,活成了自己的样子,却各奔东西,甚至阴阳两隔。
过年,似乎成为我们唯一团聚的机会,却又总是有口难言,逐渐习惯了用相视一笑来填补尴尬和疏离。
是啊,此去经年,我们彼此错过了太多,太多,
聊以慰藉的,恐怕只有微信群里一个个被打开的红包。
四 记忆
记忆一年一年的走远,新的年还将到来。
而我向往的年,还是记忆中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中国人过年,过得从来都是难以言说,又从不曾割舍的真心和情分。
在这个灾难骤临的年关里,
不管是在隔离区,还是冲锋在一线;不管是在疫区,还是在大洋彼岸,

我们的心可以彼此靠近,再靠近……
那些“年”,我们在一起,说好要相顾余生,
相信,我们一直在努力。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