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00125
今天大年初一。昨晚年三十,外地医疗外援力量奔赴武汉,应对新肺炎疫情(笔者从后面开始将该病毒称为2019-nCoV),引发网络上无数的致敬。事态发展十分迅速。朋友圈95%以上是关于本次疫情,到处散布着恐慌情绪。中央政府强力出手,启动封城模式,人们对于SARS的记忆及对传染病的有限知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传播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都使得气氛空前紧张。
笔者相信在武汉/湖北之外很多人的看法是,虽然并不认为目前2019-nCoV的致病性一定就比SARS严重,但有各种理由感到恐惧:
1)据说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比SARS更强,这是让经历过SARS的人也担心的;
2)对这个病毒引发疾病的严重性并不了解,但结合种种迹象,比较倾向于认为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
3)认为病毒是变化发展的,可能继续变异发展,成为更为严重的病毒,甚至认为官方可能掌握一些民众不掌握的情况;
4)有大量湖北人/武汉人(可能在数百万之众)在封城之前就离开了疫区,成为潜在的传播者,其影响未可知;
5)非常担心春节假期结束后,疫病可能集中爆发。对所有龟缩在家暂时安全的人来说,假期之后的复学复工才是他们的焦虑点;
6)中央政府出手干预,说明湖北地方问题可能已经非常严重,采取封城这种SARS都没有采取过的极端手段更侧面说明事态之严重。
还有很多人会对未来的经济和生计产生担忧。
这个情况下,各种真真假假消息集中爆发。大量人口在这个春节龟缩在家,主要的消遣变成在朋友圈和群组中阅读和传播消息。
尽管现在还为时很早,譬如说,2019-nCoV远远没有被控制住,还在发酵;颇有可能发生在春运之后的疫病爆发期尚未到来;病毒的变异发展、最终染病人数及死亡人数等等都还是未知数。但截至目前,事态的发展已经呈现一些特征。只有数个月以后疫病消退了,人们才能回过头来回顾看待这一发生在2020年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件。
笔者愿意在这个尚算比较早的时点,提供一些不同的分析与视角,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看看,面对2020年2019-nCoV疫情的中国社会是怎么样的。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个特征。
1、非常缺乏医疗认识
2、活在SARS的集体记忆及阴影下
3、对政府的不信任仍然普遍存在
具体展开。
1、 中国普罗大众总体医学知识水平是比较差的。
(笔者不是医疗行业的,也不研究公共卫生,只作为一个有一点基础医疗常识的普通市民发表个人看法。有一些涉及专业的表达可能不够专业,在此先表示歉意)
1) 对呼吸道传染病是比较无知的
假设把广义上的呼吸道类传染病按从轻到严重(传播性、严重等)的程度看,可以放到一个1到10的区间或光谱,那么中国大部民众的认识处于两级,就是1或10。
“1”,就是普通感冒(common cold);
“10”,就是SARS(”非典”/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认知基本两级。
一些多发在婴幼儿童身上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如麻疹、水痘、风疹已有普遍疫苗接种,不在讨论列。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最常见且严重的呼吸道传染是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influenza)。这是一种传播性、伤害性非常强的病毒感冒。
流感是历史上造成最大人口伤害的流行病之一。
例如:
1918年的 “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H1N1病毒,“甲流”的一种),导致全球2,000至1亿人死亡,(致死率2%)
1957-1958年的“亚洲流感”(Asian Flu,H2N2病毒,“甲流”的一种)最早爆发于贵州,导致全球100~150万人死亡(致死率0.13%),其中美国死亡69,800人。
1968-1969年的“香港流感”(Hong Kong Flu,H3N2病毒,“甲流”的一种)导致全球约100万人死亡(致死率0.1%),其中美国死亡33,800人;
2009-2019年流感(2009 Flu Pandemic , H1N1,“甲流”的一种),导致全球约151,000至579,000人死亡,其中美国死亡12,000人。
流感季节性发生,多发于高危人群(6~59个月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群体),往往和一些既有疾病相互作用,并发症致死。每年美国有3~4万人因流感死亡。
美国国家疾控中心非常重视流感,常年普及流感知识并推广流感疫苗。根据美国国家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6个月到17岁未成年人流感疫苗接种率为50.4%,18~49岁人群为34.2%,50~64岁人群46.8%,65岁以上人群68.77%。
https://www.cdc.gov/nchs/fastats/flu.htm
中国目前全民疫苗接种率却仅为2%左右,不及美国二十分之一。一线城市方面,据广州卫计委公众号2017年的消息,该市学生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率不足1%。(http://china.caixin.com/2018-01-10/101195957.html)
实际上有学者认为,中国流感死亡率每年大概有8.8万人死于流感(其中80%以上为老人),由于统计口径及技术原因,使得官方数据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这个结果就是使得人们对流感认识极度不足。
《中国公共卫生》2013年发表的《流感大流行期居民流感疫苗接种及影响因素》调查显示,在未接种普通季节性流感疫苗的人中,62.22%认为没必要接种疫苗。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GW201307010.htm
2018年2月,一篇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短暂引发了人们对流感的重视。但很快就忘却。它更像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持久存在、需要长期面对的公共健康问题。
笔者以为,之所以认为流感不重要,有几个原因。
a) 社会上极度缺乏对流感作为严重呼吸道传染病的知识普及;
b) “流行性感冒”这个中文称法具有极大迷惑性和误导性,使人们认为它就是普通感冒中的一种,可能只是稍微厉害一点,而不是在传染性及严重性上维度提升。相比之下,将其称为病毒(HxNx)的震慑效果往往会强一些。
人们对流感缺乏意识,也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结果。
a) 对除了普通感冒以外的呼吸道传染病不了解,认为更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距离我们很远。笔者确实不了解公共卫生体系做了哪些预防措施,但认为从公众的角度而言,对这类传染病的认识和准备状态是非常不足的;
b) 人们对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普遍缺乏意识。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除了疫苗外,实际上最重要的防护办法就是勤洗手(也要洗脸)、回家换衣服、注重个人卫生等。这些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生活习惯应该完全“内化”,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只有在出现非典时才启用;
c) 公共政策决策者都没有将流感防控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那么有可能在心理上、认知上也对疾病防控也处于缺乏准备的状态。这个不仅指卫生部门官员,也指整个官僚/治理体系——他们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相对而言,从上到下,无论是高级官员,到普罗大众,更加熟悉的可能属于最严重的、属于烈性传染病的10——SARS。这是中国社会唯一有集体记忆、集体体验、公共意识的烈性呼吸道传染病。
只有认为出现了SARS,才能“启动”防护状态。对于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可能也是“启动SARS模式”。
目前从各种迹象看来,2019-nCoV是一个严重的呼吸道病毒,但从伤害性、死亡率看来应该弱于SARS,更弱于MERS,但又强于flu。它是可以在上述1至10的光谱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的。笔者并不是在淡化2019-nCoV的严重性,而是说,如果这个光谱在我们的认知里存在,公众能够形成分级的认识,则可能让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的看待这项传染病,既不掉以轻心,也不过度恐慌。
但我们民众可能只知道普通感冒或SARS,只能切换成SARS模式来应对,防护可能是有力的,但毫无疑问也会造成恐慌,也会付出额外的代价。
2) 对呼吸道传染病的病原体及其治疗方法是比较无知的
大部分普通人对常见呼吸道传染病的病原体(即病毒、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等的差别)是非常无知的。笔者本人自己也是在小朋友生了病后,要普及儿科知识,才了解到这些医学常识(补充一句,笔者也是为了防止小朋友被传染,才去打的流感疫苗,此前一样无知,尽管自2011年以来笔者先后得过两次流感)。
所以,大部分普通人并不了解一些基本原理,如病毒性感冒和细菌性感冒存在区别。不知道抗生素只有对细菌(和衣原体等)才有效。不了解针对病毒性感冒只能用药物辅助治疗症状(例如退热),但不能“治本”,最终还得靠自愈。对采取隔离形式下自愈就更理解和接受了。
笔者虽非医生,但也可以大致理解实际的诊治过程的复杂性和医生所要面临大量不确定性,以及医生对巨大恐慌之下患者及家属解释病理和治疗方式的巨大难度。
医生要在各种选择和矛盾中找到一个平衡点。现在本来就是流感多发季节,很多人可能是普通感冒和流感患者,怀疑自己是2019-nCoV,扎堆求诊,那怎么办?如何在最短时间内确诊其是否是2019-nCoV?如何避免最直接的风险即不同类型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传染,本来得了普通感冒,到医院求诊结果反而传染了新型肺炎?更为头疼不仅仅是如何分配有限、紧缺的医疗资源,而是如何对医疗认知水平不高且进入恐慌状态的民众提供医疗支持,帮助他们理解病理及治疗方式,期待后者能够理解并接受。医患关系本来就非常紧张,再加上医疗资源在集中挤压下变得更为稀缺,病人情绪又极为紧张,对一切充满不信任和怀疑,医护人员已经在一线紧绷打仗,还要面临自身(及家人)被感染的威胁。这种集体作用有可能会导致某种集体的精神崩溃。
3) 在未知疾病的威胁和恐慌下,进一步扎堆大医院
本来自身医疗知识有限,又不太相信社区医院。面临这样一个未知的新型病毒,更是恐慌,会集结在知名大型医院,认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这就使得所有有感冒发烧症状的人会扎堆涌向大医院,不但增加医疗资源紧缺的问题、增大医生压力,增加医患冲突的风险,还会增加交叉感染的概率。
2、 中国社会生活在SARS的集体记忆及阴影下
人们在理解一件事件时,往往会求助某些过去的经历。
如前所述,中国对呼吸道传染病的认知是比较少的,可参考的往例就是SARS。无论是中央和地方决策者、媒体及舆论、一般民众,都不可避免的会结合SARS来理解这次事件。
本博在2019年下半年一直在评论香港事件,其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香港因为教育、自我灌输和强化,使得他们对中国内地的认知被定格在1980年代末,始终按照1980年代末的事件发展轨迹去理解香港运动,认为运动很有可能会遭到北京直接干预。但实际上他们错了。回过头来看,只是历史限定了他们的认知。
武汉新型肺炎事件也一样。各方各面的人,尽管以不同的身份、职务、角色参与这次事件,但他们也都是普通人,也都会潜意识地按照SARS来理解这个事件。
首先,对于SARS有一个大的故事逻辑:
第一阶段——地方政府出于各种主观客观原因瞒报;媒体也被限制进一步报道,因此社会无法客观了解疫情
第二阶段——地方问题扩散到全国,但在初期,中央政府(如卫生部等相关部门及相关官员)因为各种主观客观原因也参与了瞒报,系统性对外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媒体仍然无法全面客观报道
第三阶段——问题升级至无法掩盖,更高领导人不得不介入,对事件重新定性定调,拨乱反正,改换不同的方式应对。但这个时候,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社会已经付出代价
第四阶段——在正确的路线下,疫情终于得到控制
(实际上SARS是神秘“热死”的)。
另外这个四个阶段还有时间性:它是通过半年多完成的。疫情在第一阶段扩散,这时是2003年春节(2月1日),到转折点的第三阶段已经是4月下旬。
1) 中央政府的角度:其一是绝对不能让SARS重演,其二一定要跳出这个阶段发展逻辑。决策者肯定相信疫情不仅仅关乎全国人民的健康福祉,还会涉及中国体制与治国模式,会载入历史,是要能经受历史检验的。必须从一开始就确定正确的、坚定的路线,以最小的代价、以最短的时间直接进入第四阶段。
2) 地方政府的角度:从地方角度而言,SARS经验也非常重要。SARS事件第一第二阶段执行不力的官员(例如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等)的结局民众都非常清楚,在体制内一路干上来的官员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而且,今天是2020年,十九届中央委员已经开了四次全会。今天的中国政府已在确立治国理念,和2003年是完全不同的。地方政府大员对历史和现状应该是有清楚意识的,知道中央政府在心态上也处于直奔第四阶段。笔者认为,目前首先还是关注防控疫情,几个月后,等这个事件过去了,可以再去客观还原武汉及湖北政府的决策、应对存在着哪些问题。是否有人应该对此负责任并付出代价。
3) 媒体的角度:媒体认为只有跳到第四阶段,自己有了充分报道的自由,才能帮助疫情防控。如前所述,经历了SARS的中央政府也相信这一点。这次事件里,中央领导人很早就定调,从官方到非官方到自媒体各路神仙火力全开进行报道。并且这次事件属于公共卫生领域,对各方媒体相对来说比较熟悉、“舒适”、“安全”的领域,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稀缺”的热点事件,都在通过竞争性报道获取关注度/流量,同时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影响事件的发展。媒体的问题是:处于本能的怀疑和不信任,总会认为自己有可能并不在第四阶段,而可能仍然处于第一、二阶段。后续如果采访报道遇到任何限制,他们都会按照这个方向去理解。
4) 内地民众角度:SARS对民众是有创伤记忆的。他们是最相信上述故事发展逻辑的团体(腐败的地方政府一手遮天;英明公正的最高领导人被蒙蔽真相,直到社会付出代价后,上面才出手干预)。这套叙事非常符合中国民众对公共治理和政策问题的看法。他们可能这个叙事能够说明大部分公共问题的发展逻辑。从这几天的发展看来,网上有大量对地方政府的批评。这折射了人们对地方政府治理长期积累的高度不信任。因此,笔者以为,民众角度可能怀疑目前还处于第一第二阶段(尤其是结合2003年SARS的时间点因素,即疫情爆发是春节后),只是尚不能准确判断。而现在中央表态、封城等举措,不代表似乎中央直接进入第四阶段,而是说明现在是第三阶段,说明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反而会加大恐慌。
5) 港台民众角度:香港和台湾有巨大的反中恐中基本盘,也非常害怕疫病流入,尤其是被SARS肆虐的香港。他们被定格在当年,100%相信这个叙事。他们会认为目前的发展必定还处于第一第二阶段。但不排除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如果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则疫情一定已经极为严重。他们自己确实担心病毒,生活在恐惧中,但他们与内地民众的区别在于,反中者会从政治上去渲染这个事情,以达到反中脱中的政治目的。实际上,香港反中群体从12月初中旬就开始大量炒作武汉肺炎。武汉肺炎是连登的热点问题。
从各方各面看来,人们对2019-nCov引发的武汉新肺炎的发展,一定会被SARS事件所深深限定。
3、 对政府的不信任仍然普遍存在
这些天以来,网上有大量针对武汉地方政府的批评,这折射的是人们对地方政府治理长期积累的不信任。
2019年10月国庆,朋友圈满满的正能量。短短几个月,一个武汉新肺炎,就被负能量包围。朋友圈上充斥对政府的批评和不信任。笔者以为,这说明:
1) 民众是非常爱国的,接受目前体制代表中华民族、中国,这都没有任何问题;
2) 民众从大的、宏观的、抽象的方面接受中国制度与模式;
3) 但并不代表民众从微观、具体方面对中国制度和模式感到理解和信服,也不代表民众对政府治理(特别是关乎老百姓生活的地方治理)都感到满意;
4) 实际上民众是隐藏着很多不信任和不满的。一旦出现公共危机,政治不满就会集中呈现。
十九届四中全会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表述距离大众非常非常之远,一般人无法理解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有通过具体的公共政策和事件来感知,通过切身体会,知道这是2020年的新时代中国,还是说仍然停留在2003年。
但目前爱国、拥护中央的基本盘十分强大。民众表达对地方政府的不满,主要也还是在公共卫生、公共政策等治理和技术领域,是非政治的。
但港台及海外的反中脱中势力就不一样了。他们会竭尽全力把这个事件政治化、妖魔化中国制度及内地人。在对疫病恐惧之下,他们希望的是关闭关口,暂停大陆人流入,然后抱着巨大的恶意,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死亡,经济衰退甚至崩溃,直至政府倒台。
基于前述原因,笔者不认为这种反中政治有可能输入到内地普通民众(公知和灯塔族不算),但仍然认为武汉新肺炎疫情的处理会是2020年的第一个大考。
小结:
在2019-nCoV引发的武汉疫情爆发之下,政府、媒体、民众面临的基本盘是这样的:
1、 非常缺乏医疗认识;
2、活在SARS的集体记忆及阴影下
3、对政府的不信任仍然普遍存在
本文先写到这里,后面笔者会介绍在这个基本盘下,政府举措的两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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