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传播，几天之内，就彻底颠覆了鼠年的春节气氛。也让我们再度深切地体会到，苦难与危机从来不会择时择地。
往年的大年初一，中国人总有烧头柱香的仪式，但今年鉴于病毒传播的风险，各宗教场所陆续宣布取消法会活动甚至暂时关闭寺庙。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春节”似乎总是拥有令苦难暂时止息的魔力，我们会努力地构建一个梦幻般的“春节乌托邦”，就如同宫崎骏在《千与千寻》中所描绘的那个美妙的神灵世界，人类进入其中，立刻就被见到的美好事物所吸引，尽情地放纵，却看不到那背后迫在眉睫的危机。
短暂的春节假期，或许就像是年复一年的“春节游乐园"，那是中国家庭借助短暂的团聚所营造出来的幸福想象。我们纵情的娱乐，讲说着、聆听着各种吉祥的话语，从某个程度而言，那大概是中国人生命寄托意义与价值的最后庇护所。
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中国人对于家庭关系如此的重视，而且并没有因为这百年来的社会转型而瓦解，相反却随着经济的起飞，以个人利益本位为导向的市场观念再度激发起国人对于家庭关系的依恋，家庭亲情也再度成为普通中国人的“无意识信仰”。
寻求认同与亲情的抚慰，是中国人在这一波经济大潮之后的精神自救，就如同充斥在各处的广场舞一样，那是年长一辈重新构建社会生活的努力，而我们最为看重的的“家庭”，却在高速变化的社会中充满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脆弱的社会保障与救济背景下，”家“更像是浮沙上的避难所，如梦如幻，漂泊无根。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养老、疾病，所有与家庭密切相关的议题，都轻易地成为中国人敏感的痛处。财富越是快速地积累，我们就会越发渴望家庭的安稳与幸福；需要看清的是，每到春节来临时媒体上铺天盖地播放着各种对于家庭、社会幸福生活的描绘与歌颂，其实遮掩不住真实的人生其实充满着悲欢离合与各种苦难。
可以想见，春节团圆的那份如梦幻般的安乐感，消除不了现实的残酷。也正因此，春节也自然成为百姓祈福的重要时节，要么忙着通过电话或社交媒体殷勤地送出各种祝福与祈愿，稍有宗教情感的人，则会前往供奉神佛的寺庙道观去作虔诚的礼拜，期待冥冥不可见的护佑。
这样的祈福情景，恢复不过才短短近四十年而已。
1982年宗教政策落实，消失的各种宗教空间又慢慢地回归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但是此时的寺庙、道观，多只有年岁较长的信众而已，烧香祈福仍然是非常“小众”与“老龄化”的的宗教行为。但是随着宗教场所的恢复，经济的迅猛发展，进入千禧年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无论是在寺庙中亲眼所见的情形，还是阅读到的相关新闻报道，都可以感受到，进入寺庙、道观烧香祈福的人群在迅速增加，更为明显的是，这当中除了传统祈福的人群外，还不乏年轻人参与其中。
在经济发展四十年之后，我们不仅享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却也同时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祈福热情。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无论是否具备宗教信仰，在春节时分大概都会随着人潮进入佛寺、道观，甚至奔跑着抢一柱头香，手持香烛虔诚礼拜，向神佛、菩萨诉说自己的美好愿望。
人类的”祈福“动机，从一开始其实与祭祀相关。因为感受到世间的不可掌控，所以对于人事的运行就会产生各式的理解。在多数的文明中，大多会将问题的解决指向神灵等超越性的世界，所以才会以祭祀来达到攘灾避祸的目的，例如印度婆罗门的《吠陀》祭祀，中国的龟甲卜筮，都是各自文明中最初的祈福观念与实践。
不过今天的民间祈福，已与早期祭祀的意涵相距远矣，更多是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历史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某种民俗。其最为常见的形式，就是手持香烛在寺庙、道观中作揖祈愿，然后将其供奉于香炉烛台之上。对于一般的百姓而言，寺庙、道观不过是一合法烧香的处所，因此在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中，还专门列有一类简易的场所，名为“烧香点”。
我们或许不必苛求每年春节汹涌的烧香祈福人流，那是一般人对不可知的人生所产生的一种发自本能的期许，是对生命幸福的质朴追求。普通人其实无暇思考，端坐在高台上的佛祖、菩萨以及各种各样的神灵，究竟要用什么样的理论去解释。他们的至诚祈愿，可能来自于对于压倒人生幸福的“那根不确定的稻草”的一份直接的敬畏，所以希望通过祈福去试图弥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那一块认知拼图。那背后其实蕴藏着我们对于人生苦难的深切体验，因为只有当幸福是稀缺与不确定的时候，“祈福”才会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那是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承认，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灼，从而试图将这份内心的忐忑托付给神灵、菩萨，以求获得某种许诺与担保。
当然，有人会批评说，许多人进入寺庙、道观祈福，不过是满足自己那永无餍足的贪欲而已，以为借助几根香烛就可以换取神灵的护佑。这种批评固然有理，但是却似乎太快速地占据了某种道德高位。
其实，“祈福”更像是一场社会心理的自我疏解。今天竞争性的社会氛围，对于财富的无休止追逐，使得我们虽然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是也同时打开了内心中相互攀比与追逐欲望的潘多拉盒。我们不是尝试学习“知足常乐”，反倒是借助财富、地位与名位来获得内心的满足，因而才会越努力，越焦虑。因为我们的攀比可以无休止的拓展，只要心存压倒他人的想法，就会生活在永远不能如愿的焦灼之中。
走入寺庙，以香火钱去换取神灵对于个人欲望的加持，背后不过是另外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渴求，看上去春风得意，内心却是备受煎熬。
在今日前往寺庙的祈福人潮中，无论贫富贵贱，我们的祈愿都可能更多关注在一己欲望的满足，也就是对个人世福的祈求方面。这些来往于寺庙的人群，可能并不了解，他们所跪拜的佛陀，当初不过是生长在迦毗罗卫城的悉达多太子，而他被供奉于高台之上，并不是他化身为某个神通广大的神灵，而是源于当年看到人世间生、老、病、死的现象，遂纵马离开娇妻与华丽的皇宫，过上风餐露宿的修行生活，最终洞察了人世间的真相。
悉达多太子觉悟后，并没有过上了奢华的生活，成为宝座上的”教主“，而是如同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一样，赤脚行遍北印度各地，给大家讲说如何真正”幸福“的方法（也可以描述为解脱与觉悟）。佛陀的角度有点不同的是，常人总是期待环境不断的改善来获得满足，而佛陀认为，真正的“福”来自于内心对于环境的改变皆能顺应而不起忧愁，只有这样，我们虽然会努力，但却不会带着那份难以压抑的焦虑，更不会肆意伸张个人的欲望。
虽然佛陀也认为，每个人拥有的财富、名位都因各人的努力而皆有差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富、名位才是获得幸福的密钥，因为外在的资源终究是有限的，而且常常是排他性的，而我们人心的贪欲却可以无远弗届，如若不能安抚自己那份躁动的欲望，财富不过是一根黄金的锁链，金光灿灿，却将我们紧紧地绑住，不得自在。
这四十年的经济飞跃，让中国人前所未有地体验到财富的魔力，以至于常常以集体的面目表现出难以克制的自矜，这本是经济发展后的人性常态，加之过去百年来的历史创伤记忆，所以今日的国人常陷入一种关于财富的幸福迷思，以为一旦富裕，就可以顺利地打开那扇幸福的大门。
不过结论或许是令人沮丧的，财富带来了各种消费主义的高峰体验，也同样带来了巨大的身心不安。我们的经济是在不断地进步，但却让每个人的“小我”变得越来越狭隘，我们祈福对象的最大单位，可能抵达“家庭”就宣告止步。
我们可能也会附带祈愿国家昌盛，但是那背后可能不过是长久以来我们的“家国“思维教条而已，在“家”与“国”之间，我们缺少了太多的中间链条环节，例如我们的邻居、保洁阿姨、快递小哥、便利店的收银员等等。我们在祈福时，有没有也为这些天天围绕在身边的人群一并默默地祈福，希望他们也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而且在每天面对他们的时候，能否用“谢谢”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祝愿？如果我们的祈福只是局促在自己的“家”与抽象的“国”之间，却忽略每天真正支撑我们生活的那些活生生的人，这样的“祈福”要么狭隘，要么空洞。
最近全国各地宗教机构纷纷公告，宣布春节期间关闭场所，不再开放任何法会祈福活动。可以预见的是，前往寺庙烧香的人流将会大幅度减少，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作出自己的祈福？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对于疫情的关切、对于失职的愤怒，其实都可以转化为每个人切身可行的祈福。除了关注家人的健康之外，可以多去关怀身边那些仍然在忙碌的普通人，以自律检省的心态去减少社会的风险与负担。在这方面，最近信息地发现，许多认识的大学生在春节期间都在努力地与长辈们沟通，希望他们能戴上口罩，少聚众串门。虽然这样的尝试也常遇到老人们的误解，令他们感到沮丧，但是这些年轻人的心态与行为，多了一份清明自律，少了一份局促于家庭的自私，这无疑比带着一份狭隘的心情前往寺庙烧香，更与祈福的“本来面目”接近。
祈福，是每个人内心中的善意期待，但是这份期待可以狭隘，也可以宽广。神灵如果是自私狭隘的，那么燃香烧烛不过是“心魔的交易”，如果他们是无私广大的，我们何不以此为师？
大年初一，也是汉传佛教弥勒菩萨的圣诞。弥勒菩萨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寺庙天王殿中那笑面迎人的大肚和尚，两旁常挂这样的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弥勒菩萨在佛教中也常常被称为“慈氏菩萨”，因为其常以慈心待人，所以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同时也会笑那些迷于“我执”的众生，不知道放下“自我”即是“真祈福”。因此与其带着私心的祈福，不如自己主动地造福、行福、送福，学着让自己成为他人所信任和依靠的一份子，这或许是古人修建寺庙道观以树典范的用心处，也是现代人从古老文明中汲取的真实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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