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又陷入了一个低潮，堪称冰期。历史如此。最终经过双方努力在上世纪破冰了。上一次破冰背后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且听资中筠老师一一道来。
多年以前，笔者曾为文阐述在尼克松政府决定采取行动打破中美关系僵局之前，美国政界与精英舆论界对于转变对华政策至少已有10年的酝酿和准备（见《缓慢的解冻》，《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后来，笔者在另外一些论述美国学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的文章中又曾提到，在尼克松1968年当选总统之后上任之前，有一批以哈佛大学教授为主的学者提出过一份有关对华政策的《备忘录》，通过基辛格转交尼克松，其中有一些建议与后来实际执行的极为相似，但是这份意义相当重要的文件不知为何在美国很少有人注意到，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的回忆录中更是只字不提。在我国当然更鲜为人知。由于篇幅关系，那些文章都未能详述这份《备忘录》的内容，现将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从这份文件的内容和措辞可以看出几点：
一、到那个时候，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有所转变这一前提已经很少疑议，所以《备忘录》的重点不在于阐明应该转变的理由，而是就适当的时机、方式和美国可以作出的让步提出建议。
二、显然，美国人那时对中国情况了解甚为模糊，对中方——也就是毛主席——的意图完全不摸底，所以每提出主动采取的步骤，都作被中方断然拒绝的准备。但是认为即使这样也值得一试，把希望寄托在毛以外的领导人或其继承者身上。殊不知当时正是毛主席本人正在考虑打开中美之间的僵局，而且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也只有他本人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在当时双方似在捉谜藏，而且从那时起，直到实现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又继续了一年半的互相摸底。这说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确起步维艰。
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第一步煞费踌躇。最值得注意的是《备忘录》中的一条建议：“您应该认真探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任的人员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的——甚至是可以加以否认的——晤谈”。这与后来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刚好相符。尼克松、基辛格的这一决策是否受到这份文件的启发，现已无法证实。不过当时反对此举的右派议员认定是这批哈佛学者的“绥靖”思想产生了影响，在国会提出此事，并要求载入国会纪录，因而这份文件得以正式公开。可能这也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后来对此违莫如深的原因之一。另据《备忘录》作者之一的一位教授称，这批作者绝大多数亲民主党，基辛格既然参加了共和党政府，自然就得和过去的这些校友拉开距离。不过基辛格秘密访华已是在乒乓外交之后，多少对中国方面的积极意向有所了解，而《备忘录》提出此建议时却是对中方可能的反应完全心中无数的，因此更为难能可贵。
四、当时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已经兴起，有一批比较激进的大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已经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必须改弦更张。《备忘录》的作者显然不属于激进派，而是基本上与政府认同。从其进言的小心翼翼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对中国不摸底，对当时美国国内的接受程度也顾虑重重。因此对于必须打开对华关系僵局的态度虽然很积极，而在实质问题的建议上却比较保守。特别是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其主张还是“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并没有超出10年以前《康伦报告》的建议，也没有超出肯尼迪政府内部一直在探讨而未公开提出的设想（详见《缓慢的解冻》一文）。而尼克松访华达成的《上海公报》正是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才得以打破僵局，开始正常化的进程。这是由于中方态度坚定，以及双方通过各种渠道反复争论、磋商，互相了解对方的底线而获至的成果，这是1969年的《备忘录》作者所预见不到的。
五、自《备忘录》出台以来，已过去近30年，中美两国关系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与那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期间的长足进展和曲折不必赘言。但是有一点令人遗憾的是，就基本态势而言，似乎尚未有根本的变化，也就是尚未像一般的双边关系那样达到真正的正常化。《备忘录》基本上是把中国作为不可捉摸的、一支潜在的扰乱国际秩序的力量来看待的。主张减少敌对、打开僵局是鉴于中国之大、可能成为强国的前景以及中共领导的政权将长期存在的现实，美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行不通，因而认为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更能减少危险性。实质上就是60年代中期一些谋士们已经提出的对中国的“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经过80年代中美关系的积极改善和1989年之后的部分倒退，现在美国官方对华政策定位在“接触”（ENGАGEMENT）上。这个词的含义一直众说纷纭，但是基本态度还是一方面承认必须善处对华关系的现实，一方面对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起的作用充满疑虑，因此除了谋求改善关系的积极方面外，另一方面即使不是“遏制”，至少也是“限制”和“防范”。尽管中国与1969年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两国之间的交往和信息相通与那时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似乎美国对中国离真正的了解和信任还有相当的距离。在《备忘录》中已经充分否定的对华经济制裁政策，到90年代又一再被提出来。更有甚者，那个时候美国一般舆论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走在政府前面，而今天，对舆论起很大作用的传媒对政府的对华政策却起着扯后腿的作用。《备忘录》的作者除个别外，自那时以来都在中国和东亚研究方面继续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是这一界的知名专家，其中不少人仍不断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促进性的建议。但是如果在1969年时他们需要顾忌国内反对派的指责，在措辞上小心翼翼的话，现在这种气氛有过之无不及。出于对客观情况的理解而提出持平之见的中国问题专家受到很大压力，以至于不止一个人将这种气氛比之于“麦卡锡主义”时期。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完全是时代的错位。但愿这是暂时现象，理性的呼声终将占上风。
致当选总统尼克松关于对华关系的备忘录
签署人：
杰罗姆·柯恩（Jerome Alan Cohen），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夫·霍夫海兹（Rov Hofheinz），政治系助理教授；帕金斯（Dwight Perkins），经济学教授；赖肖尔（Edwin О Reischauer），教授；史华兹（Benjamm I.Schwartz），历史学与政治学教授；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历史学助理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社会关系学教授；鲍大可（A.Dоak Barnett），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鲁恂（Lucian Pye），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
（除来自哥伦比亚和麻省理工学院各一人外，其余都来自哈佛大学，由肯尼迪政治学院主其事。）
1968年11月6日
我们作为研究东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政治研究所的主持下，就美国与东亚关系完成了为期一年的不公开的讨论后，今将我们对美国与中国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的想法以书面形式向阁下申述：
美国的目标
过去二十年来统治美国与东亚关系的中心现实是中美的敌对与僵局。显然，越南问题的解决不论性质和时机如何，中国问题将继续在新政府的任内乃至整个70年代统治着我们与东亚的关系。
共产党中国的幅员、意识形态、相对孤立状态、潜在的力量以及当前的国际动荡，增加了世界这一常年不稳定的地区的危险性。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目标一直是，并应继续是避免与中国作战和尽量减少它对周围地区的扰乱。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前几届政府大体上执行一种双重政策以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进行军事遏制以威慑其可能的扩张企图；一方面努力通过大使级会谈与大陆中国沟通，并不时提出进行非正式接触的建议。当然，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第一种政策占压倒仇势，盖过了第二种政策的作用。
我们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在这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的时候了，这样，在避免与中国作战而又使它不敢轻易对外进行干涉的同时，我们可以更加积极地走向中美关系缓和并最终达到和解。
为达到上述目标，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不过同时需作一些重要的提醒：尽管中国过去三年来国内动荡混乱所造成的后果还不清楚，我们现在并不预期中国有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愿望，所以很可能我们所提出的建议中的任何一条乃至全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会被中国领导人当即拒绝。
但是我们还是提出这些建议，是出于这样的信念：美国向中国提供一种明确的对外部世界较少敌意的政策选择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至少，这样可以使北京的决策过程复杂化，这一决策至今一直是简单地建立在美国敌视中国不可改变的理论基础上的。同时，我们还能以我们的言词和行动向那些对毛泽东对世界的看法有所怀疑的现在或将来的其他中国领导人传话。除非我们采取更加平衡的作法，否则我们轻则可能失去一个使北京的行为温和一点的机会；重则可能为与中国打一场没有一方有希望“获胜”的战争打下基础。
建议：A.与大陆中国关系
1）探索性会晤。您应该认真探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任的人员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的——甚至是可以加以否认的——晤谈。您的特使应传达这样的意思：新一届政府有兴趣倾听中国人对一系列广泛问题的看法，包括越南、裁军等问题，并在比华沙更加非正式的场合对建立正常关系的前景进行非官方性的试探。中国人很可能拒绝接受这样一位特使；但是作这样的努力，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还是值得的。
2）越南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曲折过程很可能为改善对华关系和把中国纳入世界秩序提供一个机会。尽管中国目前对谈判解决持敌对态度，新政府应该敏锐地抓住机会以使北京以某种状态卷入越南谈判的进程——或者通过重新改组的论坛，或者通过一项一揽子最终方案把中国、两个越南和其他分裂的国家都纳入联合国。主要考虑是：应把越南谈判视为通向更广泛的亚洲问题解决的一个步骤，因而是可能使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
3）降低论战的调子。不论北京的言词如何敌对，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在评论中国时应避免挑衅性的说法，这是至关重要的。过去，我方诚意的“和解”希望往往为那种把中共比作德国纳粹的新闻发布所破坏。特别使中共反感的是美国表面上把台湾当做唯一的中国的态度。新政府应及早找到机会消弥这一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自从1955年以来，在两党、三届政府下，美国在日内瓦、华沙和台北与自称为“中国”的两个政权都在打交道。您或者您的国务卿找到某种场合，不事张扬地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给予北京“事实上”的承认已经有十五年了，而“法律上”的承认显然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需要进行讨论，这样做当收益良多。
4）反导弹体系（ABM）。新政府需要决定是否继续最近批准的“稀薄”ABM体系。我们认为现政府对这样一种体系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后果欠考虑。撇开美苏军事平衡的问题不谈，建立ABM的计划不但在军事上作为对北京的威慑是不必要的，而且很可能被中共视为美国有意进攻北京的证据。我们敦请重新考虑建立ABM体系的决定。
5）贸易。新政府应及早寻求机会改变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这项政策是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并没有剥夺任何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主要盟国都不支持，经常在我们与第三国关系中造成麻烦，剥夺了美国最起码的可能改变中国的经济杠杆，并阻止我们的商人分享中国的市场。在这方面，新政府应以其前任的试探性的说法为基础，将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与苏联和东欧同等对待（非战略性物资）。
6）旅游与其他接触。新政府应该取消控制美国人访华政策的最后残余，同时应表示愿意接纳北京政府同意派来的任何中国人入境。这些步骤不但反映出一个自由社会的自信和力量，而且将向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可能作出的“非孤立化”的选择打开大门。在官方的接触之外，新政府应鼓励中美记者、教育工作者、科学家、艺木家和其他各界之间私人的和非官方的会晤。
B.与台湾关系
上述步骤涉及重新建构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的初步尝试。与此同时，重组华盛顿与台湾的关系自不可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的宗旨仍应是消弥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美国承认中国国民党是中华民国政府，名义上统治着大陆和台湾以及澎湖列岛；但是华盛顿早已把他们作为仅限于台澎的政府来对待，默认国民党不会重新征服大陆的事实。自从1951年以来，历届政府都明确表示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地位留待将来事态的发展。新政府现在应以这一现实为基础。它应重申保卫台澎的承诺，只要在台湾的人愿意保持与大陆中国分离的身分。但是应采取以下四点措施以预先防止国民党使华盛顿为难的潜在可能性：
1）您的政府应派一名理解、并能传达政府对华大战略的人作为大使到台湾。为了显示您对政治考虑的重视高于军事考虑，此人不应是一名军人。
2）只要台湾海峡相对和平，政府应利用此机会重新迫使国民党人从金门、马祖及沿海岛屿有秩序地撤退（只要这些岛屿为国民党所占领，就可以被任何一个“中国”作为杠杆把美国牵入不必要的亚洲冲突中去）。政府还应敦促国民党结束对大陆的挑衅性行动。
3）政府应通过与中国国民党人坦率的讨论，为美国逐步转变对北京的关系作准备，特别是为定将出现的关于联合国席位的复杂问题作准备（见下文）。
4）最后，政府应对台湾潜伏在表层以下的政治力量的活动有所警觉，在机会到来时应促使蒋介石及其继承人给11，000，000台湾人和2，000，000大陆籍人以更多的充分参政的机会。
C更广泛的问题
1）联合国。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可能要到1969年秋才会提到新政府的面前。到那时，谋求解决越南问题的努力以及早些时候所采取的与中国有关的措施可能已经试探出关系正常化的前景。看来这些前期的步骤不大可能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产生结果，联合国的问题大约也会与此相似。不过，我们还是坚信，政府不应该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席位，其明显的理由如下：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无疑会实现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前，而且很可能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我们认为，为实现中国的非孤立化，要求中国尽可能参加国际论坛以及这种接触可能产生的“社交化”。因此美国决策者应该接受北京参加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而同时为台湾谋得联合国大会的席位，不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还是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这样的目标通过默认比通过华盛顿的积极活动更能达到；但是需要预先仔细准备。
2）中国的邻国。我们对华政策的逐步转变可能受到我们主要盟国的欢迎；但是可能引起某些中国的邻国的不安，它们原来是按照我们对华政策的遏制这一面制订其行动的。我们必须让这些国家及时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和计划，并保证我们继续关心它们的福利，以消除它们的疑虑。
3）日本。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将每一步战略都坦告日本。虽然日本是会同意我们战略的实质的，但是如果我们事先不通知而猝然换挡，将会给日本政府造成极大的难堪。
4）与第三国的接触。我们应该欢迎诸如日本这样的第三国与大陆中国发展日益增进的关系，以期使中共政权更加在实质上加入国际社会。
5）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以上的建议含有这样的希望：新政府设法把中美关系与苏美关系分开对待，尽管这两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是有关联的。中苏分裂使我们有机会对二者分开对待，并在与二者分别的关系中仔细审视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敦促新政府在理所当然地关心超级大国双边关系的均势的同时，避免从莫斯科的观点来判断中国及其发展情况。苏美反华联盟可能符合俄国的利益，但并不会自动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好处。
我们认为以上所勾划的各项建议既表明了美国对所宣布的目标坚定不移的姿态，又能表现出通情达理、深谋远虑和为解决政治问题而互谅互让的意愿。这样一种姿态将赢得美国广泛的中间选民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附：众议员卢斯洛对此方案的讲话
　　（1971年8月6日，众议院）
议长先生：
最近我们官方对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大逆转使我至为关切。以下这份注明日期为1968年11月6日的《备忘录》首次发表在1969年2月20日《策略》上。它明确地勾划出与这个共产党独裁政权关系取得“平衡”所应采取的步骤。该《备忘录》是写给“当选总统尼克松”的，据我了解，是基辛格博士在尼克松先生于1968年当选之后亲自把它交给他的。
我敦请同事们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它对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已经产生的影响是令人吃惊的。基辛格博士的“谋划”同这件文件的立场如此相合，因此我再强调也不为过：每一位议员都必须意识到，早在1968年11月6日，正当我们还深深卷入越南的时候，今天所执行的对中共侵略者绥靖的计划已经提交给总统了。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
济南出版社
编辑/量  妹
审核/声  儒
签发/阿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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