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
今天看营商环境，突然发现，结论一定是：营商环境的改善不是我对谁更好了、给谁更多的好处和利益，而应该是“无问东西”的差别。
如果在一无所有、零起步的时候，这样做，可以。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用吸引外资的方法，FDI给他好多好处。那是因为：内部经济主体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和不存在，它就会来，而我没有办法跟它攀比。到今天，我们已经有庞大的GDP、税收、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再说对谁好——如果对别人的好就是对你的差——这个时候你就会说，对谁好已经不能符合你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的东西。
我们用对谁好的办法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比如，所有地方，如果发展，一定是说，你赶快搞个从开始的开发区到现在的自贸区。因为我们对进入这个区内的东西给了他可以享用的优厚的政策和待遇。如果突然之间，新时代求质量的时候发现，宏观税收和宏观经济当中不能给他好处，结果地方就开始用地方给好处的办法，把地方可以收的税“五免五减半”。所有企业到“五免五减半”的地方注册登记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存活多少年？一定是五年。因为再到另外一个地方注册登记，还是“五免”，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五减半”？“五减半”就成了还有更多的税收和负担。
如果再用这个东西，放到了所有生产要素端——产生端已经竞争的营商环境公平了，但是要素端——资本、资本杠杆率、能不能IPO，之后能不能定向增发，定向增发在什么时点，土地从什么地方来，劳动是农村农民工，还是城里高端就业者等等社保体系不平衡——当看到所有这些，才是我们看到对谁更好、对谁不好的那一部分。只要不好的部分的存量大过对你好的引入的流量，你的政策效应一定是负值的。
这个时候，可以用几个数据思考。如果用差异化对谁好的方式实施政策，突然发现，最后宏观数据失灵。当我们用宏观、比如海关贸易端口的关税角度看问题，结果6%，但事实最后拿到是2%。那是因为，这里面所有应该按名义的东西，最后实际当中由于对谁好和对谁不平衡之间的因素，最后得到的实际结果一定是差的。
税收方面的差别，有人喊高，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公司存在？而且每天还诞生那么多新公司。是因为在总体宏观税率当中，有的高、有的低，有的这样回避掉了，最后产生的实际收税跟名义税率是不一致的。
宏观数据一旦有差别，特别是生产要素端的数据影响了资本市场、劳动市场、技术市场结果的时候，这个数据会引导政策进一步偏离。
现在我要说的是，一旦有了对谁好，和对谁不好，所有的市场当中的灵活性因素和动力强的因素，都会找一件东西：套利。我把我变成你要对我好的东西的主体，和这个主体可享用的规定性，我就做这件事；一旦做了，就成了你定义的对象。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对外资有政策，那我就把公司变成外国公司，我再投回来，就享有这样的政策。今天，所有开发区，特别是税收制度当中，即使以增值税来说，我也可以用一些可以抵扣、但是没有内容的东西，把我变成可以享有这个东西逻辑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而这个行为称之为套利。
当我们把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弄成对谁好、对谁不好的逻辑的时候，当庞大社会资本比新增社会资本还要更大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现象：基于资本市场的套利行为，多于直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脱实向虚。脱实向虚做了反套利，反套利的时候，渠道套利，监管套利，等等。到今天，另外一个方法说，不能用这种方法套利，必须按其它做的时候，结果成了用新套利方法替代原有套利方法做这件事。
问题是，当套利作为“你好我，就应对你做”的事情的时候，导致好多市场行为是只为了获取套利而办企业的活动，甚至把一些最前端的好事情都会因套利行为而涌现。比如，光伏产业多好，突然说给光伏产业各个端好处，做光伏的人发现，这里做一个，另一个地方开发区又给我好处，只办这样公司就可以把所有要素端的好处拿到手里，我根本不要在光伏端口产品当中挣钱。当这个逻辑产生的时候，光伏产业就已经岌岌可危了。因为大家都在套利，而不是做产业。如果是基于电池端的新能源汽车，过去几年一定是靠大量补贴催生了套利的时候，结果产生出的公司，一定是基于套利的公司多。用套利，可以把有先进性、有成长性、创新性的产业，做到最后在套利环节纷纷实施，而不能够真正发展产业。问题就是，套利环节——基于这样的商业模式形成以后，你不敢取消补贴；一取消，原来公司就补贴了，套利复套利，把政策套在里面，没有办法解除。
所有嘉宾论述公平、公开、透明、无差别的时候，我要说的是：一旦产生差别，一定引导现有社会生产要素和存量，沿着套利逻辑行动，会引起复套利。如果生产要素端，而不是贸易、商品端口，这个社会影响会是长期的、普遍的。
怎么就“无问东西”了呢？我们把东西两个字拆开，东西是种类：是你是什么东西，我不是个什么东西；是你是什么种类的东西。我们现在如果定义东西是种类的话，不管你是国外还是国内，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不管你是高大上还是低微，无问任何东西，所有的营商环境都是一致统一的。要把营商环境放到一个我们今天看相对隐性的社会保障当中来，失业保障金、养老保险，一切都应该按照一致逻辑做——我们今天城里人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民还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农民身份在劳动价格当中表现出巨大差异。我把无问东西定义为：在不管什么类别的定义下的身份下的差别。
“无问东西”放在过去东西之间差异，放在今天全球化，放在WTO，我们会说，过去基于东方和西方两个方向上定义的东西，今天要无问东西、无差别。放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一致性中看，如果把东西看成是东市和西市，市场化逻辑过程中，不管它是产品端口还是要素端口，还是今天基于社会保障和人的服务的众多的服务的支付和投资逻辑来看，也无问什么市场中的行为和市场上逻辑，都应该不问差别。这就是一再强调的中性原则。
所有中性，如果这样理解，“无问东西”还有一个时间端的东西，只有一致性，才可以产生我用新的东西才可以产生出新的对待；“无问东西”的时候，新东西才可以层出不穷，基于老东西里的套利空间才可以逐渐消减，而所有套利都来自于创新做出新东西的成长来获得利润。如果这四个纬度的“无问东西”和营商环境，不是比对谁好了——当然也不是比谁坏了——比的是无差别、无例外、一致、公开、透明。
转载于：野三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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