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毛泽东的生日
也是高华先生的忌日
这种巧合,令人称奇
1991年8月21日夜
南京一幢筒子楼宿舍厨房里
收音机传来苏联政变落幕的消息
挽救旧体制的最后努力宣告失败
与此同时,高华写下了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题目
在逝世前,他在病床上说到
当时自己明确感到历史到了临界点
需要克服恐惧和畏难,写下来
高华展开稿纸,是时候了
他要写出这段几近淹没的历史
高华,南京人,1954年出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历史学家,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被誉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代表作有《革命年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2011年12月26日,高华先生因肝癌辞世,享年57岁。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来自人民大学的著名历史学者张鸣喊了一嗓子:“高华,天会亮的!”
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
文|张守涛(学者,南京大学硕士)
在2011年的最后一个月,捷克的哈维尔、南大的高华相继去世。他们两人对于这个世界尤其是当下中国的贡献无需我多言,我只想在此谈谈我和他们的“相逢”。毫不夸张地讲,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燃灯者”、领路人。
研二的一个黄昏,在南大图书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无意中“碰”到了一本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当时,我对哈维尔对崔卫平都一无所知,但不知为什么,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不顾艰深咬牙把它读完,还就重点内容做了资料摘抄,并写了一篇名为《解读哈维尔的“后极权主义”》的文章。这本书颠覆了我对后极权社会的认识,改变了我的思想、信仰。旧的世界轰然倒塌,眼前豁然开朗,心中豪情激荡,我立志要像哈维尔所倡导的那样生活:“在真实中生活,生活在真实中,按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
旧的信仰崩溃,那该信仰什么呢?哈维尔对其回答说:“我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我不需要它们。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热爱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成了我此后的人生哲学,既要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尽情体验享受;又要对生活“作壁上观”,尽力超越逍遥。 如果说和哈维尔的“相逢”纯属偶然,那么,我和高华先生的相逢则是必然。因为,高华先生是南大著名学者,在南大学生中颇受欢迎。我当《南大研究生报》记者时,特意就此写了篇文章,调查高华老师为什么受同学们欢迎,并由此和高华老师相识。
“为什么‘高华’会这么热呢?除了‘史学热’的大背景外,我们更应该从‘高华老师身上’找原因。其一,是高华老师人格魅力使然。和他有过接触的学生,都会提到高老师的坦率和真诚,笔者在联系高老师时也深深感到他的亲切随和。《高华先生印象记》一文中写道:‘他的冷峻潜藏在温和的表象下,那是一种无法言传的纯粹个人化的体验,即便坐在教室的后排,我也能清晰的捕捉到这种早春般的感受。’这便是高老师独特的魅力,相信认识高老师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其二,便是上述高华老师讲课讲得好,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吸引人。其三,可能许多人是因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著作而敬佩高老师的。魅力来自实力,听说高老师这本书积十年之功而成。”
在调查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高华老师受欢迎程度。我提前半个小时赶到诺大的阶梯教室,发现已坐满了一大半,待从外面买了一瓶矿泉水回来便座无虚席了,连后面走廊都站满了人,害得我挤了半天才回到座位。高老师讲课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教室里,依然可以清晰地听得见。他语调平缓冷峻,内容厚实生动,但也不乏风趣,信手拈来的“趣事”常常引起台下大笑。
读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受到的震撼更是永不能忘。哈维尔的书让我对现在有了清醒认识,而高华的书则让我对过去有了清醒认识,我心中的“太阳”彻底陨落了。让我同样受教颇深的,还有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历史真相执著探索的勇气、实证的研究方法、对历史事件冷静而客观的分析。我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秉笔直书只求真知,“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后来,听说他不幸患了癌症,又听他学生说病情稍好,没想到再听到的竟是他去世的消息。闻听噩耗,我默然无语,脑海中涌现的是我文章《高华老师为什么受同学们欢迎》中的话,“很多年后,很多南大人一定都会有这样美好的记忆:我们在讲坛下默默凝视着他,凝视着他的满头白发。在那里,历史的温和与冷峻,生命的色泽和重量,都因真实而显得无比生动。
“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记录下来,永远给与评价。”哈维尔的这句话是哈维尔与高华二人最好的墓志铭。
人终有一死,唯有思想、精神永不灭绝。他们的生命虽已远离我们而去,但其深刻的思想、高尚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启蒙着我们,改变着我们和时代。
近代史学界塌了一个角
文|张鸣(学者,人民大学博导)
早晨起来,吃罢饭正在看书,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是高华的学生,我的头顿时嗡的一声。接下来,他告诉我,高华已于昨晚22点15分走了。
高华的走,我有预感,所有他的朋友,都有预感。早在几个星期前,他的病情就开始恶化。上星期六,我去看他的时候,感觉他的生命在一点点地流逝。强忍心里的难受,跟他聊了好些学术和时局的事儿。他的思路还是那样清晰,对发生过的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甚至比我这个健康人还清楚。
高华走了,真的走了。长歌当哭,应该是在痛定之后,此时脑子一片混沌,说点什么呢?高华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我出道晚,认识高华是在2003年,我们系组织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高华是我的论文评议人。记得当时我写的是一篇讨论土改的论文。此前,我已经读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对于当时的我,他就是一座高山。我们认识了,一见如故。会后,系里的几个人意犹未尽,拉他去吃饭,再聊。高华不能喝酒,但我们以茶代酒,很尽兴。
比较长时间在一起,是此后不久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访学,高华是那里的常客,两个月下来,几乎天天在一起。他烟瘾很大,不肯在办公室过瘾,怕熏了别人,只能隔一小时下楼抽一支,每次都拉我陪他,我们绕楼一周,边走边聊。在史学界,我是野狐禅学者,如果说在我这一生中,有点拨过我的治学的人,高华绝对算一个。只是非常惭愧,尽管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指教,我却时常撒野如故。好在,后来我写的东西,高华十分喜欢。他的夫人告诉我,在他生病的4年里,他们都是我博客甚至微博的读者,看我的博客,是他每天的功课(其实是消遣)。我出版的每本书,都会寄给他。我知道,我写得太多、太糙,总是暗下决心,下一次,一定写一本像样的让他看。可是,书还没写出来,他人已经走了。
2005年,我和他曾经一起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上了半年的课。因此,我有机缘听过他的课。高华讲课非常有风格,内容就不用说了,容量之大,思想之刺激,每每令人应接不暇。更妙的是,他还非常幽默风趣,声音极具磁性。这样的声音,只有优秀的话剧演员才有。
认识高华,也逐渐认识了好些他的学生,每个听过他课的学生,都跟我有同感,也都超级热爱他们的老师。高华和他学生关系之好,每每让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嫉妒。当然,这样的关系,是他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他重病期间,还在病床上修改学生的博士论文,一本厚厚的“砖头”,四十多万字。
高华是一个在我看来过分严谨的人,做学问,甚至平时说话,都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多说半句。做的是不时髦的学问,令主流生厌,自然在学校和单位里,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他的著作,是国内罕见的具有国际声望的著述,几乎无人可以匹敌,但在他的学校,教授评级,他却仅仅是最低一级的四级。没有课题、没有外快,住的房子很小,连过道里都塞满了书和资料。不消说,他是个穷学者,穷到这么小的房子,都要借钱才能买得起。但是,他肚子里的学问,却富有海内。我知道,他有太多的东西要写,有太多的东西可写,可是,正当壮年的他,就这样走了。
高华其实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人。这样一个富有才华的人,如果用他的才华来求富贵,甚至我们开玩笑说去做古代史,也一样会有很大的成就,那种可以为当道认可、褒扬的成就。即使做不了什么长,混个什么江的学者,料无问题。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十分艰难的路。资料难找,成果国内发不了,还时常伴随各种有形无形的风险,想换个学校,都做不到。他的病,说到底,也跟他的这种选择有关。毕竟,高华也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对外界的压力无动于衷。
我知道,如果不是良知,不是那种按捺不住的良知冲动,他是不会作这样的选择的。既然已经选择了,就无怨无悔,直到最后一刻。
我们这一代学者,只要还待在教授、研究员的位置上,基本上就不缺什么了,有的人甚至有了荣华富贵。我时常问自己,如果我处于高华的位置,贫寒到这个地步,连书都没有地方放,我还能不能坚持我的理想,做高华这样出力不讨好的学问?惭愧的是,虽然我是高华的好朋友,却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最大的可能是,我会先去挣钱,挣够了钱,再回过头来做学问。只是,我也不能确定,到时候我还能不能坐得下冷板凳。
写到这里,高华聊天时的声音,一直在我脑际回响,“醉里吴音相媚好”就是这个感觉,亲切,低迴,沁人心脾。这是我这一生最喜欢的声音。高华的为人,他的治学,他的教书育人,都是这个感觉。

高华,坐得住冷板凳的学者

文|张鸣(学者,人民大学博导)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据说是史学界前辈范文澜老先生的名言,但是,即使在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界,这些年来,真正能实践这句名言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很多大牌学者,尤其是有着各种显赫头衔的学者,不是各种长,就是什么奖的学者,手上课题一大把,享受多种高额津贴,多个学校的兼职和大笔的补助。他们最显著的特点,不是冷,而是热,超热。频繁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各种评审,大小的庆典,也少不了他们的捧场。而且,这样的大牌,成果也相当多,多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好多做了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的人,公务繁忙,经常一年有小半年在国外,小半年在会议和酒席上,小半年在飞机上,但每年成百万字的著述都能问世。
当然,这样热的学者,写出的文字,即使有人代劳,也只能是假大空,不是半句空,而是整篇整本地空。只要把课题费花掉,书出版,寿命也就结束了,不会有人再多看它们一眼的。
不过,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在糊弄之外,也是有辛勤工作的。中国之大,坚持坐冷板凳的人,还真就是有,刚刚去世的南京大学历史教授高华,就是一位。
这个年头,即使是历史界,选择做时髦学问,歌德式的学问,即使不一定出名,但利益多半不小。即使利益不大,也肯定没有风险。反过来,如果选择做冷学问,难做的学问,甚至多少带有一定风险的学问,那么肯定会遭到冷遇。成果不多,发表很难,因此发表量就少,拿不到课题,评职称就难,至少会比别人落后。一步赶不上,就会步步赶不上,房子、票子、车子就全泡汤。如果做的东西有风险,那么生活中肯定也会有风险。
高华是一个做冷学问的人,这个选择,是他自己找的。本来,在民国史重镇的南京大学,他作为一个出道很早的民国史专家,选择做民国史,尤其是抗战史、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拿课题容易,得资助容易,出成果容易。以他的才华,数年之内,硕果累累,顺便赚大笔的课题费,易如反掌。但是,他偏要一头钻到难做的中共党史里去,炒冷饭。在他做延安整风研究的时候,他还住在南大的一间筒子楼里,晚上写作,为了不妨碍夫人和孩子休息,就搬一张小桌子,坐在厨房里,一盏20瓦的灯泡,从天花板垂下来,资料铺得满地都是。冬天的南京很冷,风从门缝里吹进来,所以他总是感冒生病。他那些影响巨大的著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十年磨一剑磨出来的。
即使成名之后,高华依然很贫寒,因为他拿不到课题,没有补助,也没有什么高额津贴。直到去世,一家人依然住在不大的三居室里,所有的房间,包括过道和厕所,都堆满了他的书籍和资料。即使这样的房子,也是他借钱买的。后来他那本书出版后,才一点点还上。
人们都说,做学者要甘于贫贱,可是,自古以来,守愚容易,守贫难。可惜,偏偏只有能守得住贫寒、守得住寂寞的学者,才能做出经得起时代检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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