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军，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当代中国经济领域的研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中国，一提到“巴山蜀水”，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三峡。三峡两岸崇山峻岭，悬崖绝壁，风光奇绝。
在30多年前，即1985年9月2日，应该恰是我刚刚开始硕士研究生第一堂课的时候，在这段属于长江三峡的江面上，有一条游船，它缓慢地从重庆驶向武汉。而在这艘当时属于交通部的长江游轮“巴山”号上，正在举行着一个由30余位海内外经济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即后来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这个会议简称为“巴山轮会议”。
会议结束后共整理出了七个重要的专题。但实际上，船上的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主要就是一个：中国应该怎样调控正在经历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在30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和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对转型中的宏观经济及其治理的知识都准备不足。这些问题在“巴山”号轮船上讨论了整整一周时间，于9月7日在武汉正式结束。
3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你在Google上搜索“巴山轮会议”，至少有25800条关于它的信息，而且大多数是2005年“巴山轮会议”召开20周年的时候，一些当时参会的中国经济学家对它的纪念、回忆以及后人对它的评价。的确，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几年，特别是1982-1987年这段时间，思想和学术领域非常活跃，不仅学者们积极参与中国改革策略的研究，而且政府积极推动与支持，是双方互动最好的一段时间。
回首往事，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以来，几乎没有一场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像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那样，让经济学界那么记忆深刻，让与会者至今都津津乐道。而且，如果说“莫干山会议”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那么“巴山轮会议”则启蒙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当然，这两次会议都无一例外地改变了一群年轻人的命运。
“巴山轮会议”上的经济学家
我们先说到底都有哪些人参加了此次“巴山轮会议”。
我的手头从1990年开始就一直保留着一本书，书名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事实上这本书可能是由出版社公开出版但又仅限“内部发行”的唯一一本关于“巴山轮会议”的详细资料。
这本资料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于1986年6月出版。这份资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珍贵的。它收录了“巴山轮会议”上讨论并由中国经济学家整理出来的七个专题报告和13位中外经济学家的专题发言。在书的封二上还有一帧中国领导人在中南海会见与会11位国外经济学家的彩色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不少经济学家，尽管我后来只与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有过见面的机会。
从照片上看出，中国的经济学家薛暮桥、马洪、高尚全、刘国光等参加了会见。而受到领导接见的国外经济学家当中，我能很容易地辨认出美国耶鲁大学的托宾教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首任主任林重庚博士以及当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伍德（Adrian Wood）教授。
我并没有见过托宾教授本人，只是见过他的照片，熟悉他的形象。他是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于2002年离世。当年他在“巴山轮会议”上的言论格外引人注目。
而科尔内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名声甚旺，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他的《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是20世纪80年代极少数能够让我们看到如此高超的分析能力的经济学著作，它甚至影响了中国新生代经济学人头脑中的经济研究范式。我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短缺经济学》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前，就在很多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中被广泛复印和阅读了。
随后他的其他著作也陆续在中国被翻译出版。而我与科尔内教授则有过多次见面的机会，一次是1998年9月，在中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他应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邀请来中国参加其著作《短缺经济学》纪念译本1000本的出版发行活动。那年他访问了北京和上海，在复旦大学，我邀请科尔内夫妇吃过饭。还有几次是在哈佛大学，在2000-2001年间，我曾去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办公室当面请教他，讨论转型的理论问题。科尔内教授后来还曾委托他的研究助理给我送来了多篇他的最新论文。
科尔内（János Kornai）教授
而我与英国经济学家伍德教授相识的时间则更早一些。那是在1992-1994年间，我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继续我的博士后项目的研究，当时伍德教授已回到坐落在萨塞克斯大学内的英国“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工作。我和他经常一起在IDS的餐厅吃午餐。那个时候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其实就是后来在牛津大学出版的那本著作《南北贸易、就业与不平等》。
这本书称得上是伍德教授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而在这之前，我是在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份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项目报告上第一次看到伍德这个名字的。他现在执教于牛津大学，2007年4月，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的揭牌仪式上，我与他作为嘉宾巧合地被安排在第一场报告，同台演讲。
其他出席“巴山轮会议”的国外经济学家还包括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现已去世）、拜特（Aleksander Bajt，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斯洛文尼亚艺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Cairn-cross，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现已去世）、琼斯（Leroy Jones，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教授，现已去世）、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里昂信贷银行董事，现已去世）、小林实（日本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调查部主任，现已去世）。
有意思的是，出席“巴山轮会议”的中国方面的人员几乎都不在大学教书，多半是在政府和学术机构担任职务的著名经济学家或官员，也包括了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经济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主办方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学的学院派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形成，尽管“莫干山会议”上已经有不少青年经济学者崭露头角。
如果以当年出席会议者的年龄为序，那么，60岁以上的中方与会代表是薛暮桥（81岁，时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2005年7月病逝）、安志文（67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童大林（66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马洪（65岁，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国光（6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百岁老人薛暮桥先生，因为他的一本书对我走上经济研究的道路影响甚大。我在1981年进入复旦大学读经济学时看的第一本涉及中国经济的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薛暮桥与邓小平同年出生，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宿将。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的经济领导工作，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8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1979年，他在“牛棚”和“五七干校”耗费11年心血、七易其稿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发行1000万册，成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启蒙教材。2005年3月，他与马洪、刘国光和吴敬琏四人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50-60岁年龄段的会议代表是戴园晨（59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启先（58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叔莲（56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尚全（56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55岁，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赵人伟（5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卓元（5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吉元（51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2003年7月病逝）。
50岁以下的参会者包括了项怀诚（46岁，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洪虎（45岁，时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楼继伟（35岁，时任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科员）、李克穆（33岁，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田源（31岁，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郭树清（29岁，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先生为《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这本资料写的序言中可以判断，会议从头至尾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组织和设计的。会议得到了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协助（林重庚博士是当时的办事处主任）。而且，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是，中国方面的上述参会学者，大概60岁以下的，还分别负责书面整理了会议上国外经济学家的专题发言。
1985年的通胀辩论
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也很少有一次学术会议会像“巴山轮会议”那样，对经济政策的影响那么大。那么，“巴山轮会议”到底讨论了什么问题？形成的结论是什么？为什么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这么高度评价此次学术会议？
要回答这些问题，先要了解召开“巴山轮会议”的1985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形势处于什么阶段。我先引用当时已经81岁高龄的薛暮桥先生在会议的开幕致辞中说到的一段话，他说：
“专家们都知道，要把微观经济搞活，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现在我们还不善于加强宏观管理，所以微观放活以后，就出现了许多漏洞。去年（1984年——引者注）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出现了银行信贷基金失控和消费基金失控等问题，给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增加了困难。”
薛老所说的宏观失控的情况是从1984年初开始蔓延的，直到1986年才被控制住，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发生的第二次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第一次则发生在1979-1983年间，但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即1984年，通货膨胀又开始抬头。直到1993年之前，这样的通货膨胀反复了多次（见图3-1）。
我今天的看法是，相对于发生在1979-1983年的第一次通货膨胀，1984-1986年间的这一次通货膨胀则开始很好地具备了转型经济的典型特征，因此对经济研究和解释性的经济理论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们先来简单地回忆一下，在1984-1986年的通货膨胀生成时期，中国经济的现象是什么。吴敬琏教授在他的教科书式的著作《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第十章中对这个阶段的经济形势做了以下分析：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按照原来的部署，1980-2000年的20年间，前十年是打基础，后十年实现腾飞。
但是，当时大家的热情很高，在某些中央领导人的鼓励下，从1984年年初开始，各地方政府竞相攀比，层层加码，纷纷要求扩大投资规模，以便“提前翻番”。尽管后来中央政府领导人一再提出头脑不要发热，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根据以往的经验，提出了“下马中上马”、“批评中前进”，继续扩张，使得经济过热的势头一时间很难遏制。当年9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扭转了1981 -1983年期间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当时群情振奋，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改革，中国经济也将很快腾飞。
同时，1984年10月适逢建国35周年大庆，有人又提倡“能挣会花”，一些机关和企业突击提高工资，发放奖金和服装等消费品，更使得经济过热势头火上浇油。
这段时间正是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系读大三的时候。我至今还记得，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这段时间里讨论最多的话题的确就是通货膨胀。
在当时看来并用当时的语言来说，通货膨胀的发生归咎于“投资基金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尤其是，消费基金膨胀在中国当时正在形成的新生代经济学人那里得到了格外的重视。新生代经济学人把这个现象在概念上创造性地定义为“国民收入的超分配”。
研究消费基金膨胀的形成机制和“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成为当时中青年经济学家的研究新热点。不仅《经济研究》杂志上不断发表大量从消费和工资上涨的逻辑来解释通货膨胀的理论性文章，而且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影响甚大的大型调查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就专门对消费基金（主要指工资和奖金）的膨胀做了调查，而且参与这个报告写作和讨论的青年经济学人包括了王小强、刁新申、张少杰、石小敏、白南风、张维迎、宋国青等。
为什么新生代的经济学人对消费膨胀这么感兴趣呢？在今天看来，主要原因恐怕是，新生代经济学人正在实现着“研究范式”从注解型向解释型的转变，而消费基金的膨胀现象正好满足了这些经济学人范式转型的需要。所以，在当时，对通货膨胀给出的有影响的经济学解释明显都带有这个实证的色彩。大多数青年经济学者认为，消费基金膨胀的如此经验现象是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当政府在微观上的控制放松以后，激励机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引起宏观上的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或是“国民收入的超分配”。
但是，当新生代经济学人的兴趣重在解释现象的同时，老一代经济学家对1984 -198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激烈争论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与年轻经济学人的兴趣存在显著的差别，他们的争论更加富有政策导向性、更现实，也更具对政策的影响力。比较活跃的老一代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是：经济过热了吗？我们如何看待正在发生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政府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当时，在经济理论界的争论与政府领导人的政策取向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那个时候，中央决策层往往存在着与经济学家内部一样的分歧，并且这样的分歧直接决定了谁将在最后出台的政策中占上风。
简单地说，活跃的老一代经济学家的争论和意见分歧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在推进改革与宏观稳定之间哪个应该优先？到底是先改革，还是先治理通货膨胀？这取决于怎么判定通货膨胀的性质。如果认为经济总量上的平衡对推进改革而言是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政府就应该优先治理通货膨胀而后再进行改革。而如果把通货膨胀理解为转型经济的“非均衡”常态的话，那么有一定的通货膨胀并非有害，反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推进，根据这一逻辑，政府不应该采取紧缩政策来对待通货膨胀。
以上两种观点和言论的代表性人物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和北京大学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厉以宁。其中，当时在青年改革者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学院派的观点。他们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表现在总量问题上，所以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压制。
如果要实行从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在争论中，学术的分歧有时甚至也会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问题。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对当时的这个争论和分歧做了一些记录。书中记载，在当时的激烈辩论中，主张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在一定限度内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
这一派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他们自己提出的“非均衡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经济转型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始终处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状态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不过，吴敬琏在书中并没有公开提到谁是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只是在脚注里给出了他提到的这些言论的出处。根据这个注释，这些言论是出自北京大学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厉以宁发表的一篇文章。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的媒体习惯于把厉以宁称为“厉股份”，而把吴敬琏称为“吴市场”。这至少说明人们看在眼里的是，厉以宁是股份制的积极呼吁者，而吴敬琏则是市场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巧合的是，厉以宁与吴敬琏都是江苏南京人，而且同生于1930年。
在中国经济学界，他们两人总是作为相反言论的代表出现在媒体上。比如，两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等理论问题一直有着几乎针锋相对的观点。
与上述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完全不同，支持和主张实行紧缩政策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主要是，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国经济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价格改革，它需要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环境要比较宽松，政府的财力要有余地。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货膨胀，控制总需求，改善总供给。并且，在经济的体制环境得到治理的条件下才能迅速推进实施第一批的改革措施。吴敬琏认为，“刘国光是这种‘良好环境论’或‘宽松环境论’的主要代表”。
他认为，刘国光在1979年、1983年和1986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反复阐述了抑制通货膨胀和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的必要性。当然，吴敬琏本人在当时也是积极主张抑制通货膨胀的。
在1984-1985年间，经济学家之间对于要不要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以及要不要实行严厉紧缩政策的辩论，对国务院的决策和政策选择当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5年2月初，经邓小平同意，国务院召开了省长会议，要求各地严格控制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的膨胀。但数月内并未见效，宏观形势继续朝膨胀方向发展，经济学家针对通货膨胀的辩论也并未停止。
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发起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听取国外经济学家对宏观管理的经验介绍以及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建议，但更为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希望此次会议的声音和结论能真正影响对于是否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正犹豫不决的中国政府。
按照吴敬琏的判断，“巴山轮会议”使国务院领导坚定了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信心。吴敬琏还透露，会议上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教授的发言起了很大的作用。托宾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三紧”的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
紧接着，在“巴山轮会议”之后，198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对1986-1990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要求坚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消费与积累的恰当比例。这算是1984-1985年宏观经济政策辩论和“巴山轮会议”影响下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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