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短史记


1930年,张学良与蒋介石等人合影。右起:蒋介石、宋美龄、于凤至、宋霭龄、张学良。
众所周知,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始终没有回过大陆,最后终老于夏威夷。坊间流传一种说法,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张后悔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自感对不起祖国人民,没脸回大陆”。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呢?
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多次公开表示:西安事变没有错,不后悔
张学良一生最关键的两大事件,乃是“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
对“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晚年表示:最对不起东北父老乡亲,希望能回去认个错
对前者,张晚年确实表达过歉意。他曾对东北军将领王树常之子、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如此说道:
“当时怎么打?这仗根本没法打。像马占山那种游击队,打完仗就跑到苏联去了,他可以,东北军不可以,东北军没法这样打。有人说蒋介石给我条子命令我不准抵抗,其实没有这回事,蒋介石发来电报没说打也没说不打,他希望由‘国联’来帮助中国解决日本侵略问题。最后的命令是我下的,要部队尽量避免和日本军队接触。我当时认为日本人只是挑衅找事,并没想到会真的发动战争。后来东北军仗没打好不能怪别人。我直到现在还觉得最对不起的是东北父老乡亲。‘九一八’打得不好,那些将领都是我父亲的老部下,我也没办法。”①
不过,张也并没有因为感觉“最对不起的是东北父老乡亲”,就决意终生不回大陆。恰恰相反,1991年初,张曾找到王冀,郑重对他请求:“我打算去大陆老家看看,去东北给父老乡亲认个错。你能不能去大陆帮我先打个招呼?”
对“西安事变”,晚年的张学良,无论公私场合,其回应一律都是“无悔”
至于西安事变,当分两个不同时期来说。五十年代,张学良为了恢复自由,多有忏悔之语。如其奉命所撰《西安事变反省录》,称自己“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②另据张学良日记,1958年底,蒋介石曾召他谈话,二人“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总统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③1959年4月,张又主动作诗表露心迹,希望蒋介石能释放、起用自己:“不肖听人唤,聪明空自负;一觉黄梁梦,忏悟向谁书!空负怨天愿,罪孽罄难书。圣明怜未弃,夕阳照征途。”④
不过,这些忏悔之语,并未能打动蒋介石。张见恢复自由无望,自60年代起对西安事变也就缄口不言了。恢复人身自由后,张也一改昔日之说。如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张说道:“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1992年,张又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1995年,九十五岁生日时,张又公开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
当然,究竟该怎样表述西安事变,张的内心也很纠结。他曾对友人说道:“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我说是受共产党的欺骗,显然是骂自己糊涂;如果说我是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如果说是老先生(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能见记者,因为我怎么说都不行。”⑥纠结归纠结,晚年的张学良,无论公私场合,但凡被问及西安事变,其回答一律都是“无悔”。

软禁中的张学良以听收音机消磨时光
1991年,张学良计划回大陆遇挫后,“彻底断了回大陆的念想”
既然张并非“自感对不起祖国人民,没脸回大陆”,甚至还“打算去大陆老家看看,去东北给父老乡亲认个错”,那么,张学良在人生的最后10年里,究竟为什么始终没回大陆呢?
张学良瞒着台湾主动与大陆接触,希望先“拿到邓小平或者杨尚昆的邀请信”
1991年,张学良确曾计划回大陆一趟。该年年初,张将老部下之子王冀叫到台湾,希望由他穿针引线,瞒着台湾当局,先秘密与大陆方面接触,“拿到邓小平或者杨尚昆的邀请信”。王冀回到美国后,“和北京政治局的朋友直接取得了联系”,同年3月,王冀前往北京商议具体事务,临走时强调“此事一定要保密,信(邀请函)写好务必要直接交给我,我会亲自来北京取。”⑦
当然,王冀不是张学良所依赖的唯一途径——同年3-6月份,张自台湾赴美,住在“纽约女朋友”蒋士云家中,曾透过旧部宁承恩,向阎宝航之女阎明光、之子阎明复(曾任统战部部长)传递信息,欲谈“统一问题”。大陆方面,4月份也通过其他渠道得到消息——“张学良表示一定要回大陆,但现在不是时候,一个月以后再定”,开始有大的动作,决定向张派出“中央特使”;辽宁省委指示要求恢复大帅府原貌,迁走其中的住户和外围的棚户区居民。5月底,吕正操作为大陆特使赴美与张会面,但让吕失望的是,张表示:“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不是时候。”⑧
但邀请信没交到张学良手上,而是让台湾当局方面的人得到了
至于最初的牵线人王冀,则始终没有拿到大陆方面准备的邀请信。1991年秋,他再赴台北拜访张学良,问及回大陆一事的进展。张说:自己并没有改变主意,还是很想回大陆,“不过这次的事情很不妙,总之,我们以后不要谈它了。”同年圣诞节,王冀回大陆,“碰见一个前政治局委员,也是当时中国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他和我是世交,他的父亲是我父亲20世纪30年代的旧部。我问到邀请张学良这件事,他告诉我说:‘邀请张将军这个事情是我们弄砸了。邀请信倒是写了,可是信没有交给你,没有送给张学良手上,而是到了不该给的人手里,弄巧成拙了。如果当时把信给你,估计就成行了,坏就坏在信交错人。到底是怎么交错,谁交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也不太好说。’”
据王冀披露:“后来,我慢慢了解到整个事情的原委。邀请信没交到张学良手上,而是让台湾当局方面的人得到了,台北提前得到了张学良想回大陆的确切情报,这样一来,张学良回国就没希望了。蒋经国死后,张学良将军一直受到李登辉的厚待,并且得到自由。然而,张学良秘密联系回大陆的事情是台北方面不能容忍的。这件事台北当局提前知情,使张学良在李登辉面前十分难堪,威信扫地。如果神不知鬼不觉回去倒也罢了,怕就怕台北先得到消息,这样不但无法成行,张学良也有失体面,两头为难。像张学良这样好面子重尊严的人,出了这样的纰漏,颜面尽失,自然非常不高兴。于是只好作罢,彻底断了回大陆的念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对我说以后不要再谈了的原因。”⑨
至于李登辉和张学良之间,因为此事发生了怎样的冲突,尚不得而知。可知的是,张1991年想要回大陆,并非“故乡行”这般单纯,而是试图在“两岸统一”这个问题上充任某种重要角色,故与吕正操会见时重点谈及了这个话题,二人还就李登辉是不是“台独”发生了意见冲突。张坚持认为李“是相当爱国的人”,“不是‘台独’,他是个学者、基督徒”。张还对吕说:自己回台后,要向李登辉转述大陆的对台政策,“我不能替李作主,也做不了主。但可以原原本本地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李”。张自信“也许将来两方面有用得着我的时候。”⑩张心思如此,其与李登辉的冲突,也应与此有关。此番冲突,大约也让张明白了自己在现实政治中已没有扮演大角色的机会。如王冀所言,此后,张再也没有兴起返乡之念。

夏威夷张学良墓地
注释:

①王冀,《从北京到华盛顿:我的中美历史回忆》,华文出版社,2012,P217。②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未刊。③《张学良日记》,1958年11月23日。④杨天石:《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我读张学良档案之一》,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卷)。⑤于翰,《张学良后悔发动西安事变吗?》,今日话题历史版第33期。⑥孙玉清,《张学良在台湾》,《新观察》1985年第2期。⑦王冀,《从北京到华盛顿:我的中美历史回忆》,华文出版社,2012,P222-223。⑧《张学良年谱》,张友坤等/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P1143-1148。⑨王冀,《从北京到华盛顿:我的中美历史回忆》,华文出版社,2012,P225-226。⑩《张学良年谱》,张友坤等/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P1149-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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