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小和 余杰
来源：苏小和博客（福音时报转发）
苏小和：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诗人，基督徒。
过去我的脾气很坏，像一只刺猬一样，不伤人就不高兴。但信主之后，大家都说，小和的脾气真好，整天都在微笑。我最大的感叹是：像我这样一个虚无而骄傲的人，为何竟然能够蒙福，在人生和事业上处处是主恩满溢？我真切地感受到，是神改变了我，除了神以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我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有朋友问我说：“你真的相信耶稣吗？”我盯着他们的眼睛回答说：“我真的相信耶稣，当我晚上关了灯，在黑暗中祷告的时候，主就在我的身边，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受。”
可以说是在一瞬间就信主了
余杰：很高兴再次见面，希望你先分享一下信主的经历。上帝拣选每一个人的时候，使用的方法都不相同。所以，每个人信主，都是在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神迹。
苏小和：对于大部分所谓的读书人来说，认识神、被神拣选是一个漫长的、理性纠缠的、审视的、质疑的过程。而我可以说是在一瞬间就信主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6年3月21日，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家庭聚会上。这个家庭教会的带领人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他是留美回来的学者。当我在教会中第一次听见大家一起唱赞美诗，我就情不自禁地哭了，就像一个流离失所多年、终于找到家的孩子一样。
教会的牧师问我：“你相信神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相信！”牧师又问：“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我说：“我承认！”牧师继续问：“你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你的罪而死吗？”我说：“我相信！”牧师最后问：“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吗？”我大声说：“我愿意！”在短短两分钟内，我就完成了决志祷告。
如果从理性上来说，那时我依然不知道什么是道成肉身，不知道耶稣的宝血如何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愿意靠着单纯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就像爱情突然发生一样，我在两分钟内便不可抑制地爱上了主。
余杰：此前你阅读过圣经、接触过基督徒吗？我相信，在这个转折点到来之前，神早已在你身上做了许多预备工作，只是你不知道罢了。这一刻的来临绝非偶然，而是水到渠成。
苏小和：是的，直到我信主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主一直在无微不至地帮助我、眷顾我。但我在此前很长的时间里并不认识主。我第一次读到圣经，是在十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我在湖南的一个小城市给领导当秘书。那是一段幽暗、绝望的岁月，我努力让自己一天天麻木下去。
有一天，下班了，我跟一名同事从办公室往宿舍走，在大院的门口遇到一位老妈妈。这位老妈妈看上去至少有八十多岁了。她拦住我们，拿出一本黑皮的书来说：“小伙子，送你一本书。”那就是一本大开本的圣经，是那种硬皮本的。老妈妈说：“你要好好看啊，要爱主。”然后就走了。她是在跟我的那名同事说话，也将圣经送给了他。我只是旁观者而已。
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跟同事一起回到宿舍，吃完饭之后，我随手拿起那本圣经阅读起来。一拿起就不愿放下。同事发现我看得津津有味，就说：“你拿去看吧，我对这本书不感兴趣。”那天晚上，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随手翻开一部分来阅读，翻到的正是《雅歌》。那个时候，我唯一的爱好和追求就是写诗，一读《雅歌》，顿时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如此美好的诗歌。当时我还不能理解《雅歌》属灵的意义，只是认为这是男子对女子的赞美，但这种对爱情的咏叹，这种单纯的抒情之美，拨动了我的心弦。我认为，这段文字甚至超过了荷马史诗、超过了拜伦和雪莱的情诗，也超过了我喜欢的北岛和海子等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它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乃是真正的具有诗歌之美的“诗中之诗”。
余杰：在那以后，你有没有开始思考信仰的问题？有没有发现圣经与你的生命之间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联系？
苏小和：从拥有第一本圣经到被神拣选，整整有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我像一只苍蝇一样飞来飞去，从来没有摆脱愁苦的心态。我不知道童年的经历对其他的人的影响如何，对于我，童年的经历决定了我信主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以后的学习只是对童年的解释。而且，我的童年没有别人优美，我出生在湖南常德的农村，过早的感受到了苦难、贫穷、压迫和变形。可以说，从童年时候开始，我个人的生活状态始终都是劳苦愁烦，一九八九年，死亡的气息一直笼罩着我，而在七月二十七日，我惟一的兄长病逝，生命于我来说几乎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我也会迅速死去。
那一年，我哥哥刚刚二十九岁，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锦绣的人生道路即将展开，却患了绝症，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我在床边安慰他，他却对我说：“哥哥已经二十九岁，快到三十岁了，活到这个年龄也可以了。那么多广场上死去的学生，他们都只有十多岁啊。”我不得不面对什么是死亡这个命题。哥哥的肉体很快就被火化了，但他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呢？我不相信他这么一个善良、谦和、有学问的人，就这样变成了一盒骨灰。我相信他的灵魂仍然在某个地方。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很差，睡眠很不好，老是做梦，每次都梦见哥哥，在梦中与哥哥紧紧拥抱在一起。多年以后，我写了一首题为《给兄长的信》的短诗：“事隔多年，我已不再梦见你，／这样的事实无从改变。／看看，我是主的孩子，／但你不是啊。但你不是啊。”
二零零一年，我又遭遇了父亲的去世。当我从外地赶到父亲身边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临终之前我们再没有机会谈心了。父亲在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后来我为父亲写了一篇小的哀悼文章，里面就描述了父亲最后的时刻，他虽然失去了知觉，但是，“他的最后一滴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流到了我的手上”。
没有主眷顾的生活，竟然是如此悲苦。我完全不能体会，人生的平安喜乐在哪里，我也不能明白什么是终极关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
直到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查经班，一位姓杨的弟兄带领我们查经，当他读到《马太福音》中的一段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的时候，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以前，我时常独自一人痛哭，一发而不可收拾，要哭很久很久。这一次，当我在众人面前哭泣的时候，杨弟兄默默走到我身边，将手放在我的身上，我自然而然地将头放到他的肩上。突然之间，我感到了温暖和安慰，很快便停止了哭泣。
余杰：洗礼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乃是基督徒向众人、向世界宣布，斩断与魔鬼撒旦的联系，而皈依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很多“文化基督徒”出于对所谓“形式主义”的反对而不愿领洗，实际上他们并不理解洗礼的本质。这样他们就永远只能游离于真实的信仰之外，而感受不到上帝的爱与祝福。我想知道，你在受洗之后，生命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苏小和：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此前我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在洗礼之后三天，我一躺下就睡着了，从此再也没有失眠过，除非晚上为了赶稿子而熬夜。我每天在睡觉前必定要做一个祷告，这是与神对话，将一天的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说给神听。
过去我的脾气很坏，像一只刺猬一样，不伤人就不高兴。但信主之后，大家都说，小和的脾气真好，整天都在微笑。我最大的感叹是：像我这样一个虚无而骄傲的人，为何竟然能够蒙福，在人生和事业上处处是主恩满溢？我真切地感受到，是神改变了我，除了神以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我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有朋友问我说：“你真的相信耶稣吗？”我盯着他们的眼睛回答说：“我真的相信耶稣，当我晚上关了灯，在黑暗中祷告的时候，主就在我的身边，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受。”
余杰：很多知识分子基督徒都不愿委身教会，而更愿意做薇依式的“一个人的基督徒”。你在信主之后却一直生活在教会里，甚至将家打开，组织了一个团契。你认为，对基督徒来说，教会生活为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长期不参加教会的基督徒，生命能够得以成长吗？
苏小和：在信主之后四年的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回顾这几年的教会生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四个字“彼此喂养”。无论怎么忙，我也要一定去教会，即使教会只有几个人，教会的代领人有种种缺点，我也不愿离开教会。基督徒去教会，是与神同在，是与弟兄姊妹互为肢体，而不是去挑人的毛病。每个人都是有毛病的罪人，教会也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教会。我们到教会，最重要的是彼此喂养，这样才不会跌倒。
我们教会中没有什么著名的人物，很多会友是大字不识的老太太，或者衣衫褴褛的农民工。但是，在教会里，社会身份的差别消失了，大家都亲如一家人。当某一个弟兄姊妹恳切祷告的时候，我就受到莫大的感动。如果不是在教会中，我怎么会安静地倾听这样一个人的祷告呢？他有可能是一个很久没有洗澡的、身体都不干净的人，我只会远远地躲开他。
余杰：在你所在的教会里，以及你所接触到的一些基督徒当中，有没有一些对你帮助很大的属灵的长者呢？毕竟我们在属灵上都是婴孩，特别需要被喂养。
苏小和：当然有了。教会里有一些老弟兄老姊妹，是北大、清华的退休老师，有的是研究数学的，有的是研究物理的，他们年龄很大了，我们平常以弟兄姊妹相称，我甚至连他们的全名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的姓。比如，有一位潘姊妹，她是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女儿，她告诉我，她从父亲身上看到了人的有限，她信主之后又是如何地蒙福。比如，著名数学家、科学院院士杨乐先生的夫人，便是一位充满爱心的老姊妹。比如，清华大学汽车系的一位杨教授，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才回来，曾经是一位非常骄傲的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在教会中却无比谦卑。再比如，海军总医院的医生刘弟兄，他在澳洲工作了十多年，曾经崇尚医学理性，后来成为教会的同工。还有就是经济学家赵晓，他有一颗爱主的心，也参与了许多慈善事业。
对我来说，主内的生活不是刻意寻找知识结构和社会身份相近的人，而更多的是接触那些默默无闻的、没有太大的成就、收入不高、看上去也不怎么“美”的弟兄姊妹。我更愿意生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分享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信主之后不久，我便将自己家打开，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团契，还特意购买了一台钢琴，教大家唱歌。我们教会的长老还过来为新人施洗。这样，我的家也成了神的殿堂。
余杰：这些年来，你是否经历过神迹奇事，或者说，神有没有给你什么特别的祝福？
苏小和：主给的比我想要的更多。最近我家中的一个神迹是：我妈妈患了肿瘤，医院说必须动手术。但妈妈身体虚弱，又年事已高，医生说，即便动手术，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我在北京最好的医院之一同仁医院交了钱，准备给妈妈动手术。同时，我也为此祷告了一个多月。正在这时，从韩国来了一位牧师，为妈妈作了一个按手礼，跟妈妈分享了许多神的话。第二天，原来晚上睡觉盗汗的妈妈，居然不再盗汗了。妈妈主动提出受洗，我们教会的长老赶来为她施洗。此后，她没有服药，也没有动手术，身体很快康复了。今年过年之前，她说，想家了，要回湖南老家。我说，我送您回去。她说，你工作忙，我一个人先走。结果，她让我买好火车票，一个人就回去了，七十多岁的老人，也不认识字，一路却非常平安。在老家，她随身带着圣经，虽然不会读，却热心地把这本生命之书介绍给乡亲们。
余杰：很多名人信主之后，将信仰当作隐秘的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不愿在公共领域谈及信仰。而你是少数将信仰与自己的专业领域和公共表达结合起来的人，信仰的维度极大了更新和提升了你论述中国问题的眼光。
苏小和：我在媒体工作，算是一个媒体人，我信主之后，不仅在写作中彰显上帝的道，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敢于大声地说出自己是基督徒。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当时院长、官员和商人云集，大家都上台作一个自我介绍，我的自我介绍跟所有人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后来，一位老者在台下对我说，你的话让我很感动，但是你的这种直率的说话方式，如果在“文哥”时代，肯定就被抓起来了。
我的一个体会是，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生活中言说自己的信仰时，要讲价值，讲方法论，用神的话来讲，不是用人的话来讲。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喜欢讲自己的神秘体验，讲信主能够带来多少好处。还有人喜欢讲清规戒律，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吃，讲钳制性的东西，而忘记了信仰带来的极大的自由。如果从人的立场来传福音，结果往往将别人绊倒，让本来对基督信仰有好感的人从此远去。我也时常质疑自己，有没有绊倒别人，如何选择好的方式来传福音？比如，讲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挺好的，慢慢地展开，不要急于求成。
我传福音的对象，很多是商人、企业家、经济学者和文人。有的人非常排斥，认为一切都靠自己；有的人认为，你一定是遭遇到了什么大的挫折，来找个躲避的地方；还有人干脆就认为宗教信仰是精神鸦片。但是，主的话就是爱，如果你从爱的路径进入，许多人还是能够听进去的。昨天我坐飞机回北京，旁边就是一位老板，他问我说：“人是应当有敬畏，但敬畏的对象为什么是耶稣，而不是玉皇大帝？”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你不敬畏，有些领域是人的理性无法明白、无法解释的，我们并不是明白了圣经中所有的道理之后才信。我只知道，当我走上这条生命之路，与神的关系确认了，我就无比喜乐，而你却没有。”
还有一点就是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知识的多元性，尊重人的多元性。我们要相信，真理不在我们手上，真理在神的手上，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日光底下无新事，不要认为自己有多少新的发现和领受。多样性是神赐予的，不要用简单的标准概括世界的模式。世界上有六十亿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见上帝造人不会重复。我们还要多元和多维地搜集和掌握信息，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阿玛蒂亚
苏小和：在《圣经》里找到经济学的源头
余杰：作为一名颇受欢迎的财经作家，你一直强调要讲“常识”。我很欣赏这种对常识的坚守。有人说，经济学是离上帝最远的一门学科，经济学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的基础上，是一种冷酷的理性主义，连圣经中也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所以，诺贝尔生前设立了若干奖项，偏偏就是不设立经济学奖，经济学奖是后来才设立的，跟诺贝尔本人无关。你如何评价这种看法？
苏小和：我信主之后，继续写财经评论的时候，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圣经中寻找经济学的根基。我不认为经济学离神学最远、离上帝最远，相反，我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完全符合圣经原则。如果没有圣经的教导、没有神的维度，所有的经济学原理都只能是假设。比如，经济学中有名的那个“理性经济人假设”，为何只是“假设”，而不是我们基督徒常说的“确认”呢？我想到了圣经中耶稣解救行淫的妇人的故事，耶稣对那些企图拿石头砸死妇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可见，就连文士和法利赛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他们具备了道德反省的能力。但在中国，除了一批被主拣选的基督徒之外，谁有这种反省能力呢？从古到今都没有，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既缺乏对神的仰望，也缺乏对自我的质疑。
余杰：很多朋友说，从你的财经评论中能够读出福音信息来，这是你刻意要通过财经评论的写作来传福音，还是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确实发现圣经原则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你几乎所有的财经评论文章中，“自由”都是一个核心概念，你曾经在一篇讨论农民工问题的文章中说：“我们一样有着无边的梦想，有着聪明与智慧，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美好的子民。上帝之下，人人平等。…他们一样拥有在城市里自由行走、自由居住、自由创造的权利，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歧视他们，这既是一种生命的底线，也是一种经济学的底线，一种市场的底线。”在那些所谓保持价值中立的财经类评论中，此种爱与悲悯的情感堪称空谷回音。张文学在题为《自由就是爱》的书评中说：“自由，是上帝所赐，天生拥有，绝非他人的施舍。对自由的各种有意剥夺和束缚，是罪恶。我们不妨把自由看作一种爱，一种上帝赐予人类的爱。我们只有珍视这种爱，追求这种爱，才能得到生活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对“自由就是爱”这一理念的张扬，算是你传福音的一种特殊方式吧？
苏小和：有很多读者说，你的文章中有人性和人文的气息，实际上我知道这是福音的信息。我并非在文章中将福音生搬硬套过来，而是在对当下的问题作分析的时候，虽然使用的是理性的、学术的语言，但在背后有神的维度。圣经中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的话语关乎每个人的生命。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神都会加给，那些美好的事物，如产权、自由、宪政，都是“附加值”。圣经是对我们生命的拯救，但圣经也会带来“附加值”，用经济学的概念，就是“溢出效应”。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东西，财产、人权、民主，都是“溢出效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神的孩子，都要在世上做光做盐。由此，我在圣经中找到了平时思考的价值谱系的源头。
余杰：是不是中国人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源头，中国人才不认同自由经济、私有产权、民主宪政这些普世价值？
苏小和：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出现在西方，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却从来没有出现？如果回到原点思考，就会发现在《创世纪》当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有了原罪，人成了有限之物。我很喜欢曼德维尔的著作《蜜蜂的寓言》，这本书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入口。作者以蜜蜂比喻人类，他对蜜蜂的定义是贪婪而不是奉献，每只蜜蜂都在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但令人惊讶的是，当每只蜜蜂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却呈现出繁荣景象。人也是这样，每人各尽所能，谋求自己的幸福，最终亦促成了全社会的幸福。2010年0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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