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微信圈流传我国著名科学家、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教授实名举报的截图信息:饶毅校长向基金委实名举报武汉大学、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细胞所的两位著名学者造假。
各方都还未表态,具体情况和结果,相信中科院、基金委都会做出调查。
 饶毅教授,这位和施一公同样在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响当当”的科学大家,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半年前的6月25日上午,首都医科大学召开会议,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强宣读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任职决定,饶毅同志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而与施一公教授不同的是,这位“落选中科院院士后表示永不再选”的智者,又让我们产生很多好奇。以下内容作者为施一公教授,即是在饶毅教授宣布永不参选院士以后,鼎力支持之作。正如文中所说,无论你是否喜欢他,饶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启蒙中国社会,也注定留下重大影响。
中式着装的北大教授饶毅
“闲人”饶毅:1998-2001
说实在的,1998年,刚刚听说和认识饶毅的时候对他印象欠佳。当时,我刚刚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天天在实验室忙得焦头烂额,除了自己动手做实验花掉一半时间之外,还忙于指导学生的研究课题、讲课、参加学术会议、写论文和基金申请,天天觉得时间不够用。
比我早三年做PI的饶毅却很特别,经常写一些与他实验室研究课题无关的杂文,评论科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这些文章引经据典、有时会很长,显然花了很多时间;他把这些文章通过email群发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教授们阅读,他英语能力很强,提高英语:苹果手机AppStore 搜索    英语Ai说  。由于对饶毅有成见,他发来的杂文我一般都直接删掉、不会花时间阅读。所以,我对饶毅的第一印象是:有点不务正业、喜欢多管闲事。
因为对饶毅的第一印象不佳,对他要做的事情我也不感兴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发生在2001年。有一天,饶毅发来email,希望我签名支持一项中国的科学研究计划,其核心是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创建十个针对生命科学不同领域的国家级研究所,同时政府通过高强度的财政投入建立一个充沛的基金,用其利息对这些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运行和科研进行稳定支持。
出发点虽好,但这一建议所需的费用在当时令人咋舌:仅仅维持这些研究所的运行就需要130亿人民币(16亿美元)稳定基金的支持。看到这个建议信后,我颇有意见,在当时科研经费还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提出百亿元的支持力度似乎异想天开、不负责任:为什么不先建立一个研究所作为试点?投巨资建立这么多研究所谁来负责、达不到预期效果怎么办?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有多少海外科学家会愿意全职回国工作?
当时,我觉得饶毅的建议会带来不负责任的奢侈和浪费,甚至负面影响国内的科研发展。第二天,饶毅打电话来解释,我就很情绪化地把满腹不满一股脑倒出来。之后还嫌不够解气,专门打电话给包括王晓东在内的其他几个朋友,想抵制这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其中的一个试点倒是在2004年起航:即王晓东、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饶毅担任副所长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虽然我在电话里冷嘲热讽,饶毅却颇有君子风度、一点都没有生气,而是一直耐心地给我解释他的道理:中国国力已然很强、经济飞速发展,但科技仍很落后,应该用生命科学的试点来带动全国科技进步。当时,我根本听不进去,觉得这小子在狡辩。
 贤人饶毅:2002-2005
其实,早在1995年,饶毅刚刚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取得tenure-track助理教授位置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的建设,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的实验室。后来,他与鲁白、梅林一起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协助蒲慕明,直接参与了中科院上海神经所的创建,并为此承担了不少压力。这些事情,我听说过一些,觉得饶毅还算是个爱国的热心人,多少对他有了一点好印象。
真正让我改变对饶毅印象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在2002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偶尔听到了饶毅组织BIO2000课程的详情。原来,早在2000年,饶毅为了改变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学落后的状况,联合上海生科院的吴家睿,一起提议、推动、创办了一门生命科学领域综合性的研究生课程,取名BIO2000;该课程由饶毅邀请的二十多位海外优秀华人生物学家担任主讲教师,每位教师专程回国在北京和上海各讲授6节课,分别针对上海生命科学院和清华、北大的一年级博士研究生。
这门课程的开设在当时非常及时,深受学生欢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生命科学领域里也许是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研究生专业课程。为了组织这门课,饶毅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实属不易!将心比心,我佩服他!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2002-2005年这几年间。众所周知,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职场上奋斗着实不易;要拿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比美国本土人难多了,而每升迁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即便如此,最终还往往要面临着一道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亚裔很难获得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也很难得到学术界更高层面的荣誉(recognition)。
和千千万万的留美中国学者一样,饶毅在十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遗憾,尽管大家大都能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尽力打破这一尴尬局面的中国人实在是少得可怜。原因可能有四条:一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富足、知足常乐,不必追求其它;二是自己刚刚起步、还没有面临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三是不愿意花时间做这样一件尽管对大家都好但不知何时才能见效的事情;四是觉得呼吁美国主流社会关注这个问题可能对自己不利(留下负面印象)。饶毅是我认识的华人中为数不多的认认真真花时间、花精力为维护华裔乃至亚裔科学家的权益而付诸实际行动的科学家。
2003年,饶毅写了一封长信给美国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ASBMB(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andMolecular Biology),善意地提醒他们:在ASBMB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亚裔的领导,其主办的学术刊物中也缺乏亚裔主编和副主编。后来,Duke大学的王小凡教授作为华裔教授的杰出代表受聘JBC(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副主编,也成为JBC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副主编。
王小凡的聘任也许与饶毅的呼吁不无关系。有意思的是:小凡恰好是另一位为了华人和亚裔利益不懈努力的热心科学家!小凡上任之后,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中国学者,包括推荐一批有水平的中国科学家出任JBC编委,用实际行动改善亚裔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同样,饶毅也写信给拥有三万多名会员的美国神经科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SfN),指出该学会的上百个各种各样的领导位置上,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教授。结果该会在当年的理事会上紧急增补了NIH的鲁白进入干部遴选委员会(负责各级委员会的提名工作),斯坦福大学的骆利群进入年会程序委员会(负责下一年年会演讲人的挑选工作)。
饶毅还用同样的方法给CELL主编Vivian Siegel写信,建议她增加亚裔科学家在Associate Editors里的比例、特别是鼓励她邀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加盟Boardof Associate Editors。果然,这一建议也得到了CELL的采纳,来自耶鲁大学的许田教授成为第一位来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中产生的Associate Editor。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应该说,饶毅在客观上帮助了一大批在美国的亚裔生物学家。我相信,在美国,因为饶毅所作所为而受益的亚裔科学家不在少数,可能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一些人可能还对饶毅印象不佳。
盟友饶毅:2005及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饶毅的接触逐渐增多;了解加深,我在2005年前后意识到自己和饶毅在许许多多的原则问题上看法非常相似,包括对亚裔在美国发展的玻璃天花板的问题、对中国国内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看法、对中国科研文化和学术界的看法、甚至包括一些政治观点。不知不觉之间,即便在全职回国前,我们已经开始联合做事。其中一个例子是2005年底在科罗拉多州Boulder举行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的年会上,饶毅和我作为辩论的同一方,针对是否存在亚裔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与另一方展开激烈讨论。
我俩的共同观点是:这一现象普遍存在,我们要对美国学术界和全社会大声疾呼、让大家关注和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要利用所有的机会影响身边的科学家帮助我们一起改进亚裔的处境。当时,在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或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从2005年开始,我也加入到以饶毅为代表的一批同仁的努力中来。每一次我外出讲学或开会,都会向美国同事和朋友们讲述亚裔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每次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待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我更是抓住机会陈述其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我负责接待来访的哈佛医学院教授、当代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Tom Maniatis,他英语能力很强,提高英语: 苹果手机AppStore 搜索    英语Ai说   ,我决定争取他的支持。
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准备用30分钟与他讨论这一问题;刚刚对他讲述了5分钟,他就打断我的陈述并赞成道:“一公,你不需要说服我,亚裔的玻璃天花板太明显了!在七十年代末的哈佛大学已经有很多很多亚裔学生,可能百分之二十、三十,但是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每当我去参加系主任会议或高级领导的会议时,几乎找不到亚裔的影子!他们(指以前哈佛的亚裔学生)都去哪儿啦?”随后的时间里Tom给我出了一些主意,关于如何应对亚裔玻璃天花板的事情;同时,他也非常赞成我们让美国同行意识到该问题严重性的做法,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
在以饶毅为代表的一些同道的努力下,美国的一些学术团体、一大批教授专家开始意识到亚裔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学术成绩出色、经济状况良好,另一方面在职场面临难以升迁的困境。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认识,让很多在美工作的华裔学者受益。2011年6月,在谢晓亮主持的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C)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我又遇见了Tom Maniatis教授,他告诉我,美国科学院已经意识到亚裔没有得到合理代表的问题,并已经由一些资深科学家成立了一个专门提名委员会(Special Nominating Committee),推动美国的亚裔优秀学者入选美国科学院。2012年,一批亚裔学者通过这个委员会顺利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也包括几位杰出的华裔科学家。
饶毅在2007年9月正式辞去西北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我在清华的实验室于2007年4月开始正式运行,次年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负责清华大学生命学科的规划和人才引进。我们在2007-2010年的三年中联系密切,几乎每周都有不止一次的交流,甚至一天之内沟通几次。我们在原则性的问题和观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分歧,在操作层面上密切配合、尽力加强清华与北大之间的合作和发展,成为理念和事业上的盟友。
 兄长饶毅
2007-2010年,这期间也是我们两人回国后感觉最艰难的三年,在工作、生活中时时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会彼此鼓励和安慰,有时会再找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坐坐、乐观地展望未来。饶毅和夫人吴瑛育有一女一子,2007年刚回国时,老大Elizabeth已上高中、跟着吴瑛留在芝加哥;老二David九岁半、上四年级,于是跟着饶毅回到北京、在北大附小读书。但对于九岁多的孩子而言,适应北京的环境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2007年暑假饶毅请家教给David补习了三个月的语文,开学以后还是面临很多问题,压力一直很大,饶毅也很为此操心。
约在当年的感恩节前,饶毅给我发了一个释怀的短信,“语文64分,及格了!”。学习还算简单问题,适应环境对孩子更难些。David回国两年多之后,学校命题作文“假如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David毫不犹豫地写道,“那我就立即飞回芝加哥……”这种情形对钟爱儿子、希望儿子有中国人归属感的饶毅应该是非常苦恼的。听到这些令人揪心的事情,我也只能稍稍安慰一下饶毅。好在回国三年半之后,David真正开始喜欢北京、有了中国是家的感觉。
我从小有点清高的毛病,很少会长期佩服一个人。但经过十多年的接触和了解,我从心里敬佩饶毅。首先是他的学问。尽管饶毅花了很多时间去管那些和他“似乎不太相关”的事情,但他是我认识的在科研上最富有创新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思维总是比普通科学家多想两个跨度、聚焦在一些重大的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上。他读很多原始文献,即便是出行也总是带上一本《自然》、《科学》或《自然-神经科学》阅读。其次是饶毅的为人,我不敢说我完全理解饶毅,但十多年来我看到的是一个正直、智慧、敢言、有思想、有远见、心口一致、忠于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科学家。
饶毅说话或做事从来不会故意讨人喜欢,但他有自己信奉的原则,并严格按照这些原则来做事,即使这意味着他的所作所为会引起别人的误解。回国六年来,我对逢场作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早已见多不怪了,也逐渐理解为何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会适当改变说话的角度,“曲线救国”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但饶毅似乎不会改变语气和讲话方式,对所有人的态度总是不卑不亢。我相信,饶毅讲给博士生听的观点会原原本本地告诉同事、媒体、和领导。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饶毅在领导面前奉承拍马、也从未见过他对学生声色俱厉。饶毅总是用相对平稳的语调说出他信奉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观点。
老顽童饶毅
饶毅比我年长5岁,但他生性顽皮而天真、喜欢善意的恶作剧,颇有点老顽童的感觉。我知道很多让人捧腹的故事,但未经本人同意,还是少说为妙,这里只例举一二。大约在2009年深秋,我和饶毅应邀参加在京郊凤山举行的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年会。
下午休息,我们一起登上了凤山山顶。山顶平台上,正有一位年轻女子和教练一起,背着滑翔伞,准备迎风跳出山崖享受滑翔的刺激和乐趣。可惜,风向突然变成顺风,她们只好等待。饶毅上前聊天,得知女子是第一次滑翔飞行,便调侃道(大意):“你不害怕吗?如果你逆风跳出悬崖的一瞬间风向突然变成顺风怎么办?那你不就摔下去了吗?不会摔坏吗?”他越说越来劲、女子越听越害怕,旁边一位魁梧男子明显忍无可忍,喝道,“你这人会不会讲话?一边呆着去!”饶毅一点不着急、嘿嘿笑笑说,“我先替她把最坏的情况想到,她知道后就不会害怕了”男子越发生气……我赶紧过去拍拍饶毅的肩膀、让他少说两句。当然,女子和教练很顺利地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滑翔伞飞翔!
两年前的一个假日,饶毅、David和我们全家一起到京郊度假村休息。周六上午,度假村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非常热闹。我与饶毅没聊几句,一转身他就不见了,竟然跑到参加婚礼的宾客中去高谈阔论了;我心里纳闷:你认识那些人?这么巧?十几分钟后,饶毅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来了,而且脸上带着坏笑。我好奇:“怎么回事?”饶毅坦白:“我自称是新娘的舅舅,开始还好,后来被新娘的家人识破了!”唉,童心未泯啊!
 既然是老顽童,那就时不时地会因为言语不逊在外面惹事儿。饶毅有时会公开取笑别人,有时则是用尖刻的语言奚落别人。别人有不满顶多是私底下骂骂发泄一下而已,饶毅骂人则常常是公开通过博客、似乎唯恐当事人和百姓大众听不到。个别时候他也会骂错、评论不准确,但他愿意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诸位可以到他的博客里赏鉴。说心里话,对他的博客文章我并不是一概赞同,每当觉得不妥时,我都替他捏把汗,忍不住提醒!但这就是天真耿直、而又自以为是的饶毅,他绝对不会在背后搬弄是非,而是什么话都摆在桌面上。
 结束语
王晓东对饶毅有一个我认为非常精准的评价:predictable!(可以预测!)的确,饶毅始终如一的品行、观念、和待人处事的方式让熟悉他的人很容易预测和理解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说心里话,过去三、四年,我几乎没有对任何一件饶毅做的事情感到过意外。
 回国六年来,我和饶毅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分歧,包括共同执笔在2010年9月为《科学》周刊撰写批评中国科研文化的评论文章(Editorial),但我们在具体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常有不同,也反映出我们性格上的区别。所以我们决定各自发挥所长、运用自己擅长和能够接受的方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作用、促进科教发展。每每遇到我们共同关心的具体事情、遇到实际操作时,我们总是很在乎对方的观点,共同商议、达成共识,统一行动,比如共同建议并创立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以及中心内部的运行。
我相信我完全理解饶毅回国的赤子情怀,也理解饶毅的行事风格。我常常庆幸自己在一街之隔的北大有饶毅这样一位好朋友。今年上半年,一位中学同学把我高中毕业时援引巴金、写给他的临别赠言重新转给我:“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我想,我当时对友情的理解也许仅限于中学轶事、同学意气。现在,则是对价值观和使命感的认同。在中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这种感觉,很好!
饶毅,忧国忧民的科学大家,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犀利耿直的现代鲁迅,我行我素的半老顽童。无论你是否喜欢他,饶毅在用自己的方式启蒙中国社会、也注定留下重要影响。
本文来源:science后花园,iPlants
来源 : 新民周刊 撰稿:蒲琳 编辑:学妹
本篇文章发表于2013年9月18日,文章发表便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两年过去了,院士评选机制依然沿用传统模式,没有很大改变。今日重读,让我们重新思考体会饶毅反对的是什么?以下时间均以2013年为参照。
饶毅落选院士后在博客发文称“将不再成为候选人”,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做院士照样可以挺起腰杆”。
2011年8月,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院士增选中落选,立即引起各方关于院士评选黑幕的种种猜测。饶毅随后在博客发文称“将不再成为候选人”,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做院士照样可以挺起腰杆”。
2013年9月3日上午10点,北大宣布饶毅卸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校方的解释是正常的更替,但那些替饶毅鸣不平的人,却把卸任看作是饶毅当年充当“搅局者”的后果。
“牛”教授回国
饶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美国取得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后第一个全职回国工作的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
早在1995年,饶毅就开始帮助中国的生命科学发展,在中科院上海神经所的创建和后来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建设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7年,饶毅辞去美国教职、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关闭实验室,然后全职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时年45岁的饶毅在美国期间,可谓顺风顺水,哈佛大学博士后、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不久升任讲席教授。
或许是因为正值北京奥运会开幕一年倒计时,饶毅的回国又被赋予了“中国梦”的色彩。他自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这样的情绪添柴点火——毅然决定放弃美国国籍。
此举甚至引起《纽约时报》的重视,该报以饶毅和施一公(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为对象,对中国科学家回国潮进行了报道与点评。
但在美国留学、工作长达22年的饶毅早已习惯了美国式的直接。早在全职回国之前,他就多次对中国的教育科技问题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2004年,饶毅等11名学者联名给中国政府高层写信,反对中国科研界的“大科学”趋势。所谓“大科学”项目,就是国家投入巨大、有关方面认为意义重大的科学项目。一般说来,大科学项目的投入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需要动用大量人力。但关于某个大科学项目的意义是否重大,科学界常存在争议。这封联名信认为,大型的生物医学计划科研项目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阻碍了良性竞争,扼杀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也严重妨碍了人才培养。
信中还呼吁,国家应当积极鼓励一大批小实验室公平竞争科研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因为几乎所有这些重大发现都不是在事先预测和计划的科研项目中取得的。
所以,在外界对饶毅回国一片喧腾之时,饶毅自己也默默地做着自我估量。“当时对回国后可能面临的状况想到了一点。对于中国人在背后的小动作没想到有那么多。我觉得人应该有自尊,不应该那么过分。”回国4年后,饶毅曾在媒体面前如此回忆当初。
院士落选
很明显,这个平日里以在实验室埋头研究为乐的科学家,很难彻底弄清中国的科学同仁们是如何争夺资源的。
2011年,中科院院士增选,314位有效候选人,饶毅和施一公均位列名单之上。同年8月17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在媒体公布,选出初步候选人145位。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此前呼声极高的饶毅出局。不过,施一公仍然上榜。
这一消息在科学界知名网站科学网上挂出不到1个小时后,饶毅在科学网实名博客上予以回应,标题直截了当:“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事实上,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规定,推荐院士候选人包括院士推荐和归口初选部门推荐两种途径,不受理本人申请。饶毅属于“归口初选部门推荐”,也就是由教育部推举。
饶毅最初得知自己被推选为当年的院士候选人时并未拒绝。因此,该篇博文中,饶毅先是概述了参选原因:“鉴于推崇中国科学院前身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学方面代表性科学家林可胜等、敬佩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如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等、尊重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国内艰苦环境中坚持做好科学研究的院士、感谢其学部委员(特别是冯德培、邹岗等)在80年代对我的支持和现有院士近年在我回国工作后多方面的支持,我于2011年初接受推荐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但在最后,博文给出了一个决绝的声明:“从2011年8月17日后将不再成为候选人。
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院士评选一直广受关注,没有通过评审而发表声明的,饶毅似乎是第一个。
对于有人质疑,此刻发博文是否制造噱头,饶毅的解释是,公开说明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也许这样做了,对改变风气有一定促进作用。
得知饶毅未列入这次候选人名单中时,同为海归的施一公感到非常意外。很多观点不谋而合的两人被人们称为“双子星”。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个人认为饶毅的学术水平非常高。”施一公称,十多年来,尽管饶毅对整个中国科技界现状敢于直言,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但他的学术并没有因此耽误。饶毅从来都不是高产型的科学家,但他的每篇学术论文分量都很重。
同时,施一公认为院士的评选尽管因素比较复杂,但学术水平应该是主要因素。所以他对饶毅的落选“不理解”。
水土不服
2011年12月9日,新增院士名单出炉,51名新院士和9名外籍院士产生,施一公最终也落选。
新增院士名单出炉的同日,饶毅便撰写了一篇4000余字的博文,标题为《解剖“逆淘汰”社会现象的一只麻雀》,为施一公的落选鸣不平。他认为,院士评选中,重视的“不是学术水平、年龄、学术年资、在国内科学贡献大小”,而是“在有些人面前低头排队的时间,有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对施一公与饶毅的落选,当时有观点称与二人国籍有关。而据《新京报》2011年12月17日报道,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委会秘书长曹效业曾对此回应称,经公安部的函件确认,施一公和饶毅参选时相关手续未办完,但认定他们拥有中国国籍,具备参选资格。
实际上,在整个事件发酵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在饶毅那篇只有200余字的声明博文的末尾,饶毅写道,“2011年3月5日写,2011年8月17日添加日期”。
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饶毅以一种隐含的幽默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预言能力——早在5个月以前,他就断定自己无缘中科院院士的荣誉。
于是,有人推测,就学术水平而言,施、饶二人完全有资格当选院士,而落选原因猜测或是由于两人曾撰文批评中国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
饶毅和施一公联合在2010年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研环境》的文章,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引起社会关注。
文章称,“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文章还指出了中国科研界的“潜规则”:“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这篇只有一页篇幅的文章,左侧配图为一叠百元大钞,着实刺痛了某些国内同行。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在当年11月8日对此回应称,该文中涉及中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科技部认为与事实不相符合。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热忱欢迎所有关心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人们,就所关心的问题向我们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提出建议。我们重申对任何违反科学道德、科研诚信、违规违纪的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有举必查,查实必究,绝不姑息。
不过,面对一个相对封闭又极度专业化的科学领域,院士的入选与落选,外界很难对原因做出清晰的判断。中科院对媒体称:“饶毅落选的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
而在饶毅本人看来,这则是一次系统性的警告。
卸任风波
尽管如此,公众仍然倾向于把饶毅看作一个牺牲品,气愤的网友在各大学论坛发飙,他们一致认为是饶毅不同流合污的姿态惹恼了主流学界中的强势人群。他们就此推测,饶毅应该对现有院士遴选方式和制度恨之入骨。
但对于院士评选的制度,饶毅的态度与外界想象的不同,他说,“我并不想彻底否定院士制度。它的存在有它的道理,而且还要存在很久。
在饶毅看来,中国院士制度存在的最大价值是与强大的行政权力对抗。“中国的行政权太强,院士制度树立了一批学术权威。这些学术权威说话的时候,行政力量就会收敛一点,有所顾忌。
的确,在中国,“院士”是一个备受尊敬的称谓,也是很多学界人士终身奋斗的目标。除了学术荣誉外,院士还有着很大的利益,当上院士后隐性权力相当大,能够轻易得到许多科研项目。
但饶毅认为,人们之所以热衷于晋升院士,绝大多数人并非看重院士的“副部级待遇”,也并非真有很多人与权力部门勾结进行腐败活动。
“更多的还是院士的终身制荣誉在吸引人,一旦得到,这个是拿不掉的。而且院士可以再去选下届的院士,很多人为此而对你卑躬屈膝。”饶毅对媒体说,“有少数人滥用权力,把院士名声搞坏了。但是大多数院士还是有自尊的。
在饶毅心中,院士评选中的乱象,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国人在合作方面是非常不好的,”饶毅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有些人为了得到院士这样的‘金身’,趴着也要进去,拍马屁也要进去。但是他们不去想,如果一个团体中有的人是夹着尾巴进来的,那么你作为团体中的一员,也是没有自尊的。
因此,饶毅在落选后的高调回应也有些向海外同仁鼓劲的意思:“不做院士照样可以挺起腰杆。
2013年5月20日,中国科学院网站公布了每两年增选一次的201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施一公再次参选并入选,而饶毅不出所料地没有出现在名单上。据悉,最终结果将在今年年底公布。
而就在稍早的4月,施一公先后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双料外籍院士,再度引起公众对中国院士增选机制的质疑和反思。
中国科学院方面当时回应称,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是两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其院士增选分别按照各自的程序和标准进行,两者是相互独立的,没有必然的关联。
时间来到了9月3日,北大校方宣布饶毅卸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吴虹教授(女)将出任新一任院长。当天,北大党委组织部宣读关于生命科学学院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的任命决定,原班子成员自然免职。饶毅就是原行政班子的成员,属“自然免职”。
此后,饶毅在科学网博客中发表卸任辞《尽其心,以事天》,证实了此事。
饶毅感谢勇于探索的前人,真心感谢国家、国家部门、北京大学多个行政职能部门及全院教职工在过去的六年里所给予的工作支持,并称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学院发展,自己也将作为普通教授的一员继续为学院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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