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今年夏天，黄亚生教授接受了《财经》杂志的访问，讨论了其对于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的看法和观点。黄亚生教授讨论的具体话题包括中美贸易战、特朗普对华政策和国内政策、中美“冷战”可能性等问题。
本文转载自《财经》杂志公众号，原文首发自2019年10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标题为《黄亚生：特朗普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会持续二三十年》，作者为《财经》记者金焱，编辑为苏琦。“亚生看G2”刊登时，黄亚生教授有做进一步校对补充。
本文系黄亚生教授采访稿，转载自《财经》，转载请注明出处。
全文共6680字，阅读时长约10分钟。
以下为《财经》原文，原文标题为《黄亚生：特朗普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会持续二三十年》， 黄亚生教授有做补充校对：
在8月30日见到黄亚生前，他的公众号文章刚更新不久，黄亚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议价能力，或者说是谈判筹码在增强。有可能中国最大的筹码是和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改善国内自己的投资环境和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他一直认为只要有一个法治的、中性的投资环境，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参见黄亚生教授公众号文章《黄亚生：中美贸易战，留给特朗普的筹码可能越来越少》）。
作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任教多年的华人教授，黄亚生对中国和美国都有第一手的了解和观察，他注重实证数据分析，思考也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

见到黄亚生时，特朗普已经在任三年。黄亚生眼中的特朗普是典型的强人政治的代表。在国内层面，特朗普自竞选起长期的针对包括移民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极端言论煽动起了美国国内一些极端和种族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躁动，为国内社会的安全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在国际层面，特朗普一再搅乱国际现有的秩序和多边机制，埋下可能爆发动乱的不稳定因素。
无论是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还是其他政策政令，美国社会近来出现了全方位的反弹，但黄亚生指出，这是守势不是攻势。特朗普对中美关系以及对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会持续二三十年。
选择偏差与反弹
《财经》：中美竞争对中国学生和华裔学者带来了冲击，在波士顿这边感觉反应大吗？
黄亚生：反应很大。主要是研究型的学者受冲击，美国出了几次华人教授被解雇的事件。问题主要出在生物医学领域，因为最先开始搞调查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但我相信马上会扩大到材料学等更多更广的领域（相关内容可参见黄亚生教授公众号文章《黄亚生：知识与国家安全，美国华人学者的生存危机》）。
《财经》：华裔学者首当其冲，背后是大环境的问题，还是文化冲突的问题？
黄亚生：这类事情的发生与中美关系交恶有关。我不了解那些学者的具体情况。但至少有一种可能性，中国人有的时候，对程序性的东西不是特别重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现在为止，我所了解的情况，没有一起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这也许是因为现在调查还没扩展。我认为那些学者被调查更大的原因是个人行为的问题。美国学术界，和美国社会，有很多的行为规范和“Norms，”很多中国人经常不当回事。这是不对的。但是这里有多少国家行为，我们还要看。
大的环境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需要更复杂的讨论。中美关系交恶是一个触发点，而美国学术机构的人员参与到中国的人才计划中，是否要面临那些惩罚则需要探讨。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批评中国的声音从来就没停过，只不过是我们经常是有选择性地听取，比如更多的是那些华尔街的中国看法。对中国的批判绝对不是特朗普时代才有的。
《财经》：所以说不是完全而突然的变化。
黄亚生：不是因为特朗普上台，美国对中国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并不认同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比如贸易战。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仅仅代表了美国蓝领工人，也代表了美国企业界，包括高科技公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不满。过去在中国这种不满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
《财经》：就是说美国关于中国的各种争论非常激烈。各种声音都有，但我们只听到好的一面。
黄亚生：这是选择偏差的问题。那些不满意的人从来不会被中国人邀请去中国。我接触美国政府官员，包括给奥巴马和美国国务院做一些情况简介。更早的时候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参与去国会向现在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等人游说，告诉他们美国应该要保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克林顿上台后在美国国内力促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法案。在此之前，美国国会需要每年审核一次，并决定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的身份，这使得很多议员可以借着审核的名义，对中国一些非经济问题施压。而“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的通过使得国会无权再每年审核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身份，很大程度将中美自由贸易的经济问题从政治问题中剥离了出来。而在此之前，克林顿还努力推动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
这段历史传递的信息是，美国所有讨论的根基，不是说同中国进行贸易来买到便宜货，靠企业安排全球的供应链。最根本的是用接触战略的理论，后面有很强大的政治判断的根基，就是说政治会随着经济发展发生变化。从中国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国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中国存在经济至上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国市场可以搞定一切，可以消除对中国看法的分歧。这绝对是错误的。
《财经》：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中美“脱钩”（decoupling）的争论。
黄亚生：中美经济脱钩对美国科技界影响很大。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以美国高通公司和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今天的华为非常重视科技研究与合作。高通则是美国企业中唯一有能力可能做5G的企业，该业务板块与华为是竞争关系，但高通的大客户恰恰也是华为。2018年高通是华为在美国第三大供应商。因此，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意味着美国企业不可以和华为有任何的接触和交流，也就意味着高通不可以参与任何有关5G发展的过程和标准的制定，这将打击高通自己开发5G的能力。
另外，考虑到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过去几十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实际都在缩水。在联邦经费总额未增加的前提下，美科研开支结构日益单一，科研经费分配不均。经费多集中于生物医药领域和几个单独的领域，其他领域的科研经费受到挤压（具体请参见黄亚生教授公众号文章《黄亚生：中美“脱钩”对美国科技领域可能造成的影响》）。
美国和中国竞争，可以采取中国的政府支持企业的模式，而不是去限制中国的做法。我个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机制，但是当一个第二大的经济体不施行市场经济，我认为美国应该做相应的调整。
美国口口声声说中国侵犯其知识产权，但又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而投资就是尊重知识产权的表现，所以美国的政策是打自己的嘴巴。特朗普的政策很混乱。
《财经》：特朗普上任后对全球化、对美国等等带来了很多损害，以后能修补回来吗？
黄亚生：我认为可以修补。以对华政策举例，美国两党虽然对华一致的程度比较高，但对特朗普执行对华政策的具体方式方法并不认同，所以美国国内政治界近来出现了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全方位反弹。但它是守势不是攻势（是为了捍卫特朗普正在破坏的美国制度和国际声誉）。
华为是5G领域的领跑者
图片来源：Nikkei Asian Review
《财经》：出现反弹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黄亚生：这与特朗普胡来有关。即使很多支持对中国强硬的美国政客也不完全赞同他的做法：出尔反尔，不断加码。贸易战只是一个次优的方式，应该有其他的方式；另外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是美国主流不赞同的。
竞争的常态
《财经》：特朗普明年可能被选下去吗？
黄亚生：我当然希望他被选下去，但是即使民主党上台中美也不大可能恢复到以前。在我看来，中美就是竞争关系。在国际关系里，竞争有贬义色彩，但在经济学领域，竞争是好事。中国过去围绕竞争用的词都是模棱两可的，中美在本质上的关系就是竞争关系。
《财经》：你所说的竞争是指什么？
黄亚生：竞争包括思想上的竞争、经济上的竞争，这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政治上的竞争，战略的竞争，但军事方面的竞争比较复杂，它是1和0的博弈，不是双赢。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达成有序的方案比较难。中美关系，跟美苏关系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是多个维度的，中美在军事战略方面如果是敌我关系，在其他方面则是竞争关系，平衡怎么掌握？操作起来更复杂。
《财经》：就是说中美在历史上没有可以完全对应的经验可谈。
黄亚生：美苏之间是军事和战略的竞争；美日之间没有军事方面的竞争，有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竞争，但总的战略两国是一致的。所以涉及到中国这个个案比较复杂。在我看来，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需要领导人有素质、资质和认知水平。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财经》：所以中美是无解的？
黄亚生：中美两国政策目标设定的期望值应该低一点，只要中美两国不出大事就行。冷战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90年代初的和平时期，有四十几年的和平，中美能维持40多年的和平也行，就怕连冷战的程度都达不到。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有很多前任美国政府高官出席的会议，我提了一个问题：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否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冷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遏制，一方面是冷战中美苏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我们可不可以去想象中美将来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所以如果美国人开始提对中国冷战，那不能只提倡冷战的一个方面（遏制），其实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财经》：这涉及到台湾怎么办？
黄亚生：台湾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承认现状，不改变现状。在我看来能有40年的和平发展，有全球化、有中国的中产阶级，那中国以后的发展都不是问题。
《财经》：你提到全球化，现在经济全球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黄亚生：与特朗普谈全球化是对牛弹琴，说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是说下一届假设美国选上来一个比较理智的总统。我希望通过这一轮与美国比较复杂的交往，中国看问题能稍微复杂一点。
《财经》：全球供应链相互连接，形成了紧密的纽带，但贸易紧张局势使全球供应链受到打击、发生转移。
黄亚生：全球供应链在特朗普上台前已开始发生转移，这部分是由于中国国内政策导致的。中国企业成本在上升，国内很多学者抱怨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不准确或者是不全面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件百分百的坏事。经济都有两面性，从企业这边是成本，但是从社会那边就是收入。我们的问题根本不在劳动成本上升，而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没有形成消费力的增加，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在给定的金融环境下，你或者抱怨劳动力成本上升，你或者抱怨没有消费力的上升，但你不应该同时两者都抱怨。中国既抱怨劳动力成本高，又抱怨消费不足，这实际是自相矛盾的，唯一解决这个矛盾的说法是要再加一句话：因为中间那部分被政府拿走了，这是问题的关键。
《财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提到，我们的消费当中存在不少梗阻点和障碍，应该去解决。
黄亚生：中国的劳工收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并未形成购买力。对企业来讲，雇工人的成本上升可以通过产品价格上升进行消化。美国的福特公司就主动给工人提高工资，它就认识到经济学中的循环流动模型（circular flow of money），金钱和商品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是流动的。
所以问题发生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却未带来购买力的增加，这种情况使全球供应链的安排受到影响，在特朗普上台后，又加上了贸易战的冲击，加速了供应链的转移。
《财经》：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TPP在政治上复活的可能性也不大。
黄亚生：奥巴马推行TPP可以说50%对、50%错。对的地方就是承诺削减关税、推行自由与开放的贸易与投资；错的地方是奥巴马应把这扇门向中国敞开。比如TPP的劳工标准，中国在很多方面是达标的，越南其实并不达标，但越南在TPP名单上，中国不在。
《财经》：越南被视为是TPP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
黄亚生：对。奥巴马政府做错的另一件事是其政府针对亚洲开发银行的态度。美国政治上有种说法叫做尼克松访问中国现象。尼克松是铁杆反共人士，只有他才能跟中国修补关系。TPP很可能只有左派才能把这事给做起来。
TPP是奥巴马政府的一个主要经济政策
图片来源：PBS
《财经》：所以说2020年假设民主党上台，也基本会延续现在的对华政策。
黄亚生：是的，整体来说民主党还能听学术界的声音，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但中美也不会回到克林顿时代。同时也取决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
《财经》：中国现在经济走下坡路，是不是中国应对美国的空间也因而缩小了？
黄亚生：贸易战本身不是中国造成的，贸易战为中国带来了经济成本，企业运营成本这么大却是中国自己造成的。企业经营环境改善不足，提高了运营成本，劳工成本上升没有造成购买力的上升，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本来就不应该如此依赖美国市场，这是要反思的。
《财经》：最近的热门话题之一是，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超市Costco在中国大陆的首家门店在上海开业首日挤爆被迫停业。
黄亚生：如果Costco被挤爆，肯定说明其他商店的东西卖不出去。从马云的光棍节到这个挤爆被迫停业的仓储超市，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消费降级的体现。
我们做学术的人不能只听故事，要看整体数据——整体数据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下降。7月份时我在北京国贸附近住了一个月，那商店一个人都没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消费降级。
《财经》：在你看来中国经济的出路是什么？
黄亚生：中国经济的出路包括高科技的发展，比如华为、5G，还有就是中国创业。中国要想清楚，最重要的是基本面的东西。其实这说来说去都是老话题了：企业环境、产权、市场发展、政府的作用，这和20年30年前讨论的题目一模一样。中国发展的整体态势条件很好——中国人聪明、刻苦，受教育程度也高，而全世界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才。
什么是人才？在东莞打工那些女工都是人才。她们敬业刻苦，无所要求，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这些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财富。
特朗普的遗产
《财经》：美国被认为自身的修复能力特别强，怎么比较特朗普的破坏力和美国的修复能力？
黄亚生：我认为情况可能比现在更糟。就美国的体制来说，体制对特朗普的反弹很大，国会对他进行调查，特别检察官对他的“通俄”问题调查已结束。确实，纵观美国体制，从来没有类似的经历，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在大的边界限定的条件下，但特朗普完全不同。比如特朗普命令美国在华企业撤离，美国又不是计划经济，怎么命令？
《财经》：后来白宫说是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法案针对的目标是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经济构成非比寻常且十分严重威胁的”存在，历史上从未有美国总统在处理商业纠纷时动用该法律，更不用说是为了要与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切断贸易关系。
黄亚生：我们讲法治和人治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这个对立关系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因为法治说到底也是人。美国的宪法就几张纸，最终还是人去执行。民主制度可以很强大，也可以很脆弱。比如法律限制的可能性是一个圆，但他个人的限制可能比这个圆还大。比如特朗普因为没有对自己的个人限制，在某种程度来说他没有在违法，无论是命令美国在华企业撤离，还是大赦他自己——美国没有法律说总统不能大赦自己，但这在以前是人想都想不到的。特朗普这三年让我重新认识了民主，就是民主最终是人治。它所说的法治只是修了一个栅栏，栅栏里还有很多的事情和问题，最终这个人治可以第一决定在栅栏里的活动范围—并不是所有合法的事就是合理的，第二可以决定栅栏可以有多大。当然他们的人治和中国讲的人治还是很不一样的。
《财经》：特朗普的出现对美国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
黄亚生：有好的方面，当然不好的方面很多了。如果特朗普只任期四年，这个体制还能够存活下来，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做法对于美国制度造成了伤害
图片来源：PBS
《财经》：如果特朗普连任做八年总统呢？
黄亚生：八年就难讲了。特朗普很大的破坏是在全球变暖这个全球最大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回转，现在等于四年关键的时间浪费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另外他把种族主义调动起来，这可能是美国今后二三十年都会面临的大问题。
很多种族问题是被人为地挑起来的。在非洲一些种族间的冲突是政治家挑起来的，比如卢旺达。
《财经》：卢旺达大屠杀？
黄亚生：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最开始和平相处，后来就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政客把种族之间的不和挑动起来，就很难收回去。如果美国控枪不力，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暴乱事件。美国种族间的问题这三年在抬头，这是有数据支持的。
民主党上台情况可能更坏，它会引起这些种族主义分子的反弹，现在他们觉得政府的人是他们的人，可以斗胆去做一些事，不是他们的人就变成对他们的压迫，有压迫就有反抗。这与美国有这么多枪却没发生政变的道理是一样的：美国的暴力都是非政治性的，不针对政府、不针对军队，而是相互之间的，自我消化，这种现象我估计在美国今后二三十年都会持续。
《财经》：还有一个问题是，特朗普把本已分化的美国社会带到更严重的分化之中。
黄亚生：对，他带来的长久影响是美国社会种族之间的分化，不是受教育高和受教育低的精英社会的问题。特朗普在破坏精英体制，但民主党上台以后就会改观。
《财经》：美国价值观的分裂体现在网上几乎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讨论上。
黄亚生：对，这就是互联网现象。互联网的任何话题讨论都是这样的。最初搞互联网的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理性，结果现在证明完全相反，它把人最不理性的东西都带了出来。特朗普的崛起可能会加重这种现象，他的当选本身与此相关。
也许互联网的诞生、社交媒体诞生后的各种怪现象是真正代表人性的。所谓我们说的启蒙是针对极少数人的，只有极少数人是具备启蒙思想。过去只有少数能写书、写文章发表的人，才有发言权，现在非理性的人也有了发言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还原了人类更真实的描述，而不是少数具有启蒙思维那种状态。但这会带来撕裂，因为很多人有很多观点但不具备有支持他们观点的事实。一个撕裂的社会的定义就是，观点大于事实。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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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索关键词：美国政治，中美关系，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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