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技术与大国竞争

有鉴于全球化和中美关系的最新发展态势，11月22日上午“南风窗传媒智库”与国家高端智库“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会议室，联合举办了“资本、技术与大国竞争”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南风窗、复旦大学、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社会科学院、解放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单位约18位专家学者，重点讨论了“大国竞争驱动下的资本流动”“新兴科技与大国竞争”“长三角一体化的创新与治理”等议题。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在致辞中说，中美大国竞争加剧，而竞争内容主要就是资本和技术，去国外开会时，人们普遍关心中国的科技创新，包括5G、人工智能和外资情况。由此，如何形成良性的资本—技术生态，关系到中国的竞争优势。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

南风窗杂志社总编辑李桂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论述媒体智库的作用和功能，以及信息传播对资本流动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认为目前我国在信息传播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开展。

南风窗杂志社总编辑李桂文

在“大国竞争驱动下的资本流动”板块，与会学者围绕美国FTA战略和美国汇率政策对我国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以及当下中美竞争中的跨国企业等，进行了研讨。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柯静博士指出，美国FTA 谈判推进速度明显加快，正在打造一个凌驾于 WTO 之上、覆盖面广泛的双层自贸区网络。它不仅囊括传统发达成员，还将极具战略意义的印度、越南、非洲等地吸纳进来。如果这一网络成型，至少对我国产生以下影响：贸易转移、促使产业链发生重组削弱中国工业竞争优势；增加发展中地区对美国的依赖性、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增加利益分歧；加大WTO内部分化、侵蚀WTO框架内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DT）利益。

美国FTA文本新内容，包括数字贸易、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安全例外等。美国FTA总的特征是处处美国优先、强化经济主权，由此削弱以规则为主导的WTO，且还不断进行国内法改造，行使长臂管辖权。中国需要积极应对，首先应避免全面对峙，还要警惕印度搅局，尽快扩大和升级FTA网络，寻求与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更多发达国家的共识。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柯静博士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马萧萧博士认为，从中美关系角度看，中美在汇率问题上博弈激烈，美国的意图是要人民币汇率不利于中国崛起，同时建立普适性的汇率规则（政策透明+可监督），防止以贬值抵消贸易关税。

我们的对策是：坚持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问题上的自主权；遵守历次G20峰会承诺，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并且双方就外汇保持密切沟通；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在披露数据等关键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针对美国“汇率操纵国”指控，我们应推动外汇储备来源的多元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马萧萧博士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谢奕秋对中美博弈中的企业筹码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提出了实体黑名单而中国也正在制定不可靠实体清单，中美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科技企业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格局；中美在人工智能应用与研究、5G技术和市场、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等方面各有优势，上海目前吸引特斯拉大量投资，而2019年中国公司赴美IPO热度不减，未来如何博弈还需要观察。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谢奕秋

对于“新兴科技与大国竞争”，与会学者谈了中美科技外交的问题、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科技创新的历史、太空领域的全球竞争格局等问题。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涂怡超副教授认为，美国的科技外交相当成熟，一方面联邦政府对美国科技外交进行宏观调控和间接控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社会也积极参与，尤其美国跨国商业机构异常重视推动和资助世界范围内的科技人文交流。针对美国这种科技领域的攻势，我们应重视不同行为主体的差异性，在差异基础上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更加注重自身的机制建设，并在舆论场进行建构和塑造。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涂怡超副教授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汪舒明副研究员，重点分析以色列科技创新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他指出以色列国家安全环境恶劣，使其只能通过科技创新来增强国家力量。

主要有三重特点：第一，国家文化鼓励创新，鼓励肆无忌惮的挑衅精神以及忠诚勇毅的精神；第二，军工发达，以色列早期成功的大企业主要是军工企业，很多ICT（信息和通信技术）企业也是在军工企业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第三，创新的链式反应明显，一些科技企业取得成功之后迅速扩展领域、投资其他方向，譬如生物制药、农业等，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汪舒明副研究员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张茗副研究员，重点分析中国在全球太空竞争中的位置。总的判断是，我们应该理性正确地认知，中国是航空强国也是大国，但是从政府预算、火箭运载能力、发射频率、在轨卫星数量、太空记录五个指标看，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太空商业化进展迅猛，私营企业已占其半壁江山，将成为未来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目前已极大压缩相关成本。未来我国航天事业要积极推动诸多领域的改革，培育私营太空企业。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张茗副研究员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创新与治理”板块，与会学者将视角从国际转向区域。长三角是中国接受资本和科技最为活跃也是最具坚实基础的地区，对其进行关注尤为必要。与会学者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创新网络、中国城市的资本引力、上海全球城市功能与中国国际地位的互动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李健研究员认为，长三角创新主要是在圈层格局内实现的，对上海而言主要是离上海120公里的大都市圈。未来创新要能担当全域发展的主线，就必须包括两个层面的设计思路：一是创新空间部署从局部的空间到城市的全域空间规划；二是城市创新驱动力设计嵌入区域和城市整体发展战略。这既要求打通创新供给侧，注重创新活动者的实际需求，突破既有体制机制障碍，以“创新价值链”释放创新功能；也要打通创新需求侧，以“智慧建设”释放创新功能，譬如智慧城市、智慧区域建设。衍生到整个长三角，就要求点——廊——面结合，从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逐步拓展到南通、湖州等辐射区。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李健研究员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谭德波发现，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总部在北京的有100家，在上海的有31家，深圳有26家，广州24家，杭州22家，说明了我们的城市发展是政治资源和市场格局双重影响的结果。

这导致城市本身因规模巨大而对周边城市有虹吸效应，同时在国家经济放缓时有资产避险的功能。由此，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在坚持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针对上海等城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他认为需要在所得税、资本流动方面有更大进展，才能有更大成绩。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谭德波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路昕博士的阐述相当思辨。他提出了一个学理问题，即一座全球城市，与其所在国是什么关系？全球城市核心本质是流动性，而国家则强调领土性。两者似乎正相关，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然而各种假设都有反例。目前全球对上海和孟买的研究都在急剧增加，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正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些城市和国家的一致性确实比较高。

他认为全球城市是国家实力的特殊组成部分，还是大国竞争的主要场所。由此，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发展上限，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部分地受中国总体对外战略需要的影响，同时还取决于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间的竞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