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身在小镇的少年们聊了聊，他们怎么学习，怎么玩，他们对于成绩、小镇和外面的世界，有怎样的了解和认知。
从他们的回答中，我们看到了迷茫、快乐、奋斗和梦想，那是绝大多数有过小镇生活经历的人最为熟悉的模样。
全文约4871字，细读大约需要10分钟
说起“城里人”、“村里娃”，某种程度上都是调侃之词，而小镇少年夹在两者之中。在“月薪三万撑不起一个暑假”的话题里找不到他们，在“一块屏幕改变命运”的故事里也没他们的身影。
他们身处三线城市及以下地区，学习条件不算艰苦，但也称不上优质。他们被父母、老师教导要好好学习，考当地的好高中、去大城市读大学，无论是否做到，似乎都明白这一切是“为了自己好”。
电视剧《小欢喜》热播时，他们互相问对方“看到哪一集了”，课下一起聊最喜欢的角色，仿佛能找到和自己的共通之处。但在父母面前，话题大多和“学习”相关，或干脆就只聊“成绩”。
小镇少年的日常生活似乎被“学习”覆盖，人生轨迹随“成绩”摇摆。
1
一定要考个好高中
7点，镇上迎来一天中最有活力的时刻，学生们三五成群穿过街巷，涌入校园，一天的学校生活由此开始。
濮阳市第三中学（以下简称“濮阳三中”）位于濮阳市区（华龙区）与濮阳县交界处。这所年轻的学校成立于2000年，教学楼上印着“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标语，醒目可见。这是一所四年制的初中，近年来学校以信息化教学为特色享誉河南。
濮阳三中的校园
大部分成绩中上的学生把考入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以下简称“一高”）作为近期奋斗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考上一高，就意味着有更大的机会走出小镇，考上好大学，收获更多的人生可能性。实际上，濮阳市每年近3万名初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有不到2000名学生能够如愿考上一高，登上这个离梦想更近的舞台。
马佳扬的成绩常居班级前5、年级前50名，像一名瞄准靶心的箭手，他的中考目标是考入一高的培优班，将来去清华、北大等名校读信息科学技术化相关的专业。对他来说，好好学习是为了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有机会接触更多、更好的技能。因此，他仍在给自己鼓劲，争取挤进年级前10。
70人的班级中只有2名学生住在“老城”，马佳扬是其中之一。除了在下午的预备铃响起前踢会儿足球外，其余的午休时间都被他用来做父亲买的习题。
“老城”即濮阳县，与濮阳市区相隔7公里、20分钟的车程，但两地相差的不仅是距离，还有学籍。
父亲马利民是濮阳县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1997年，他从濮阳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到乡下老家的中学任教，个人发展和子女教育让马利民感到忧虑。“好老师基本都往城里去，在农村教的再好，没学生……”他没有说下去，但事实已经给出回应。工作的第三年，县里招聘优秀教师，马利民由此从乡村走进县城。
马佳扬的姐姐马佳芮曾就读于父亲任教的县级中学。尽管女儿从小成绩名列前茅，但马利民希望她能够进入更好的环境读书，他始终认为城市里“学生层次不一样。”距离中考100天的冲刺阶段，马佳芮作为学生代表在县中做了一场动员演讲，随后去了濮阳三中。
小镇路边晒着的校服
转学后没几天，马佳芮便遭遇了学生时代第一个“滑铁卢”，模拟月考仅年级150名。父亲告诉她，这种“月亮变星星”的落差，就是“县城跟市区的差距”。
马佳芮发挥不佳的症结在于原学校教学进度落后，比如县中化学还有半本书没讲时，濮阳三中已经讲完了两轮。马利民找到老师求情，化学老师答应利用休息时间为马佳芮补课，这让他非常感激。
差距并非无法弥补。2013年，马佳芮以年级20名的成绩考入一高培优班，2016年考入郑州大学历史学专业，终于走出了小镇。
与此同时，小镇从未停止生长。从市区前往濮阳县的路上，一幢幢高楼住宅拔地而起，正在翻新的道路将县与市连接得更加紧密。2019年高考，濮阳县第一高级中学创下佳绩，打破了“0清北”的历史记录。
对此，马利民更加坚定了想让儿子也考进一高的信念，他认为，孩子“底子打厚一点”，未来才有选择的空间。他希望儿子将来去上海、杭州发展，因为“南方城市往往都是经济浪潮中的先锋”。
教育就像是渡船——马利民与妻子从农村走向小镇，如今再次将改变的机遇定格在书桌前，希望孩子们可以走得更远。
2
想要好成绩只能靠自己
“马佳扬还不如我呢，有时候同学一叫他，他就出去玩了。”同班同学黄鸿飞更相信自己的观察，却很难信服大人们的教诲：学习成绩和自制力相关。
以往母亲在家时，黄鸿飞通常会“劳逸结合”，写半小时作业，玩十分钟游戏。爸妈都出门上班后，他会自动把玩耍时间无限拉长。即使没收手机，关掉电脑WiFi和电视，黄鸿飞也常常能发呆一上午。“只要不写作业，在哪儿、做什么都行”。
5、6岁时买的科普绘本，他看了又看，实在没意思就躺在床上发呆。“要不去写会儿作业？”的念头也曾浮现，但拿起笔后没多久，他又总被有趣的东西吸引，笔从手中滑落。
在母亲眼里，黄鸿飞内敛、懂事，只是自制力不强。
转变发生在黄鸿飞的姐姐考入一高。“考得（分数）好高啊”，黄鸿飞有点羡慕，在心里划下一根无形的线，也想让自己的成绩一点点靠近，甚至超越姐姐。
意识到自己的自制力不强，黄鸿飞主动要求去母亲单位写作业。母亲曾是列车乘务员，2年前被调回濮阳站做客运员。下午的班时从2点到6点，黄鸿飞安静地呆在办公室写作业，有不会的题等母亲空闲时再问。母亲常跟他说：“我好好上班，你好好学习，这叫各司其职。”
自家的手擀面馆几个月前新开张后，黄鸿飞经常放学后直奔店里。周五晚上的生意不错，这个13岁的小镇少年一手拎起垃圾桶，一手拿着抹布收拾桌上的残余，动作娴熟。一切忙完之后，他再开始专心在手机上学数学，用演草纸做习题。
在面馆学习数学的黄鸿飞
黄鸿飞喜欢数学的原因是“要写的字少”。他为数学题赋予了各种情景，比如水池一边进水一边放水、什么时候把水放完的解方程应用题，“想到那个画面就感觉很有意思”。算出离谱的答案也常常被自己逗得开心，比如将高铁速度2000公里/分钟的错误答案与光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做对比。
初三的黄鸿飞成绩排到班级30名、年级两三百名左右，相比入学时年级四五百名，进步显著。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提升的分数来自数学。
“成绩不太好的时候，一到周测我就头疼，觉得脑袋快炸了。但现在自己努力了，就特别想周测，期待看到自己的成绩。”
根据历年中考的录取情况，黄鸿飞想要考进一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今年刚刚入学一高的姐姐既是榜样，也是压力。姐姐每半月回家一次，黄鸿飞会趁机拿她的高中教材来看，试图找到自己会做的题，“如果能解出来，很有成就感。”
孩子读高中，意味着家里每年要承担近2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为此，黄鸿飞的家人在工作之余，又开了一家手擀面馆。母亲感慨，虽然自己读书时没有条件补课，但希望可以给孩子请得起好老师。她不曾想过，“好老师”也存在于手机里。
3
“学完了再把手机拿走”
时代变了，小镇也不例外，不仅衣食住行开始网络化，教育也走上了网络。在黑板、粉笔之外，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传统教学。学校里，老师们使用多媒体讲课，回家后，学生通过在线教育APP继续学习。
问及日常如何学数学，马佳扬、黄鸿飞异口同声“洋葱数学”。“课前预习，带着问题看视频，结合课本与视频整理预习笔记。”数学老师范明甫表示，这款软件用于濮阳三中的教学，“看视频学习，相当于学生课前已经学习40-50%的知识，第二天带着问题上课，效率更高。”
2014年，范明甫偶然接触到洋葱数学，发现这种语言轻松、活泼的动画授课形式，能够将知识深入浅出地教给学生。不过，当时的课程很少，也只能在电脑上学。范明甫挑出十几名学生进行“试点”，利用两节晚自习课带着学生在自己办公室的电脑上做题。
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也得益于手机的普及，范明甫开始在小镇上广泛推广这种学习方法。“学校老师大多讲得比较生硬，但通过生动有趣的视频能把枯燥的知识讲清楚，学生很愿意学，遇到不会的还能反复学习。”
学生们在课堂上进行小组讨论
对于教师而言，过去给学生上课更多是经验之谈，而今从软件上可以直接看到学生的答题情况。正确率达到60%的会用绿色标记，让学生自己看解析或者小组讨论就能解决，而用红色标记的是提醒老师，上课时要给学生重点讲解。
“好好学习”几乎是每个家长对孩子的期待，但小镇少年们没有那些大城市才有的资源。当北京、上海已经流行游学和第二外语时，小镇少年的周末补习仍然以“补差”为主，在线教育成为一种社会公平的体现。
马佳扬有四门学科都用在线教育的方式补习，但马利民发现，儿子总是偷偷玩游戏、聊QQ。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儿子学洋葱数学，他就跟在旁边看，学完了再把手机拿走。
在线教育的使用需要家长配合监管。范明甫为此多次召开家长会，用半个月的时间展示如何使用，但反复沟通后的效果仍不尽如人意。他要求家长检查晚上及周六日作业，但很多家长只是问孩子一句“作业完成了吗？”，待孩子到了学校翻开作业，却被老师们发现什么都没做。
目前，濮阳市像范明甫这样的“先锋老师”并不多。范明甫理解这种局面，许多教师由于自身更新知识的愿望不够强烈，或者嫌前期沟通麻烦，不愿意尝试新方法增加工作量，尽管可能对孩子更好。
范明甫认为，学校教学是教育的中坚力量，但在线教育将会是有益的支持。两个班总计140名学生不可能逐一照顾到，有了洋葱才能实现“一对一帮扶”。范明甫不知道的是，在北京、上海很多学校里，这被称作“数字化1对1学习”。
濮阳地处河南省东北部的鲁、豫、冀交界处，距离省会郑州210公里，乘坐公共交通前往需4小时，而郑州至濮阳段的高铁预计于2021年才能建成。
如果没有互联网，仅凭线下培训和交流来提振濮阳的教育，恐怕会更加艰难。
“河南省的教师培训、优质课展示都在郑州，接触到的专家的层次都不一样。”范明甫认为，距离远是限制濮阳老师外出培训发展的直接因素，“一些大型的报告、专题活动，甚至都没有接到通知”。
4
走出小镇
自2000年濮阳三中建校起，范明甫已经在这所重点初中任教19年。
1995年，范明甫中专毕业后先是回到农村教学，“也曾度过一段浑浑噩噩、不求上进的时光。”后来在安阳师范学院函授本科调至濮阳三中后，他明显感受到城乡中学的差距：“自己也像变了个人一样，开始认真备课、认真上课、认真关注学生的状态。与其一上班就看到自己30年后的样子，不如改变态度，当个好老师。”如今的他已是一名中学高级教师。
19年来，范明甫明显感觉到这两届学生对学习的热忱和投入有所下降。“强调了‘这是重点’，学生们也没什么反应，甚至我说‘要记笔记了‘，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不知道动笔。”
在范明甫看来，小镇少年们普遍没有远大理想 ，衣食无忧，想做的事也基本能满足，因而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小镇少年们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有些见识可能超过了大人，教师的权威性有所削弱。
他不禁想起属于自己的少年时光，农村孩子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现在，大部分的小镇少年已经去过北京。从电视剧和旅游节目中，他们也“看见”过上海、广州和深圳，多数人未来都想去一线城市发展。
而小镇家长的眼中却似乎只有“学习”二字。2019年的国庆假期前是连续8个工作日，黄鸿飞在第6天向母亲提出玩会儿游戏，母亲不答应，担心他一开始玩就停不下来。他有些难过，自己并非不愿意学习，但从来没上过这么多天课，确实有些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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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得好的时候，父母会带黄鸿飞去当地4A级景区戚城文物或者濮上园，有时也会去郑州方特欢乐世界玩。黄鸿飞的记忆里，郑州和濮阳最明显的差异是郑州更“高”，建筑高，物价也高，“同样口味的老冰棍，这边卖5毛，那边会卖到1块。”
13年来，黄鸿飞熟悉的仅仅是从学校到家，以及市中心广场的主要街道。有次同学带他去胡同里，他在小吃街和几个同学走散了，没有信号、没有地图，怎么也找不到出去的路。当他兜兜转转绕到大路上，突然对濮阳产生一种很陌生的感觉，原来“濮阳也很大”。
语境来自于生活。小镇少年所熟悉的世界，一切都和学习有关。他们成绩参差不齐，性格各异，对学习的理解各不相同，在相似的梦想中各自修行。通向小镇外的道路看似笔直，但更多的是想象无法填补的空白，他们需要迈过“中考”、“高考”这一道道关卡，才有机会看到自己想知道的答案。
走出小镇就是这样一个并不轻松的过程，小镇少年们相信，一切要从学习开始，一切也会被学习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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