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长沙有一家中老年同志音乐吧，隐藏在一条小巷里，开业一二十年间，来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同志。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了“同性之爱”被视为犯罪与精神疾病的时期。年轻时，他们无法认同自己的性取向，有的甚至没有感知，人到暮年，他们暂时摒弃了丈夫和祖父的身份，在音乐吧寻找青春、性，以及被需要的价值。
长沙一家同志吧。下大垅 摄
文|程静之 
编辑|王珊
刘正华坐在音乐吧黑暗的角落里，刷了一下午的小鲜肉视频。那个二十岁出头的男孩从木门钻进来时，他耷拉着眼皮的细长三角眼里，终于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
和他一样，无论是挂着大眼袋的干瘪圆眼，蒙上一层薄雾的浑浊眼，还是深凹在眉骨之下的浅褐色眼睛，音乐吧里的老年人眼里流淌着同一种目光，落在新来的男孩身上，移开，又瞟回来。
霓虹灯旋转出紫、绿、红三种颜色，打在刘正华松弛的脸上，像涂了一层蜡。他55岁，身材还未走样，穿一件粉色T恤，潮流运动裤，两鬓的头发冒出白根。他生活在一个三线城市，认识“同类人”的机会少，隔几周就来长沙这家音乐吧里寻找新面孔。男孩是他今天的第一个“猎物”。
他端起茶杯，拖了个凳子，翘着二郎腿，在男孩旁边坐下，递上一根烟，“你觉得你喜欢男人？”
音乐吧隐藏在长沙闹市区一条悠长的小巷里，距离商业区五一广场只有几百米。这里原是一个蔬菜仓库，三四十平方米的空间，如今四壁被暗红色的墙布包裹着。老板是一对年过五旬的同性伴侣，在中年各自告别了妻儿，一起经营这个空间。这里提供茶水、怀旧金曲，开业一二十年间，来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同志。
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了“同性之爱”被视为犯罪与精神疾病的时期。人到暮年，他们暂时摒弃了丈夫和祖父的身份，在音乐吧寻找青春、性，以及被需要的价值。
曲终，人群散去，推开木门，他们回归各自的家庭。
音乐吧里，熟识的同志围坐在小圆桌前。程静之 摄
巷子里的老人
9月的长沙，空气又浓又热，音乐吧的冷气里充斥着香烟的辛辣味。刘正华双眼酸涩，想去里间的沙发上打个盹。黑暗中，有人在摸他的腿，他朝对方望了一下，是个戴棒球帽的老年人。刘正华进来没多久，老人就盯上了他。手越来越不规矩了，他干脆坐起来，回到唱歌的地方，以免搞得人家下不了台。
“我喜欢年轻的，18到25岁之间。”对此，他直言不讳。但这里少有他的目标。
“一声声如泣如诉如悲啼，叹的是，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两个老年男人在深情对唱李谷一的《知音》，唱到浓时彼此对望。他们认识不过个把小时。
霓虹灯照出了面上的老年斑，光秃秃的、飘着银发的脑袋，和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典老歌，摇过来，晃过去。每到周末的晚上，老人们把灰色瓷砖地板围得密密的。公司老总、公务员、夜场演员、送外卖的，各方面的都有。
他们通常一身运动服，配个棒球帽。正式点的，背个公文包，衬衫掖进裤子里，皮带把肚子箍得圆滚滚的，挺在身前。
刘正华个子一米八，一双浓眉，鼻子笔挺，他看不上这些衬衣、皮鞋，觉得老土，讲话也乱七八糟，没什么品质。十几年前第一次来音乐吧时，他已经离婚，想放松一下。结果跟他搭讪的不是太老，就是太娘。有一次，他听到有人唱《春风十里》，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文艺歌曲，赶紧从里间跑出来，结果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翘着兰花指，他立马没了兴趣。
66岁的李立军爱穿红、绿、蓝鲜亮的颜色，总坐在离空调最近的地方，点两瓶啤酒。从机关退休后，他感觉自己不被需要了，星期几、节假日，什么概念都没有。早五年，他剪掉了一头大波浪，年龄“到点了”，剩下唱歌一门爱好，就来音乐吧打发日子。他喜欢有文化的大学生。早些时候，一个年轻的，仗着几分姿色来和他搭讪，“像苍蝇盯上了蛋”，他理也不理。后来，知道他脾气的都识趣了，再也不来打扰。
一个人枯坐着，李立军的眼睛总能捕捉到有意思的事：音乐吧里，几个老头为抢一个年轻的，争风吃醋，干起架来；也有年轻人仗着有钱，寻了三个老头，在同一个房间里，像极了电视剧里的几房姨太太。
曲子换成了《浏阳河》。音乐吧中央，70岁的王孟强拾起麦克风，和着节奏，切换脚步，目光流向另一个老年人。王孟强相中他五官端正，讲话也还可以，端着茶杯坐到了他身边。
王孟强当过几年兵，他早年丧妻，后来又接触过两个女人，没打结婚证。到了更年期，王孟强那方面很痛，对女的就不感兴趣了，他对女人说，“我们只能做朋友，姊妹一样。”
可女人就是爱上他了，衣服、鞋子都要给他买好。王孟强不领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偏对一个老头子有感觉。那是个孤寡老人，每天买菜从他家门口过，后来对王孟强表白，“我好喜欢你的，晚上带你去个好地方”，说的就是同志音乐吧。不过，王孟强现在对他没感觉了，“太老了，身上还有一些病。”
到音乐吧只要花十几块茶钱，就能“看到新鲜货”，别管多大年纪，反正要有感觉，他都能接受。他在这儿遇到过单位两名男同事，吓得一溜烟就往厕所里钻。好在他的秘密一直没人知道，现在这两个同事一个八十多，另一个已经死了。
王孟强现在的男朋友之一，就是在音乐吧里认识的。那天，灯光一会儿暗，一会亮，照在一个独自待着的老人身上。
“几个小孩？”王孟强走过去搭讪。
对方比出手指，“三个。”
“有没有同房？”对方摇摇头。
这些王孟强都要了解清楚，有家庭的他觉得放心一点，“有老婆（同房）的，也不会去打扰”。 有的人整天守着歌厅、麻将馆，被别人包养，“那种要钱的，不敢去接触”；有的专寻一夜情，玩的时候花言巧语，第二天行同陌路。
一曲终了，男朋友老佐在台下拍掌叫好，“掌声要响一点，也是一种爱的释放。”感觉来了，他们就去里面的房间，坐在沙发上，靠在对方的肩上，“我们互相之间牵牵手，摸一摸，我喜欢他，他也很真诚地待我”。进入暮年，他们更享受彼此的抚摸。
他们不愿意提及家庭，因此很难融入异性恋老人群体。在音乐吧、澡堂这样的“货场”，他们才能重新获得与社会的连接。
风险同样存在。一个80多岁的老头子，白白的，很高大，做的时候一兴奋，心脏骤停，“牺牲了，变鬼了”。有个老人有段时间不出现，王孟强跟一个常客打听，“死啦！”问是什么病，对方只拿癌症或脑梗当幌子，王孟强知道，那个老人是艾滋病。
音乐吧的独立卫生间特意不上锁，防止两个人同时在内。这天，离开音乐吧时，王孟强叮嘱一个朋友，“玩牌别太夜（晚）了，千万不在（同志）浴室过夜。”
一名LGBT志愿者曾听音乐吧的老板说，以前这里有个顾客，在浴室“吹”了9个男的。直到有一天，男人唱歌时接到电话，被告知是HIV病毒携带者。他当场丢掉话筒，站在原地愣了很久，等反应过来，失声痛哭。他将自己关在一个包厢里，喃喃自语，“我不想死！”
“他再也没来我这里唱歌了，我后来听说他死掉了。”老板对志愿者说。
两位老年人在唱歌。程静之 摄
时代的末班车
不可避免，老年同志的舞台越来越小了。
Blued软件上，刘正华把年龄写成38岁，很快收到私信。照片一发过去，“你好老了”“我跟你年纪相差太大了吧 ”，再聊一聊，就被拉黑了。酒吧里，音响“砰砰砰砰”，朋友点几首老歌，年轻人就用那样的眼光看。
“到了这个年纪，不是你的主场了。”除了音乐吧，他已无处可去。
刘正华意识到身体变老，是从两鬓开始的。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一股沮丧感涌了上来。他一刻也不耽搁，去超市买了染发剂，把头发染回黑色。次日，镜子里的两鬓又露出了白的，染了几次，刘正华烦了，只能慢慢习惯这种白色。
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块，“能接收到更多新的讯息，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前几年流行炒币，男朋友把大学同学的身份证都抄了过来，在网上限量预约，一下赚了6000多块。他喜欢这些新鲜事物，不像和老人在一起，这里痛，那里痛，反反复复几句话。
可有的年轻人就喜欢大叔的感觉。一个30岁的小伙，自称从小没有父爱，在音乐吧寻了60多的老头，早上陪他一道散步，听他唠叨。老头嗜酒，心态消极，可小伙就喜欢“他像爸爸一样，考虑你结婚，工作”。但小伙也知道，“年纪大的，生老病死，总不能一直生活在一起”。
带刘正华来音乐吧的朋友张松，矮矮胖胖，脚一蹬，可以在地上打几个滚，在老家几乎找不到朋友，来了音乐吧，大叔的形象反倒让他很受欢迎。但精力毕竟跟不上了，六味地黄丸、古汉养身精，像垂死的人抓住救命草，有时一天吃五六次。后来，张松体检出肾脏损伤，血糖飙升。索性不控制了，“吃都不吃，我还活着干嘛！”
在这个圈子里，谎言太过平常，老人无力反抗。一个湖南男高音歌唱家，把什么都投进去了，给对方20多万买房子，“今天说再见，明天在街上碰到，绝对不打招呼”。有老头子在火车站的同志厕所里，被人比刀子，包里几百块钱都被拿走了，不吭声，就怕这个事情要曝光。他们很少把人带回家，有一种骗子，专门到了家门口高声要价。
王孟强把头发梳得服服帖帖，手上戴着一枚大金戒，裹在一件裸粉色的衬衫下，皮肤皱成了干瘪的橘子皮。尽管周边无人，他仍半捂着嘴，把声音压得很低：早几年，他把一个40多岁的骗子带回家。早上起床，骗子也直接，“我要钱。”王孟强寻思打不过他，干脆去派出所报了案。
“我是搞同性恋的，我遇到一个骗子！”
年纪大了，他觉得这个事情暴露了，无所谓，“同性恋不是贩毒，也没搞什么诈骗！”
派出所的民警瞪大了眼，批评老头子，太没脑筋，还有这方面爱好，把骗子也训了一顿。往后，这番经历在音乐吧里传开，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但王孟强没告诉大家，他请求民警别跟家里说，对侄女也打了谎，只说一个女的要诈他的钱。
王孟强早年家里条件不好，妈又是个瞎子。亏了模样好，追的妹子有好几个。他最终在糖果饼干厂里挑了个最朴素的。那时妻子把控得紧，哪怕一晚没归号，就要吵，结果没多久，妻子遇一场车祸走了，王孟强“又当爹又当妈”，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
一辈子拼拼打打，没曾想人老了，反寻到了快乐与自由。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他去了一趟广州见网友，朋友骑个摩托车，带他逛广州塔。王孟强在后座，戴一副墨镜，头靠在朋友背上，双手搂着他肚子，肉肉的，有恋爱的感觉。
“我好多年都失去了这种（感觉）。”说完，他抿着扁扁的嘴皮，一副满是委屈与酸楚的样子。“还要什么东西，就是要每一天都过好。”
王孟强的男友老佐，在Blued上有718人关注，523个粉丝。凌晨五点，就有人给他发老年惯用的表情包——“早上好”，红色楷书，大字，背景是十一朵玫瑰，满屏红心砰砰闪动。老佐一一回复。
“也是搭上了时代的最后一班车。”老佐说。
老佐背微驼，肩膀一高一低，高鼻梁，模样精明，身体健朗。50岁时，一个老头在厕所对他说，“我好喜欢你”，他才知道世界还有这么回事。三四十岁时，家庭负担沉重，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暮年进了圈子，追他的细伢子（小伙子），比当年工厂里的妹子还多，他才感到真正的快乐。
“一辈子只有这么长，作为男人的这个角色，养家糊口、传宗接代，已经做得很好了。”老佐说，到老了，想为自己活一次。
老佐不喜欢打麻将，嫌那里的人太糙，去了要吃二手烟。也不愿多去同志澡堂，不高雅。每次到长沙，他往身上洒点香水，脸上抹了甘油，坐十几站免费公交，就往音乐吧里奔去，看看“是不是还有人会喜欢我”。
“我还是有爱，这个爱释放在哪里，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谁也不能够干预。”老佐说。
和公园相亲角的老年人不同，音乐吧里，“你做什么工作”“退休金多少”都是大家避讳的话题，毕竟不是要成家，牵扯到经济，反而不纯了。也有年轻人专门来这里找有钱的大叔。老人也看得很明白，20岁的小孩，没钱，找自己能干嘛，“他付出的是青春，你付出的是钱，两种需求。就当成投资做了一件事情，只不过最后结果不好而已。”一个50岁的大叔说。
可大叔还是一头掉进去。他认识一个美团跑外卖的年轻人，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加上鞋子七七八八，两个月花了一万多。大叔有时候给男孩送早点，中午又一起吃饭。晚上，大叔就坐在车后，陪他跑外卖，一直到夜里12点钟。后来，摩托车被交警抓了，男孩找了别人，把大叔拉黑了。
差不多半年后，大叔才从这段关系中走出来。
刘正华曾把这个圈子想象得太过美好，还带过一个男孩回家。那是爸爸去世后的一个月，妈妈摔了一跤，骨折了。他经常出差，家里缺男人照顾。不久，有话传到刘正华耳里，男孩在外面找了朋友，是一个有钱的老头。
刘正华眼里容不得沙子，和男孩断了。有人嘲笑他，做什么正人君子。
爱情就是个笑话，他劝朋友，不要一条路走到黑，否则自己会累死。
不比他的第一段感情。那时他才二十出头，和工厂里的小徒弟同住一间八人宿舍，上下铺，后来干脆睡一张床，工资也放一起用，有时候拌嘴，就像两夫妻。一年后，刘正华工作调动，两人分开。离别时，小徒弟说，如果将来结婚，一定要通知他。
长沙另一家同志吧里的年轻人。下大垅 摄
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了什么
刘正华家的衣柜里，一边是年轻潮流的牛仔服、T恤，一边是西服、衬衫。上班是一套，下班了，又是另一套。两种生活完全分开。床头挂着一幅“独舞者”的抽象派油画。麻将桌（亦是饭桌）上搁着一个烟灰缸，一袋南瓜子——听说男人老来吃些坚果，能预防前列腺。
刘正华从小在工厂大院长大，14岁以前，快乐无忧。记忆中的高一，五月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草地上。他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一个男生趴在身上，紧紧抱着他亲吻。“那种感觉又兴奋，又害怕”，他想把男孩推开，又想把他抱得更紧。那次经历，就像是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了什么东西。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刘正华觉得自己是个怪物，找不到同类。后来到街头散步，偶然买了一本杂志，上面写了一个词——同性恋，“难道我是这种人物？”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他找不到任何参考资料。
李立军比他幸运些。1969年，他进了北京的文工团。歌舞团里传来台湾那边的塑料录像带子，偶尔还有一两本同志言情小说。他亢奋地读着，藏在枕头底下，后来又在《红楼梦》中，理解了宝玉和秦钟。
但那时，同性情侣被抓到了，就判“流氓罪”。一位老人回忆，他的一个同志朋友接受了好几年劳动改造，服刑结束，又被单位打发去烧锅炉。一个农村干部被揭发，出大字报、批斗，后来上吊了。刘正华在爸妈单位的食堂门口见过一个男人，身上挂一个好大的牌子，写着“鸡奸犯”，大人聊了一些他听不懂的话，然后像避瘟疫一样避开。
李立军一直压抑着。北京的大澡堂，他尽量第一个去，或者最后一个去，害怕有生理反应，被人发现。一次，一个浙江的队友在澡堂袭击了他——一个吻突然落在脸颊上。浙江人把话挑明了，“我观察很久了，你是不是也喜欢男孩？”后来，俩人经常结伴出去玩。
但对于出身书香门第的李立军而言，家才是最终的归宿。父母想抱孙子，催他回来结婚。他因此退伍，回到长沙，进了机关工作。
离京是在1979年7月9日，他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和浙江的战友在车站分别，两人站在人潮中，傻傻地哭。他们互留了信物，李立军依照《十八相送》，选了一把扇子，浙江人则送了一把铜质的短刀，“是不是要一刀两段？”李立军和他开玩笑。两人挥手作别，约定一定要常通电话。多年后，他们在文工团的聚会上再次见面，战友谢了顶，脸上的轮廓垮了，全身肌肉松弛。李立军早已没了感觉。
回长沙半年后，李立军第一次见到妻子，就在打结婚证那天。婚后三年，孩子一岁多，刚会走路，李立军的父亲走了，也算完成了他的心愿。
十多年后，同样的经历，在刘正华身上重演。
1990年代，年近三十的刘正华还没成家。一次，参加活动结束后，同学各自回家了，他一下子无处可去，思量“是不是也该结婚了？”那个年代，不少学者在论文中写道，同性恋是一种病态行为，更被列入精神病学研究范畴。刘正华就认为，既然“有病”，结婚或许是一味药。
阿姨认识一个不错的姑娘，他同意见面了，就在阿姨家里。姑娘后来告诉他，那天他就穿了个背心，大裤衩，一双拖鞋，还在那儿抠脚趾甲，好不重视。刘正华听了好笑，但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姑娘又是什么样子，“完全不记得了。”
半年过去，他连手都不要牵。姑娘反倒认为他正派，给他写信。双方父母见了个面，婚事就这么定下了。
按照约定，他提前一个礼拜通知了小徒弟。结婚前一天，小徒弟来新房帮忙刷油漆，布置。晚上，两人睡在地板上，说到这，刘正华突然停住了，把头侧到一边，嘴角的肌肉微微抽搐，他吐了一口浓浓的烟，才接着说，“我们又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的婚宴让刘正华感到一种疏离。宾客、家人、新娘，看起来都那么开心，唯独自己没体味到。他配合着闹洞房，尽了丈夫的义务后，倒头就睡。
他再没和小徒弟联系。
但婚姻不是问题的终结，而是更多问题的开始。
头三年，刘正华尽力把父亲和丈夫的角色做好。医疗书上介绍了一种“电击疗法”，他下不去狠手，选了另一种简单的：在手上绑一根橡皮筋，有想男人的念头，就弹一下，“我就这样理解，就像感冒，肯定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先痛，痛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好。”但妻子在哺乳期间，欲望愈来愈强，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那段时间，小徒弟又来了家里一次。
那天，妻子抱着孩子去集市。他们赤裸着身子，正在床上，钥匙孔突然发出响声，妻子提前回来了。他们赶紧把被子盖上，吓得一动不动，只能装睡。妻子没往那方面揣测，但小徒弟再也不敢登门。
妻子不蠢，男人到底爱不爱她，能感觉得到。情绪就像是滚雪球，积累到一定阶段，两人因一点小事就起冲突。后来妻子下岗，去沿海务工，刘正华在老家忙工作，带孩子。妻子过年回来，两人在炉边烤火，刘正华说，“这次回来，就别出去了，小孩子一家人，在一起吃腌菜，也比分开好。”没想到妻子回了句，“谁要和你吃腌菜？”连陪他回家探父母都不愿意了，这段关系就彻底崩塌了。孩子六岁时，刘正华去了法院，起诉离婚。
他彻底不想回头了。
那时候，电话已经开始普及。他找来本市的黄页，翻了所有的娱乐场所，一家一家打过去，问有没有同性方面的服务。打到第六家，老板也是“这种人”，他由此接触到“妈咪”——一个地区的同志联络人，第一次看了gay片，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妈咪”看起来很老，头发掉光了，讲话结巴，但人脉广。他把刘正华介绍给更多人认识，“那时候没有软件，认识一个朋友就会很珍惜，谁家办个红白事，‘妈咪’都会带人去捧场，好像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连接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出现了，李银河的文章也出现了，“流氓罪”消失了。
由张北川教授创建的《朋友通信》杂志，通过地区的“妈咪”发行，里面有很多科普、同性之间的情感故事，末尾两页还附上了交友信息，这让刘正华找到了自我认同。
那时网络语音聊天室还很新潮，他做过“网管”，主持了一期话题，“同性恋是天生的吗？”他打了一个类比：就像工厂生产一批产品一样，一百个里面总有两三个不合格的，天生就给你做成了这个样子，没办法改变。
“可能我们就是那个不合格的，差了点尺寸的东西。”
青岛的张北川教授创办的朋友通信杂志 图片来源网络
门外的世界
有的妻子是在开封的避孕套盒子里发现了端倪。原本是8个，现在还剩7个，6个，谁用了？丈夫从小心翼翼，到木然，最后冷漠，但从未承认自己是gay。
还有的偶然间翻到丈夫手机聊天记录，字里行间明明白白的，她近乎崩溃，抓起切面的刀往丈夫身上甩，丈夫力气更大，拽着她的头往墙上撞，两人厮打在一起。为了孩子的名声，她选择不离婚。
一名同妻在家里撞见丈夫和男友，一丝不挂，她几乎滚着下了楼梯，发誓永远不再踏进这房子一步。
时代带来了一场场悲剧。据《中国“同妻”生存调查报告》，中国约有1600万同妻，这是一群隐藏在已婚同志背后的秘密群体。在无性、无爱的婚姻中，她们如在深渊，忍受冷暴力和性病威胁，感受绝望、无助和痛苦。“很明显，我是被牺牲掉的一个人。”一名同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现在50岁，说实在的，我的前途已经很昏暗了，身体也出了问题，我没有孩子。”
刘正华认识一个机关领导，他和派出所所长唱卡拉OK，喝醉了酒，在所长身上到处摸，所长发火，走了。后来，妻子看穿，没有大吵大闹。刘正华推测，也许在妻子的概念里，“这可能就是个爱好，等玩厌了，能够回归家庭。”再说，她自己年纪也大了，真的离婚再去找，也不现实。领导担心影响前途，也不敢离婚。
一次周末，领导借口和同事去北京出差，妻子在外面，赶巧碰上了那个同事，回家就打电话，“你还不说实话。”更丑的一次，是和男孩在宾馆，被女儿抓到了现场。这之后，他被家人盯得更紧了。
李立军的妻子至今不知道他的秘密。孩子上了小学，他推脱身子不好，夫妻就分房了。那段时间，他下班后，兼职做舞蹈排练老师，人群里，一眼发现了一个男孩，“动起来很漂亮。”他们聊小说，听音乐会，去“夜猫酒吧”。一天晚上，他把男孩带到河东，看歌舞团表演，太晚了，开了房。
男孩学的是冶炼专业，被分配到大西北，分手时，男孩误会李立军有了新欢，把房子里的东西都砸了。两人不欢而散。那段时间，李立军每天疯了一样喝酒。如今，男孩已年过四十，听朋友说，还没结婚。李立军认为自己害了他。说起这些，他红了眼眶，留下两行泪。
在家里，这个66岁的退伍军人总是以威严示人，妻子从来不敢质疑什么。“我来的客人（男朋友），她照样得规规矩矩招待。”李立军划手瞪眼，语调高扬。
他也明白，这段关系中，受折磨的是妻子。他就尽量把家里上下打点得头头是道，妻子只管烧饭就好。他认为这是对妻子的一种补偿。
一位广州的老年同志注意到，现在的年轻gay越来越反对骗婚，“你可以不喜欢异性，但不要害人家”。但在三四十年前，这些声音是不存在的。有人曾给他打了个比方，婚姻就像是年三十晚上的“煎推”——广州本地一种油炸食品，别人有，你也得有。“所有人都在结婚。没有其他选择。”
离婚后，刘正华从以前的房子里搬了出来。新买的一室一厅，把门一关，谁也不认识。与同学也不再来往，聚会更是一概拒绝。“他们会问很多事，家庭怎么样？小孩怎么样？（离婚了）这还没完，又问找对象了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如避开不必要的麻烦。
还有同事听说他离婚了，劝他想开一点，去唱卡拉OK，点了一个小姐。刘正华不得不稍微搂一下，有一次甚至被锁进一个房间。他和小姐解释，“我很正直的，不想做那个事，该付的钱会付给你，但请你替我保密。”他们在房间里聊天，消磨了一两个小时。
刘正华的妈80多岁了，担心儿子孤身过下半辈子，催着再婚。哥哥在一旁打圆场，“（妈妈）你别管那么多。”刘正华不知道哥哥有没有发现，没人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前妻再婚，刘正华觉得唯一亏欠的是女儿。小时候没了妈，又淘气，他不得不端着父亲的架子，镇住她。女儿上初中，拿着一包东西去卫生间，刘正华一口叫住，“是什么？”女儿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这之后，他把孩子交给了她妈。
《超级女生》很火那年，母女俩去买衣服，女儿喜欢李宇春那样的中性风，俩人吵起来，最后是刘正华出钱带女儿买。他对很多事情越来越宽容。如今，女儿26岁，没有对象，他想开了，儿女结婚，不是父母的脸面，关键是孩子快不快乐。
他没有告诉女儿自己的事。女儿找他要家里的钥匙，他没给，怕被撞见。
王孟强就被儿子察觉到了。七十大寿时，他请了一桌圈内朋友，儿子问，是不是同性恋？王孟强直接说，是的，这把年纪，想过个像样的生日。儿子回他，我不干涉你，你快乐就行。他们一起瞒住了儿媳妇，毕竟不好听。他觉得儿子蛮孝顺，不像其他人反应激烈。音乐吧一个老头被家人发现后，送去了国外，强制隔离。
为了让儿子觉得这群人没那么糟糕，过生日那天，王孟强偷摸着给gay友一个红包，再让他当着儿子的面送回来，不要吃完，抹了两嘴就走，不像样。
将来，他也盘算好了，去敬老院，“玩不动了，就必定要放下。”
有些感情也是如此。
前几年，刘正华在街上又碰到了小徒弟。他结婚了，有了孩子。拉刘正华去家里做客，给他烧菜。刘正华再有那种想法时，小徒弟拒绝了。刘正华意识到，“我不应该去打搅他。”
此后，他拒绝当婚姻里隐形的第三者。曾经一个男友说，他是家里的独子，过不了结婚这一关，刘正华说，你该结婚就去结，我不会阻拦，但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关系存在，连普通朋友也不要做。
每逢过年，身边的同志就会倒下一批。刘正华的朋友张松原本是个瘦子，母亲在世时，给他介绍的女孩，不下一个连。后来，他推辞身体不好，妈妈就一个劲买补药，大包小包的，吃成个大胖子。一年除夕，所有亲戚朋友都指责他。吃完年夜饭，他打电话给刘正华，约出来，说得泪流满面。
后来，母亲过世了。灵堂上，年近半百的张松才敢出柜。他对妹妹说，“我不喜欢女人，可能是同性恋。”妹妹之前有过怀疑，指着来帮忙的刘正华问，“那他也是这种人？”
张松点点头。
守夜的时候，妹妹走到刘正华身边，“你和我哥哥都是这种人，干脆在一起过吧。”
刘正华哭笑不得。“我和你哥哥是永远不来电的那种。”
婚后半年，26岁的重庆女孩发现丈夫是同性恋者。正在离婚期间的她独坐在家中，丈夫不知去向。
套子里的人
离婚后，刘正华和两个男人正式交往过。他不是没后悔过，这个圈子鱼龙混杂，“我找不到感情，我离婚干嘛！”
但三年前的一个夜晚，他给闺蜜打电话，“我可能会找朋友了。”
对方是软件上相识的大学生。天快转冷时，他们第一次见面，男孩接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一件军绿色的风衣，青春阳光。
追求了一个星期，男孩带着换洗的衣服，住进了刘正华家。那段时间，刘正华三餐都在家里做，每天换着花样。他们一起去买菜，进了家门，男孩很自然地把东西一放，捋起袖子，洗菜择菜，好像把这儿当成了家。
他们在一起没经历什么大风大浪，就连分手也是。男孩要毕业了，刘正华去找门路，牙医或麻醉师，都是不错的选择。男孩偏想去航空公司当空少。刘正华也知道，待在小地方，要耽误男孩的前途，就陪他去服装店，领带、衬衣、裤子、皮鞋一套，全给他买好，拍下了他唯一一张照片。
分开那天，刘正华准备了一件风衣，包了一个千元红包，男孩眼里都是泪，领了风衣，没要钱。他们在小区门口分别。
“有空到广州去，请吃饭。”男孩说。
“一个穷学生请什么，等你赚钱了再说。”刘正华故意把气氛搞轻松，“走吧。”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那是刘正华最后的一段恋情。
“感情里有一个减法。人在第一段的时候，可能会投入百分百。受伤了，再进入第二段，也许就只有70%了。”现在，他不愿再不顾一切，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境地。有那方面需求，就在软件上找朋友，两个陌生人彼此安抚，度过一个平常的夜晚。
他有底线，不找有家庭的。一个gay友，很早就离婚了，想给自己留后路，“等玩不动了，和前妻复婚，到时候有人照顾。”刘正华批评他，“又要家庭的温馨，又要找到自己，想得到的太多了！”
电影《叔·叔》，讲述一个的士司机与一个单亲父亲老来相爱的故事。图片来源网络
一个普遍现象是，在圈子里的这些老人看来，找男人和找女人是两码事，“不涉及财产，也不会弄出个孩子来”。他们有的把这种关系看成“一种介乎爱情和友情之间的感情”，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我去抽烟、喝酒、打麻将一样的。老婆知道这个事情，她也可以容忍，因为没去玩女孩子，就这个‘兴趣爱好’了。”
音乐吧里，一个63岁的老人甚至劝年轻人，不要老泡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把家庭搞起来。”他曾让一个19岁的少年，再次走进同妻婚姻。
音乐吧老板的活法，反倒不被认可。“把老婆离了，跟一个老头，这个不好。”老佐说。许多人都如他这样想。音乐吧里有人30岁没结婚，有些40岁离了婚，老佐嗤之以鼻，“一个人就要有一个完整的家，还是稳妥一点，我们就没后顾之忧。”
也曾有人提出和老佐长久在一起，他断然拒绝，“我主要维护的还是家庭。我们在一起又不能去办一个手续，受不到社会的认可。”
今年六月，老佐和三个朋友自己开车，去了长沙、株洲、湘潭。几个老人一起买菜、烧饭，晚上看电视。最后一天，他们在汽车站分手，各自坐大巴车回家，老佐接受不了，要掉眼泪，“这么一把年纪了，真的不能这么搞，投入有点太深了。”回到家，他屏蔽了微信群，找妻子聊聊话，看看小孙子，回归另一个角色。
刘正华已习惯了单身汉的生活。晚上下班，不知道吃什么好，一碗酸菜面，吃了不到一半，剩下了。
大多数时候，他能够独自应付病痛，生痔疮也是一个人跑到医院开刀。但有一次高烧，夜里两三点，头昏脑胀，水在桌子上，可就是拿不到，电话也不知道打给谁。
这样的日子挨到星期六，刘正华邀上四个老头子，自驾三个多小时，又推开了音乐吧的木门。他合计着，几个gay友都单身，将来合租一个大房子，一起养老。退休了，就去不同的城市玩。死了，骨灰就撒在江里，不留下什么。
九月一个深夜，他收到一张截图，是朋友与广州男孩的聊天记录。男孩说，在广州跑遍了湘菜馆，还是没找到刘正华煎鱼的味道。刘正华一夜没有睡好。
他打算等到60岁退休，就去广州找男孩。不管有没有结婚，反正去看看。
想想，还是算了。破镜不能重圆，别再折腾了。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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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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