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046 篇文章
题图：为中国而自豪的“家园归航”第三届中国队全体成员。
作者：王彬彬，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气候传播方向博士，深耕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行动研究者，马达+斯加的妈妈，喜欢和两个孩子一起出发，温柔以待自然万物。作者公众号：HomewardBound南极女科学家行动（ID：gh_624a3d98f183）。
作者写在前面：
几年前因为欣赏“不端不装，有趣有梦”的精神，开始关注奴隶社会，知道一诺是我济南老乡，还是同龄人，高中她读实验，我读附中，在济南相当于清华和北大这种“隔壁”关系，那真是亲啊！
后来读更多她的文章，看她一边当着首代，还办一土，推诺言，把自己当成工具，为了梦想一根筋地拼搏，越发确信她是同类。虽然都在“齐鲁益家”的群里，但一直神交没见过面。
直到前阵子一诺为公务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当着一众人等的面我俩就来了一个“相逢恨晚”的熊抱！不出所料越聊越投机，我一激动把准备出版的书稿发给她，她一激动问我要不要在奴隶社会上来个首发。就这样有了下面这篇字很多的成长故事。
硕士毕业前，我一直问自己：我究竟要什么样的人生？有一天一个估计实在被我问烦了的好友对我说：“嘿，老天爷给你一辈子时间，如果这么早找到了，剩下的时间你干什么？”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后来我就一路走，一路找，一直找。直到从南极归来，我知道，我终于接近答案了。
黑马逆袭：一头扎进中央台
我出生在山东北部的一个县城，小时候父母不经常在身边，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和村里的孩子们疯跑打闹，现在回忆起来，那感觉真是无拘无束。四岁多我跟着父母落户济南。刚被送到幼儿园的第一天，发现周围的孩子能歌善舞，自己连普通话都不会说。
我开始使劲练习，估计“成为最好的自己”的种子是那时候种下的。从小学到大学，我都是家长眼里的好孩子、老师眼里的好学生、邻居眼里的好榜样，中学保送大学，大学保送研究生。为了追求“别人眼里的完美”而加倍努力，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知一片空白。
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工作。新闻中心刚成立一个机动综合组，目标是要做“新闻联播里的焦点访谈”，要采制和《焦点访谈》同水准的内容，但时间从 30 分钟压缩到 3 分钟内，在《新闻联播》里播出。综合组白天和其他组一样跑会议，晚上按照热线电话线索分头出动采制各种调查新闻。同事都是从各地方电视台抽调的有丰富历练的调查报道精英。
调查报道我以前真没干过，只能从大记者们看不上的简讯、特写这类“小片”开始练手。有一次，制片人把我写的稿子摔在地上，说连新闻 ABC 都不懂。自尊心真受不了，回到住的地方哇哇大哭。从第二天晚上开始，就长在电视台二楼的机房里，记者们采访回来都会在这里剪片、写稿、编片，不管认不认识人家，只要有人在干活，就凑过去站旁边看人家是怎么架构文字的，怎么用编辑机，怎么上字幕。一点点从头学，每天撑到半夜才回去，白天照常报选题跑“小片”。
一个月结束了，工作量统计出来，我发了30多条新闻，虽然还做不出调查报道，但也有几条上了新闻联播简讯，当月业绩排进全组前三。再见到我，制片人说，没想到，你还是匹黑马啊！
▲ 2004 年国庆节“黑马”出现场。
在中央台的日子过得飞快，我逐渐适应了作为机动组的常规状态：24 小时随时待命，哪里危险去哪里，白天西装革履上两会，晚上乔装打扮下基层。调查报道成了家常便饭，没少和被采访对象斗智斗勇。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跑遍了所有省份，见识了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人。尽管经历丰富多彩，也常有浮光掠影的遗憾。再后来，跑得越多，一直追问自己的问题又浮现出来：这是你想要的人生吗？
情归阿里：属于你的世界可以更大
2005 年，西藏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新闻中心要派队伍进西藏兵分几路做专题报道。我们这支能吃苦能战斗的队伍被分到了条件最艰苦的阿里地区。采访全程五万里，搓板路、麻点路、洪水断路，翻雪山过戈壁，一个月时间我们在平均海拔四千五米的祖国西陲画了一个圈。
在阿里，有一座在藏区非常有地位的神山 — 冈仁波齐，又被称为“万山之源”，是苯教、印度教和藏传佛教公认的“世界中心”，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信徒来朝圣，用转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虔诚。我们赶到冈仁波齐山脚下拍摄转山人，看他们一步步叩着长头，不管老人还是孩子，一样的虔诚。
▲ 采访转山人。
冈仁波齐一山有四季，刚才还艳阳高照，转瞬就乌云密布。正拍摄的时候，鸡蛋大小的冰雹忽然砸下来，赶紧收了机器往车里跑。这时候身后传来悠扬的歌声，开始是一个人唱，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歌声萦绕在半空中，在云雾里盘旋，和冰雹抗争。我被歌声吸引，拽着摄像往回走。
眼前的画面让人震撼：那些转山人无论男女老少脸上都洋溢着超然的平静，在此起彼伏的歌声里继续行着长头大礼往前走，不在乎前方有没有泥泞，不在乎冰雹砸在脸上疼不疼。纯粹的歌声直击心灵，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
在阿里，我感受到不一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尽管不一样，但并不冲突，反而因为多元而美好。从阿里回来，我离开了中央台，世界很大，我想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很快，我入职一家旅游杂志成为专题编辑，专门负责和各国驻华使馆和旅游局打交道，开发高端旅游线路，并第一时间去踩线体验。那两年我去了好多国家，头等舱、奢侈酒店、米其林餐厅是每次出差的基本配置，我需要做的就是衣着光鲜地尽情体验，回来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发表就行了。
第一年，这种状态真让人兴奋，很享受这种“高端”的生活方式。第二年，开始觉得哪里不对劲，觉得自己飘在空中，心里没有着落，自己的工作状态和我了解的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距离太远，花花世界于我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不是我要的人生。
有一次去西昌螺髻山采访，管理站的站长是彝族人，带着我在漫山遍野上百年的杜鹃古树中边走边聊。了解到管理站很穷，第一反应是山顶移块平地盖个庙赚点香火钱补贴一下。站长说：“王记者，您去过很多国家，我一辈子就在这个小地方，我的见识肯定没您多。我只知道，彝族祖先说这片山、这些树不是我们的，是子子孙孙的。我要替我的子孙看护它们，不能动这里的一草一木。”那一刻，真是非常惭愧。足迹踏遍万水千山又如何？打开这个世界的，有很多钥匙，不是吗？
▲ 在大凉山深入了解彝族生活。
2008 年，汶川地震。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灾区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剧，泪如雨下。心里的声音说，我想去灾区帮助那里的人。可彼时彼刻的那个我除了会扛摄像机、写稿、采访、出镜主持、编片子，还会什么呢？真去灾区又能帮上什么忙呢？
这时候一家国际人道救援与扶贫发展机构在中国招聘媒体官员，帮助他们推进灾后重建工作报告。太适合我了！我加入这家机构，有了去灾区的机会，通过走访灾民完成自己的工作。那段时间虽然辛苦，但心里终于踏实了。
哥本哈根：一脚踹出新大陆
《汶川地震一周年工作报告》顺利发布，帮助捐款人了解了他们捐的每一分钱都花到了刀刃上。刚从繁忙的工作中喘口气，领导把我叫进办公室：“年底要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你去吧！”就这样，2009 年 12 月，我被一脚“踹”到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这次大会被媒体定义成“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出发前看了大量气候变化的资料：气候变化是在一定时间尺度内年平均温度的变化，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排放过量温室气体造成的，近百年来呈全球变暖的趋势。这个概念有点抽象，我专门去甘肃农村考察，想了解当地贫穷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
▲ 1951-2016 年，从绿到红，中国年平均温度明显升高。
在村口，遇到一位盖房子的老人家。考察就从唠嗑开始，我随口问了一句：“大爷，您知道气候变化吗？”原以为气候变化是专业术语，这么问是有点难为大爷了。可大爷把手里的铁锨一撂说：“我当然知道啊！以前这个地方十年九旱，这十几年是十年十旱，原来三月份会下点雨，现在雨不下了，今年还下冰雹了，我的玉米全被砸死了！”大爷带我来到玉米地边上，顺手掰下一个玉米棒子。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可打开一看，里面的玉米粒全是瘪的。这一幕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农民靠天吃饭，天变了，农民就吃不上饭。这就是气候变化最直观的负面影响。
有了这次调研，心里有了底。在哥本哈根，我和国际团队的同事们跑前跑后为莱索托这类容易被忽略的非洲小国张罗媒体发布会帮助他们发声、组织谈判专家为中国媒体提供培训、协调各种双边会见，自己还得抽空补课给媒体写专栏，白天过哥本哈根时间，晚上过北京时间，忙得不亦乐乎。两周时间，顾不上吃饭成了“家常便饭”（后来回国一称，瘦了 12 斤，真没想到参加气候大会还有减肥的功效！）。
▲ 我在哥本哈根现场。
第二周，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到哥本哈根大会现场，紧锣密鼓会见联合国和各国领导人，积极斡旋希望推动这次大会取得实质性进展，看到中国的努力，我为自己的国家深感自豪。但是，190 多个国家实在是众口难调，最后不但没有达成各方期待的法律协议，西方媒体还顺手把谈不出成果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巨大的落差面前，心里堵得难受，塞满了委屈。
回国后，我开始积极推动多方合作，搭建对话平台，气候变化成了高频词。我也注意到，在国际场合，不能只强调政府怎么说，民意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2012 年，组织第一次全国范围公众气候认知调查，了解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情况。结果令人振奋，超过 90% 的受访者对气候变化有起码了解，并支持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在年底的联合国多哈气候大会上，时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 Christiana Figueres 引用数据肯定中国贡献。
没过多久，机构要组建第一支气候变化的专业队伍，毫无悬念，我成了这个新团队的带头人，设计实施战略，国际层面持续跟进联合国气候谈判，国内层面和伙伴一起开展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政策研究，动员公众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涉及到的主题从农业到生物多样性，从贫困到公正，从女性到青年，这才发现，只要是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议题，都和气候变化有扯不开的关系！一边学一边干，在新知识面前，每天都像打了鸡血！访村入户、组织专家调研、设计试点、发布研究报告、开展公共演讲、设计灵活多样的活动鼓励公众参与。对团队每一个人来说，那都是一段闪光的日子。
2015 年，我们共同推进的陕西宇家山村低碳适应与扶贫综合试点入选“全球发展中国家低碳可持续最佳案例”。那年 12 月，我在现场见证了 190 多个国家通过《巴黎协定》，雷鸣般的掌声中我泪如雨下。这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国际协议，更是全人类合作的丰硕成果，这里面有政府的主导性贡献，也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看到了这个世界最好的一面。
▲ 通过这段视频，回到《巴黎协定》通过现场。
越南南宁：从日常到永远
2016 年 8 月底，我陪同国家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带队的政府代表团考察乐施会越南项目点。解主任一生执着于环境保护事业，带领中国赢得了国际尊重和认可，是有全球影响的业界领袖。
越南是世界上五个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一行驱车三小时到达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第一线南定省 Giao Xuan 公社。站在大坝上，当地村民指着一片汪洋说：“这里最早是农田，海平面上升改种植水稻，海水进一步倒灌，现在只能养殖海蚌了。”从农业到渔业养殖，村民们不得不被动适应气候变化，改变着生产模式。气候变化的威胁面前，环球同此凉热。
▲ 解主任（右二）站在越南气候一线考察实际情况。
考察结束后，解主任与村民们围坐一起交流：“你们的经验让我看到减缓和提高适应能力要和脱贫、发展经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生态得到保护的同时，改善村民的生计，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他还强调：“这个项目有各级政府部门、国际组织、本土机构、公司和村民一起参与，是非常好的模式，应该写进《巴黎协定》的落实中。”协同治理、多元参与，我确信自己摸到了通往可持续发展大门的钥匙。
吃饭的时候，解主任转头问我：“你为什么一直推进多方合作？”我想当然地回答：“这是我的工作啊。”解主任语重心长地说：“应对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份工作，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一刻，豁然开朗。
此行之后不断追问自己，自己在这个领域收获那么多成长、信任和支持，如果是一份事业，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对了，可以把我经历的写出来，帮助更多人了解中国多元气候治理的道路！
2018 年 4 月，我的专著《中国路径》正式出版，读者反馈是“气候圈入门指南”，正是我的初衷！很快，这本书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签约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 —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我可以向国际社会好好讲讲中国故事了！（感兴趣的朋友们点文末“阅读原文”可购买。）
心怀感恩把新书送到了解主任办公室。解主任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只能实话实说，还没想好。摆在眼前“名利双收”的选择倒有几个，但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内化为一份事业，我不甘心看着它受到美国退群冲击，不甘心《巴黎协定》受到任何负面影响，但在大国博弈面前，我作为个体还能做什么呢？讲完心里的困惑，解主任笑了：“不甘心是吧？来我的研究院！”
就这样，我加入了一支全新的超能陆战队。解主任把自己获得的可持续发展奖的全部奖金捐出来，在清华大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这支队伍的使命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贡献创新方案，概括起来是这八个字：气候征程，携手共进！
▲ 解主任团队在纽约与盖茨先生团队交流，右一是一诺，右三是我。
南极：我要的人生正是我在经历的
2019 年是我入行气候事业的第十年。十年是人生中不长不短的一个节点，我想送给自己一个纪念。就在这时候，看到了“家园归航”的招募启示。十年培养 1000 名女性科学家领袖，送她们去南极考察，太酷了！我要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我报名并入选了“家园归航”，和 26 个国家 90 位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女性一起启程南极。她们是和我一样热爱自己事业的女性，是关心气候事业的战友，这一路一定能碰撞出不少火花！
南极行程丰富多彩：登陆与各国科考站进行交流、坐冲锋舟考察冰川形态，还会专门安排观察动植物。和美国 Palmer 科考站交流的时候，站长介绍了他们在南极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观测工作，我们问美国总统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会影响你们吗？站长坚定地说：“不会！科学家是为全人类工作！”
▲ 和美国科考站工作人员交流现场。
在阿根廷 Corlini 科考站，工作人员给我们展示了记录南极温度变化的第一代温度计，三十年前，这个科考站周围没有陆地，现在附近的冰川已经全部融化。
在 Danco 岛，冰川融化跌落海中的巨大轰鸣穿透无边寂静，刺痛我们的牙齿、耳膜，更痛的是我们的心。
▲ 冰川塌陷，拍摄者是Arthee，HB3队友。
在 Paulet 岛我们看到成千上万只阿德利企鹅，她们对我们的“闯入”丝毫不介意，充分展示了原著民的友好和自信。长期研究南极的 Sharon 教授告诉我，南极动物的食物大部分都是磷虾，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暖化和人为捕捞已经影响到磷虾的产量，一定程度上，人类用自己错误的行为破坏了南极动物平静的生活。
期待中的考察收获不浅，和 20 多个国家的女科学家们日日夜夜的交流和研讨也深深触动着内心。聊工作、聊家庭，别人眼里的这些“女超人”、“女汉子”，其实都有职场和家庭的纠结，有当妈妈的辛苦，有对家人的感恩与愧疚、有追求学业遇到的坎坷，有寻找归属感的困惑。我们很不同，但我们又何其相似。
周围很多人不理解我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和船上的姐妹们聊过才发现，乌斯怀亚号上能多轨同步推进人生的女性远不只我一个！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心里有梦、眼里有光，背后有支持：坚守热爱的事业，深爱值得爱的人，遇到坎坷挫折也会痛苦流泪但不会轻言放弃，对人生的态度都有点一根筋。在船上我学会一个词 — Stubborn Optimism，对，执着的乐观！
▲ 在家人的支持下，抱着马达考的博，怀着斯加写完论文，拿下了博士学位。
南极的夏夜是明亮的，太阳懒散地挂在天边，不肯落下去。乌斯怀亚号在平静的南极海面上缓缓行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前执行秘书长 Christiana Figueres 的一堂课让我记忆犹新。没错，就是 2012 年引用我调研数据肯定中国贡献的 Christiana，她在 2009 年全球气候治理跌至冰点后接棒主持秘书处工作，以人类学家的热忱和耐心感召 190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重新走到一起通过了《巴黎协定》。
Christiana 的任务是带大家打通自我、他人与环境的关系。有一个环节是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实话，最想分享在哥本哈根感受到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成见，但看着台下坐着这近百号来自不同国家的姐妹们，她们对中国的了解有多少？她们能理解我的感受吗？
发言前一秒还是纠结，不过既然是梗在心里的结，有这个机会就说出来吧。我讲了在哥本哈根看到的中国的努力和最后时刻遭遇的不公正，讲了这次经历带来的巨大的羞辱感如何激励我用各种方式帮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帮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讲述的时候有种豁出去的心态，不管有没有人理解，反正是把憋在心里的话倒出来了！
▲ Kylie 回国后第一时间将我分享的照片发了 Facebook，说她看到了最好的中国。
终于讲完了，对面好几个人鼓着掌站起来，紧接着，所有人都鼓着掌站起来。Christiana 激动地说：“中国从 2009 年国际制度的跟随者，变成 2015 年《巴黎协定》的重要推动者和贡献者，直到成为今天的引领者，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尊敬！”又一次，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这一次是感受到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被爱、被接纳、被尊重后从内心迸发的幸福的泪水。
南极归来，与习惯追求“别人眼里的完美”的那个自己握手言和，卸下了伪装坚强的面具和肩头的包袱，重新学习自我肯定与鼓励，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越来越多的时候，感受到内心的柔软，有时候，它是脆弱的，不过我喜欢这种脆弱，因为真实的情感和泪水才有滋润心灵的力量。摆在面前的，还有很多书要读，很多知识要学习，很多朋友要认识，很多成见要打破，很多成长要经历。心里越来越清楚，我要的人生，就是正在经历的！（2020 年开春，也将出版我们的南极日记和成长故事，一起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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