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18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人才公租房项目的3号楼率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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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2017年起,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有超过150个城市陆续出台各项人才政策,以购房补贴、开放落户、给予购房优惠为主。
  • 当前的政策,已经从过去的福利性保障性质,转化为对“稀缺性资源”的一种奖励性质,成为各个城市保障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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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卢宝宜
责任编辑 | 顾策
在人才房政策上,南京走在了前面。
2019年11月7日,南京市出台人才购房新政,全市所有在售房源向海内外人才全开放,并为人才开辟优先购房通道。简单来说,就是只要上市的商品房,一律先给人才购买。
面向整个商品房市场,如此“简单粗暴”地给予人才优惠,南京市的新政在全国尚属首例。
南京市的人才安居政策始于2017年,在《南京市主城区“十三五”保障性住房建设指导意见》中,人才安居房被列入保障性住房。截至目前,南京市人才安居受益量已达到13.1万人,累计发放补贴9.4亿元。
从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查阅可知,2018年南京市对各类人才共计6314户发放了人才租房和购房补贴,全年市、区财政新增安排人才安居补贴资金3835.39万元。
2018年南京市对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约2200户、外来务工人员约1400人发放了租赁补贴,全年市、区财政新增安排住房租赁补贴资金2271.51万元。相较之下,无论从补贴人数,到补贴资金,都低于人才安居工程。
保障性住房原属于社会福利体系,此前一直以来主要面向中低收入人群以解决他们的住房难题。但从十年前开始,“人才房”的概念出现在保障性住房体系中,越来越多的福利向人才保障房倾斜。
不仅在保障房体系里有特定的人才安居住房,在市场体系中,若买商品房也能优先购买。人才,真的比穷人更需要福利吗?
1
半价房、别墅
国内最早的人才房,属于经济适用房的一部分。
杭州是最早一批创新推出人才房政策的城市代表。2008年起,杭州先后推出了3批共计756套人才专项用房,配售给各个系统的人才。随后,杭州市人才专项用房建设领导小组成立,正式拉开了杭州人才房建设的序幕。
2010年,杭州宣布《人才专项用房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未来3年将供地1500亩,用于建设人才专项用房150万平方米,每年新开工不少于50万平方米。
根据规划,2010年的50万平方米人才房,被纳入同年杭州119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指标中,占到近一半的份额。
据官方介绍,人才专项用房是杭州保障房体系中,除公租房、经适房、廉租房、限价房、危改房外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系列。
考虑到保障性住房的特点,人才专项住房基本按照成本价出售,确保人才专项住房售价控制在同类地段商品房价格的50%左右。
2010年,杭州市区房价突破2万元/平方米。能以近一半的价格购买到人才专项用房的政策,迅速引发市场关注。
引起舆论热议的还有,2009年杭州在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白马湖生态创意园安排了200套、面积300平方米的景观别墅房,向大师级人才提供10-20年租期,前5年租金全免。
虽然后续杭州西溪湿地国家公园管委会解释称,这200套景观别墅房不属于保障房体系下的人才专项用房,只是为了吸引文化名流,响应市委市政府构建“全国文创产业中心”的重要举措。但已然触发了舆论对人才专项房公平性的质疑。
这些选址大多位于黄金地段、价格却只需市场价一半的人才房,配售给了谁?按规定,申购杭州“突出贡献人才专项用房”的人士,主要门槛有:对杭州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经营管理和高技能人才,荣获过市级以上各类荣誉称号者,现属无房或福利性实物分房建筑面积低于100平方米。
以2009年年末杭州公示的216套“突出贡献人才专项用房”为例,当中不乏杭州大型企业负责人或部门主管,包括杭州天堂伞业集团总经理王奇伟、中国重汽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销售部总经理王根生、杭州民生药业集团副总经理陈稳竹等人。
2010年后,杭州还将人才的覆盖面从7大系统扩大到9大系统,不仅新增了政法系统和机关事业管理局的人才,还将入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等4大国家级榜单的大企业都纳入系统中,平均每家大型企业每年可获人才专项用房1000套。
不管是官员、名流或企业高管,收入并不低,却占据了不少的保障性住房资源,是否有违公平?面对市场的质疑,杭州市人才办副主任徐国联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保障性住房是分层次的。杭州已经有足够数量的经济适用房和仍在加建的公共租赁房给到中低收入人群,也需要惠及不同层面的人才。
不过,仍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在2010年就曾发表文章《人才专项用房为何不妥?》,当中提到,如果这个人才在杭州买不起房,那就称不上杰出,不该成为奖励对象;如果这个人才买得起房,却又享受政府福利,那就是政府设计的福利制度出现问题。
“很不幸,杭州市政府的人才专项用房就是这样,这个保障用房已经脱离福利的初始含义,而成为了各界精英从政府攫取超额市场回报的手段,甚至还可能成为某些机构和个人寻租设租的通道。”傅蔚冈写道。
近十年过去,杭州在三年人才专项住房计划后,开始按照“分层次、保无房”的原则,以现金补贴为主的形式,为不同类人才给予相对应的购房和租房补贴。同时大力发展人才租赁房,明确2018-2021年要开工建设5万套人才专项租赁住房的目标。
傅蔚冈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人才保障房的政策仍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不管是哪个城市或哪个时期,人才的奖励应该从市场获得。政府给予福利的本质是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对于人才的奖励可在精神层面上,不宜直接奖一笔钱或半套房。
“人才保障房应该和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划清界限。”傅蔚冈称。
2019年10月15日,深圳福田宣布将面向先进制造业企业推出300套人才住房,以解决1000名左右产业人才的居住问题。图为福田柠盟人才公寓。(视觉中国/图)
2
脱离保障房体系
深圳也是人才房政策的先行者。但深圳推出的人才安居房,逐渐与保障性住房体系脱钩。
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住房研究会会长陈蔼贫参与了当年深圳人才安居工程政策的讨论。据他介绍,2010年以前,深圳保障房以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为主。但这个保障体系并不能覆盖到所有有住房需求的市民。
于是,在2010年,深圳创造出一个新概念——安居型商品房,并将其纳入保障房队列。这个安居房主要面向两个人群:一个是既不属于经济适用房保障范围又买不起市场商品房的“夹心层”市民,另一个则是人才。
深圳自此每年将建设安居房,建设比例不低于全市商品住房总建筑面积的30%。同时,安居房中面向人才的房子,比例不低于60%。
2010年,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住房补贴拟发放人员名单中,赫然列着包括腾讯、华为、TCL等众多知名企业高管的名字。
根据文件,腾讯CEO马化腾每月可获得3100元的购房贴息。而在当年的《胡润IT富豪榜》中,马化腾以总资产293亿元位列全国第二。
除了人才安居房以外,深圳还不断提高公租房中面向人才的比例。从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的60%提到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的80%。
2014年,深圳开始对重点企事业单位定向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当中主要是面向人才的公租房。其中,不少企业将公租房“以租代售”,将人才房的资产流到了这些企事业单位领导手中。
在这段时间中,深圳楼价持续高涨,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声也随之增加。不少专家指出,在住房不平等的问题日益严峻下,人才房不应该挤占保障性住房的指标。
为了防止人才房的政策变种走样,2016年,深圳发布《住房保障发展“十三五”规划》,对保障体系再次做出了调整,要求人才住房实行封闭流转,由政府回购后再转让。此前的经济适用房或安居型商品房,都可在购买5-10年后变为商品房产权。
也是从“十三五”开始,深圳人才安居房从住房保障体系中相对分离,形成了以人才住房与保障性住房双轨并行为核心的公共住房体系。
最新的政策是,2018年深圳发布了《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提出将进一步开建公共住房。目标到2035年,新增170万套各类住房中,人才住房占比达到20%,售价则为同地段市场均价的60%。
不过,这项被舆论普遍称为“二次房改”的政策,也招来了不少批评意见。
经济学者马光远在《财经观察家》栏目直言,人才房是深圳二次房改里,甚至长期以来的槽点。
对于人才房是否会占据保障性住房的比例,陈蔼贫透露,深圳已经在针对人才住房制定新的政策,有可能在年末出台,未来人才房将完全独立于保障性住房体系之外。
3
发展经济的手段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王业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的政策,已经从过去的福利性保障性质,转化为对“稀缺性资源”的一种奖励性质,是各个城市保障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2017年广东省“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呼吁:广州应借鉴深圳探索建设人才安居房的经验,留住人才方能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随后,广州市宣布,将新就业大学生、青年专业技术人员等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同时新增供应1.2万套公共租赁住房,主要面向新就业无房职工。
北京最早在2014年就已向深圳学习,推出了类似安居商品房的自主型商品房,并在2017年升级为共有产权房,规定30%的房源给到“新北京人”,指在京稳定就业的非京籍无房职工和各类人才。
从2017年起,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有超过150个城市陆续出台各项人才政策,以购房补贴、开放落户、给予购房优惠为主。
相较过去门槛较高的高科技专业人才或突出贡献人才,包括大学生、公务员、教师、技工等更多领域的人才也被纳入统计口径,进入各地人才房的保障范围内。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国内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增长,地方官员有对政绩工程的“竞争”。尤其近年来,国内正在告别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人才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才鼓励可以有,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是税收减免的市场化方式,减轻初创企业和人才的负担。但是国内人才房的政策,用行政手段实际摊薄了本应给到低收入人群的资源和保障,是不合理的,将进一步扩大社会的不公。”吴木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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